為什么整個亞洲唯有日本成功革新，成為了唯一一個亞洲列強國家？

1894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我們習慣痛罵慈禧挪用軍費、李鴻章避戰保船。但這些只是表象。

真正的死因，早在20年前就已經注定。當大清官員還在捧著《萬國公法》做著“以夷制夷”的春秋大夢時，日本精英卻在德國柏林的酒桌上，抄走了西方列強真正的起家秘籍。

被隱藏的“致富經”——為何日本敢對自由貿易說不？

1871年12月，橫濱港。一支規模龐大的“巖倉具視使節團”登船出海。這群人里，有后來的“維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有“憲法之父”伊藤博文。他們幾乎搬空了日本行政班底，目的只有一個：去看看西方到底為什么強。

他們去了美國，去了英國，最后在德國找到了答案。

在柏林，大久保利通見到了“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沒跟他說什么“自由民主”，而是指著地圖說了句大實話：“方今世界，所謂公法，一旦大國爭利，利己則執公法不動，若不利則翻以兵威相見。”

翻譯過來就是：公法是給弱者看的，強者只信大炮。

這番話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日本人的腦子。大久保利通當即給國內寫信：“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即使我一個人，也要維持這個國家！”

日本大藏省官員若山則一，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保護稅說》，把德國人李斯特那套“經濟民族主義”搬回了日本。

李斯特的邏輯很冷血但很管用：落后國家如果搞自由貿易，只會被先進國家沖垮，淪為原料產地；只有豎起關稅高墻，即使產品貴一點、差一點，也要讓本國工業在搖籃里長起來。

伊藤博文在美國考察時也看穿了這點。他在給政府的報告里寫得明明白白：英國人勸我們搞自由貿易，是“謀求自利之術，對我國有大害”；日本必須像美國一樣，設置關稅保護，發展國貨。

于是，日本關上了國門。他們不像大清那樣沉迷于在口岸“稍分洋商之利”，而是哪怕頂著不平等條約的壓力，也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他們引進了美國學派的帕申·史密斯當顧問，把保護主義奉為治國圭臬。

反觀大清，從洋務派到啟蒙思想家（嚴復除外），幾乎沒人聽說過李斯特。他們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當真理，以為只要賣賣茶葉生絲、買買洋槍洋炮就能富國強兵。

從“天賦人權”到“狼群法則”——日本精英的集體黑化

有了槍炮和工廠還不夠，日本還需要一套能讓自己心安理得去搶劫的“強盜邏輯”。

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思想界也曾流行過一陣“天賦人權”。啟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四十歲之前滿嘴都是“自由平等”。但當他讀完達爾文的進化論后，整個人生觀崩塌了。

1882年，加藤弘之出版《人權新說》，徹底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理論。他說：人類社會和動物界一樣，哪有什么天賦人權？只有“優勝劣敗”的鐵律。

他的邏輯極具煽動性：資源是有限的，為了生存，競爭必然殘酷。強者控制弱者，是天然的法則。既然西方列強能搶，為什么日本不能搶？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迅速席卷了日本精英層。他們不再把侵略看作罪惡，而是看作“文明進化的必然”。加藤弘之甚至露骨地說：開明人種壓倒未開人種，掠奪其土地，就像自然界里吃掉弱小動物一樣，無所謂善惡。

這就是日本為后來侵略擴張鋪設的理論基石——把強盜行徑“科學化”、“正義化”。

另一位思想巨頭福澤諭吉，說得更直白。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把世界形容為“禽獸相食”的戰場。他問日本人：你們是想當吃肉的獵人，還是想當被吃的兔子？

福澤諭吉給出的答案是：“脫亞入歐”。

這里的“入歐”，不是去學西方的禮儀，而是去學西方怎么當殖民者。他在《脫亞論》里寫道：日本不應該等待鄰國（中國、朝鮮）開明了一起振興亞洲，而應該擺脫他們，與其為伍不僅無益，反而會因“近墨者黑”被西方看不起。

對待中國和朝鮮，日本要像西方人那樣去對待他們。

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這些明治政府的大佬，全是這套理論的信徒。他們繼承了吉田松陰的擴張思想，并用社會進化論進行了包裝。在他們看來，條約可以撕毀，鄰國可以踐踏，只要為了日本的“生存進化”，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

日本就這樣完成了一次集體的精神黑化。他們從受害者，搖身一變成了加害者。他們不再是被西方堅船利炮嚇壞的島民，而是渴望加入列強俱樂部、甚至比列強更貪婪的“亞洲餓狼”。

被算計的甲午——這根本不是賭博，是“收割”

很多人認為甲午戰爭是日本的一次軍事賭博，贏了是運氣。

大錯特錯。這根本不是賭博，這是一場預謀已久的“工業收割”。

早在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殺，出兵臺灣，逼迫清政府賠款50萬兩。這不僅是試探，更是為了驗證俾斯麥那句“弱肉強食”的真理。

嘗到甜頭的日本，胃口越來越大。伊藤博文后來直言不諱：這一戰的目的，不是為了什么虛榮，而是為了“消除工商業利益擴張的障礙”，必須給日本帶來資本主義的實利。

日本的工業化需要原材料，需要市場，而狹小的島國給不了這些。按照李斯特經濟學和帝國主義的邏輯，唯一的出路就是——搶殖民地。

這一仗，日本必須打。

反觀清政府，直到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還在寄希望于“國際調停”。他以為西方列強會講道理，以為《萬國公法》能約束日本。他根本沒看懂，此時的日本早已不是那個“一衣帶水”的鄰邦，而是一架精密運轉的戰爭機器。

甲午戰敗，不僅是軍事的潰敗，更是戰略認知的全面崩盤。

馬關條約一簽，2.3億兩白銀（含贖遼費）流入日本。這筆巨款，相當于日本當時4年的財政收入。日本拿它干了什么？85%用于擴軍，剩下的用于建立八幡制鐵所、推行金本位。

這才是最致命的。中國的賠款，變成了日本下一輪侵略的本錢；中國的血肉，滋養了日本的工業筋骨。

十年后，1905年，日本用這支脫胎換骨的軍隊，在對馬海峽擊敗了俄國。那一刻，日本終于拿到了列強俱樂部的入場券，成為了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強國。

而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回看這段歷史，中日大分流的根源，不在于誰的船堅炮利，而在于頂層設計的降維打擊。

日本看清了西方崛起的本質是“保護工業+殖民掠奪”，于是舉國體制去模仿，去執行。清政府卻還在做著“中體西用”的迷夢，以為買幾艘軍艦就能自強，對外貿易還在讓人家“分利”。

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留下的教訓血淋淋地擺在那里：

一個國家若沒有獨立的工業體系，沒有清醒的戰略認知，再多的GDP也不過是強盜眼中的肥膘。

參考資料：

【烏有之鄉網刊】賈根良：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2019-03-17

姜德詠：日本明治維新為何能成功　環球時報　2018-06-14

民族擴張理論與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　《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　2020-03-02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比較分析.歷史研究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與啟示　劉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