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東方風正勁 平凡生命亦怒放——評長篇小說《怒放》

潮起東方風正勁 平凡生命亦怒放——評長篇小說《怒放》

（文/穆青青）

改革開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四十余載風雨兼程，不僅重塑了國家的經濟版圖，更深刻改寫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軌跡。由柳劍祥與吳興旺合著的長篇小說《怒放》，便將目光精準聚焦于這一宏闊的歷史舞臺，以高考落榜青年李源的人生際遇為主線，書寫了一段關于奮斗、抉擇、掙扎與崛起的生命史詩。它既是一曲獻給時代弄潮兒的豪邁贊歌，也是一封寄給故鄉與初心的深情家書。該書由青年作家網策劃，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一、根植現實的鮮活敘事：從高考獨木橋到人生十字路

小說開篇便極具張力，很容易引發讀者共鳴。主角李源“一連四年高考落榜”，短短數字，精準戳中了恢復高考初期那一代青年的集體陣痛。“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殘酷現實，將許多“會讀書”的農村青年擋在了大學校門之外。作者沒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過李源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終“距離投檔分數線的差距，居然比上年還擴大了8分”這一富有戲劇性的結果，宣告了一個舊夢的徹底終結。這種夢想破滅的失落，并非源于個人的懈怠，而是時代選拔機制與個體機遇之間難以彌合的縫隙。爺爺那句“現在你才多大啊？就像日頭才剛剛出山，往后的路還長得很，人生的機會還多得很！”，不僅是對孫子的安慰，更蘊含著樸素的生存智慧，為李源此后的人生轉折埋下了伏筆。

李源的早期經歷——從資溪林場打工被騙工錢的血汗教訓，到機緣巧合成為民辦教師，再到意外高票當選大隊管委會主任——勾勒出一幅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村青年的命運浮沉圖景。這些情節并非刻意編排的戲劇巧合，而是對當時基層社會運行邏輯的真實寫照：人情社會的羈絆、宗族關系的盤根錯節、群眾對“有文化”年輕人的樸素期待與信任。作者通過“七老虎”徐大闖兄弟的百般刁難、新農村建設中的各類矛盾、與鎮領導就水費問題據理力爭等一系列事件，生動刻畫了李源作為基層干部“拼命三郎”的鮮明個性：他既有理想主義的執拗，拒絕繳納不合理水費；也有務實變通的智慧，巧妙化解與徐大闖的沖突；更有破釜沉舟的膽魄，為爭取集體利益不惜采取非常規手段。這些經歷，是他“社會大學”的入門課程，磨礪了他的心性與魄力，也讓他深切體會到體制內辦事的掣肘與局限。

二、下海潮中的生命抉擇：個人奮斗與時代脈搏的同頻共振

促使李源最終下定決心“下海”的，并非單一因素，而是多重內外部壓力的疊加。從內部而言，是身為村支書卻無力帶領鄉親真正脫貧致富的挫敗感與自我懷疑，是“每個月四十塊錢的工資”卻不忍領取的窘迫，更是內心深處對更廣闊天地的本能向往。從外部來看，有妻子張小梅極具遠見的鼓勵與支持，更有改革開放后商品經濟萌芽帶來的巨大誘惑與無限可能。給《江西日報》寫信呼吁重視高考落榜青年的出路，既彰顯了他一貫的家國情懷，也映照出他對自身處境與未來方向的深刻反思。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國農村，他辭職下海的舉動無疑是驚世駭俗的“離經叛道”。小爺爺的惋惜、趙書記的挽留與最終的理解支持、鄉親們“披紅”相送的感人場景，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期價值觀念劇烈碰撞的微觀縮影。趙書記那句“這錢不是白給你的……利息可高了，高得不能用金錢來衡量……要付給七里坪的鄉親、大璜崗的鄉親，甚至是余東的鄉親”，飽含著一位基層領導對人才出走的復雜心緒：既有不舍，更有超越個人與地域的殷切期許。這早已不是簡單的告別，而是一種使命的托付與傳承。

李源的經商之路，從湖南瀏陽練地攤起步，絕非浪漫主義的冒險，而是充滿艱辛與風險的現實搏殺。小說對早期經商環境的描寫真實而殘酷：資金極度匱乏，不得不變賣年豬湊齊本錢；異地謀生孤立無援，舉目無親；市場地頭蛇如龍經理一伙湖北幫的欺行霸市；旅途中遭遇盜竊與暴力威脅的驚魂時刻。在株洲進貨時勇斗地痞、結識平江朋友周光明的經歷，凸顯了李源性格中“講理的怕講蠻的，講蠻的怕拼命的”那股韌勁與血性。這是他從鄉村帶出來的寶貴品質，也是他在商海初期賴以生存的鎧甲。喇叭叔（張小梅的族叔）從吹嗩吶謀生到成立“消殺公司”賣老鼠藥的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絕妙的時代隱喻，象征著草根民眾在政策松綁后，如何憑借一切可能的手段——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技能——抓住生存機遇，盡顯底層生命的旺盛活力與強大適應性。

三、人物群像與情感世界：奮斗者背后的支撐與糾葛

小說成功塑造了一批血肉豐滿、個性鮮明的人物群像，他們共同構成了李源奮斗史詩的背景與底色，讓整個故事更接地氣、更有溫度。

李源無疑是故事的核心。他的形象立體而豐滿，始終處于成長與蛻變之中。他既有知識青年的理想與清高，熱愛文學、堅持投稿發表作品；也有農民的務實與狡黠，發明省肥的土方法助力農業生產；既有基層干部的擔當與魄力，一心為鄉親謀福祉；也有創業者的果敢與冒險精神，敢于在未知的商海中闖蕩；對待鄉親重情重義，對待不公則據理力爭，甚至不惜“拼命”。爺爺傳授的武術，不僅是他防身的技能，更是一種精神賦能，象征著他面對強權與不公時內在的“硬氣”與底氣。他的奮斗，從一開始就不只是簡單的“向上爬”或追逐經濟利益，而是渴望“活得有尊嚴、有意義”，最終升華為“致富之后不忘鄉親”的社會責任感。這種人格成長軌跡，契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君子”與“俠商”的想象與期許。

張小梅是李源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另一半”，更是他事業與精神上的親密“合伙人”。她遠不止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內助。從當年主動追求愛情、大膽表白心意，到敏銳洞察丈夫性格更適合經商并極力推動，再到商旅途中臨危不懼、機智絆倒竊賊，都展現出她超越同時代一般女性的主見、魄力與智慧。她是李源冒險之旅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冷靜的參謀，也是家庭最堅實的后盾。他們的愛情與婚姻，建立在相互理解、志同道合的基礎上，是奮斗路上溫暖而有力的同盟。

爺爺與頂鑒爺爺，則代表了鄉土中國的傳統智慧與精神傳承。爺爺的睿智點撥，比如提醒李源注意班子團結、妥善處理宗族關系，是李源早期應對復雜人際關系的重要指引；頂鑒爺爺破例授武并贈刀，饋贈的不僅是一門技藝，更是一種“武德”與不畏強暴的精神氣節。他們是李源精神故鄉的象征，影響力貫穿其一生。

此外，從最初排斥到最終支持的徐老書記、既頭痛又欣賞李源的趙書記、仗義相助的樂紀偉、從抵賴到和解的何見龍，乃至小毛豆這樣的市井小人物，都刻畫得真實可信。這些人物共同編織起一張豐富的社會關系網，讓李源的奮斗故事更具煙火氣與感染力。

四、地域文化的濃郁底色：鄉音無改與故土情深

小說的一大鮮明特色，在于其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作者長期扎根贛東大地，將故事深深植根于江西東鄉（今撫州市東鄉區）的土壤之中。無論是“崽呀崽”“拉高”“沒名堂”“打亂哇”等方言俚語的嫻熟運用，還是“大蒲扇”“叫雞公”等生動形象的人物綽號，都讓文本充滿了獨特的“鄉音韻律”與生活質感。作者對方言的處理十分審慎，僅在口語對話中適當夾雜，而非全文替代，既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與生動性，又保障了非本地讀者的可讀性，盡顯高超的敘事技巧。

更重要的是，小說通過對故鄉山水、人情、風物的細膩描寫——比如村頭五百年的古樟、磨盤嶺的景致、田間地頭的勞作場景——以及對李源、張小梅乃至序作者曾和好（東鄉籍軍旅作家）思鄉情結的深情抒寫，構建起一種深刻的“在地性”與情感認同。序中引用的詩句“回故鄉 / 如去井上挑水 / 走時 / 我總帶走一擔滿滿的 / 這井水好甜呀 / 我怕干涸 / 于是申請回家挖井”，精準地道出了這種融入血脈的鄉愁。李源的奮斗，始終帶著“東鄉人寫東鄉事”的鮮明底色，他的最終理想，也必然與回饋故土緊密相連。這使得個人的奮斗故事超越了單純的商業成功敘事，與更宏大的家國情懷、文化傳承主題深度融合。

五、藝術特色與時代意義：一部“有筋骨、有溫度”的現實主義力作

在藝術手法上，《怒放》繼承了扎實的現實主義傳統。敘事綿密扎實，細節豐富生動，比如高中時代同學們分食李源咸菜竹筒的場景，寥寥數筆便勾勒出同窗情誼與生活艱辛；情節推進張弛有度，矛盾沖突設計自然且富有張力，像與“七老虎”的對抗、與何見龍的利潤之爭，都扣人心弦。作者擅長在宏大時代背景中捕捉微觀個體的命運軌跡，通過李源這個“小人物”的足跡，巧妙串聯起恢復高考、農村改革、鄉鎮企業興起、商品經濟萌芽、下海潮等重大社會歷史節點，繪制出一幅“近半個世紀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江南社會生活畫卷”。

小說的主題緊緊圍繞“奮斗”二字，但它所歌頌的奮斗，與路遙《平凡的世界》一脈相承，是植根于泥土、充滿艱辛卻又閃耀著理想光芒的奮斗。它不回避奮斗路上的挫折——高考失敗的打擊、打工被騙的委屈、經商創業的艱辛；不掩飾迷茫困惑——辭職前的掙扎彷徨、商海沉浮的不知所措；也不美化人性的復雜——商業競爭中的陰暗面、人際關系中的利益糾葛。同時，小說著力展現奮斗價值的升華：從解決個人溫飽，到追求尊嚴體面，再到扛起社會責任、踐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當下社會“躺平”“佛系”等思潮偶現的語境中，這種充滿原始生命力與積極進取精神的奮斗敘事，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啟示意義，正如序言所言，“不吝于寒之添衣、饑之送食、渴之遞水”，給人以溫暖與力量。

結語

《怒放》是一部精心打磨、誠意滿滿的現實題材長篇小說。它通過李源從高考落榜生到優秀創業者的人生跨越，不僅生動記錄了一代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奮勇搏擊的身影，更深入探討了個人如何在與時代的互動中實現自我價值，如何在離開鄉土后以新的方式回饋故土。這是兩位作者“腳沾泥土，手擷芬芳”的創作結晶，字里行間滿是“人間煙火和泥土芳香”。這部小說，既是獻給所有在時代變遷中不甘平庸、奮力“怒放”的平凡英雄的頌歌，也是一封寫給贛東大地、寫給奮斗青春、寫給永不磨滅的初心的深情家書。波瀾壯闊的時代，終究需要這樣“有大愛、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故事，來銘記歲月、傳遞力量、滋養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