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弟為他慘死酷刑，胡伯才毅然脫長衫加入抗日游擊

1938年秋天，日軍第六師團占領湖北鄂城。敵人沿著長江推進，很快打破了胡林鎮的平靜。風聲越來越緊，鎮上的私塾先生胡伯才，早就在堂叔、中共地下黨員胡鳳安的引導下，秘密參與情報工作。但戰火還是燒到了他家門口。那年冬天，偽軍魯興安部在深夜包圍了他的家。敵人沒有抓到他，就把他的弟弟胡子議抓走，押到葛店據點。

為了逼問胡伯才的下落，偽軍對胡子議使用了名叫“鐵搖窩”的酷刑。這是一種釘滿鐵刺的刑具。胡子議始終沒有說一個字，最后死在獄中。弟弟遇害后，胡伯才安葬了親人，就向組織堅定地請求放下筆拿起槍。

組織考慮到他有文化、熟悉本地情況，而且斗爭意志堅定，同意了他的請求。胡伯才就這樣加入了樊湖抗日游擊大隊。他脫下長衫，換上粗布衣服，那雙拿慣毛筆的手，開始學習使用老舊的“漢陽造”步槍。他練得很認真，從裝子彈到瞄準射擊，每個動作都一絲不茍。

因為他心思細、肯動腦，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擔任了游擊大隊手槍隊隊長。這支精干的小隊就像一把藏在暗處的刀子，專門執行潛入敵占區偵察、懲辦漢奸、獲取情報這些危險任務。

他們的第一個重要目標，是葛店一帶臭名昭著的漢奸胡秋寶。1941年的一天，機會來了。胡秋寶單獨外出。胡伯才接到報告，馬上帶人趕去。行動地點離日軍炮樓太近，他下令不準開槍。隊員們悄悄摸進屋里，胡秋寶還沒反應過來，就被胡伯才迎面一拳打倒在地，隨后用屋里找到的柴刀處決。整個過程又快又安靜。

更大的考驗在1942年秋天到來。大漢奸董漢生是駐樊口日軍頭目狄村的親信，為人狡猾多疑。上級決定除掉他。胡伯才經過多次偵查，確定董漢生晚上一定會去樊口街的戲院。他在敵人據點附近設下埋伏，自己帶著十多名隊員化裝成觀眾混進戲院，外面還有近百名隊員接應。

董漢生帶著護衛剛進場，一名隊員不小心暴露了。董漢生反應很快，拔槍就打傷了一名隊員。關鍵時刻，胡伯才從側后方猛撲上去，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用短刀直刺要害。等戲院外的日軍聽到動靜趕來時，他和隊員們早已消失在黑夜的街道里。這次行動沉重打擊了敵人和漢奸的氣焰。

這幾次干凈利落的行動，反映出胡伯才既有膽量，又很細心。他在隊伍里的威信越來越高，職務也隨之提升。1943年春天，他升任樊湖游擊大隊大隊長，開始指揮更多兵力，應對更復雜的局面。

同年7月，他奉命護送鄂南中心縣委機關轉移。快到目的地范家墩時，得知國民黨頑固派馬欽武部已經搶先占領了這個村子。上級命令他前去偵查。胡伯才選了二十名隊員，化裝成挑湖草的農民進村。摸清是頑軍隊長姜少春帶著三十多人駐守在這里。

他決定擒賊先擒王，分兵控制外圍，自己帶人直接沖向姜少春所在的民房。屋里的人正在打牌，聽到動靜就問：“誰？”胡伯才用方言回了句“挑湖草的”，話還沒說完就踹門沖了進去。姜少春伸手要掏槍，胡伯才搶先開槍，把他擊斃。剩下的頑軍頓時亂了陣腳，全部被俘虜。

這一仗沒有傷亡一人，還繳獲了三十多支槍。這樣的戰斗展現出他既有勇氣又有謀略的指揮能力。到了1944年冬天，他調任鄂南游擊大隊大隊長，活動范圍和肩負的責任更大了。

職務的提升意味著更大的壓力和風險。1945年，抗戰快要結束了，但鄂南地區的敵我斗爭反而更加復雜。胡伯才帶領的鄂南游擊大隊，在日軍、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縫中周旋。懸賞捉拿他的布告貼滿了沿江鄉鎮，賞金高達八百銀元，可他總能在敵人合圍前悄悄轉移。老百姓說他“長了順風耳”。

他的戰術越來越靈活，隊伍時而集中時而分散，專門在敵人行軍的路上打冷槍，或者夜襲孤立的哨所。繳獲的彈藥有限，每一槍都要力求有收獲。這種打法讓兵力占優的敵人疲于奔命。

1945年3月，抗戰勝利在望，但盤踞在談家橋的國民黨第九戰區別動隊廖義華部，仍然熱衷于搞摩擦。新四軍五師鄂南指揮部決心拔掉這顆釘子，命令胡伯才的部隊為主力四十一團和四十四團擔任向導并配合作戰。

3月9日，戰斗打響。胡伯才對這一帶地形非常熟悉，他親自帶領突擊隊，沿著熟悉的路線向談家橋街市猛攻。廖部依靠房屋和工事頑強抵抗，戰斗十分激烈。在指揮沖鋒時，胡伯才中彈，傷勢非常重。戰士們把他抬下火線，但他終因失血過多，在當天犧牲。

他的犧牲激起了部隊的憤怒，攻擊更加猛烈，最終殲滅了廖部一千二百多人。只是這位讓敵人頭疼多年的游擊隊長，沒能看到即將到來的勝利。

胡伯才的遺體被安葬在他戰斗過的土地上。沒有隆重的儀式，只有并肩作戰的戰友和認識他的鄉親默默送別。他戴過的眼鏡、穿過的舊衣，也許曾保存在親友手中，也許早已遺失在連綿的戰火里。

他離開家時是文質彬彬的私塾先生，回來時是令敵人害怕的游擊隊長。他沒有回到那間充滿讀書聲的課堂，卻用生命說明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意義。他的名字也許沒有寫在宏大的戰役史里，但一直在樊湖的水光和鄉親的記憶中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