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死后，他的后人去哪兒了？第29代孫移民英國，60歲成世界船王

這些年咱們看慣了各種大男主爽文，覺得包拯這輩子肯定過得特痛快：上斬皇親國戚，下斬貪官污吏，連皇帝老兒都得讓他三分。但如果你翻開真正的史書，你會發現，真實的包拯，活得遠比戲里沉重，也比戲里更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而在他死后，那個曾經一度面臨“絕戶”危機的包家，竟然在近千年后，在大洋彼岸的英國，在波譎云詭的商海里，誕生了一位世界船王。

咱們中國造船業的接單量、完工量，已經連續16年穩居世界第一了。現在的上海長興島、大連船廠，那場面是萬噸巨輪下餃子，LNG船、大型郵輪這種皇冠上的明珠，咱們也是信手拈來。

但如果把時鐘撥回46年前，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那時候，有一位香港商人想給北京捐1000萬美元蓋個飯店，結果錢送不出去，因為有人怕這是給資本家“樹碑立傳”。

這位差點沒捐成款的倔老頭，就是咱們今天要聊的主角，也是那個年代當之無愧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如果你現在去北京三里屯，肯定見過一家很潮的酒店叫“首北兆龍飯店”。現在的年輕人去那兒是打卡、喝咖啡、蹦迪。但在1980年，這塊地皮背后的故事，比現在的偶像劇還要跌宕起伏。

那時候，改革開放的大門剛開了一條縫。包玉剛受邀去北京，住在當時的北京飯店。

他發現一個大問題：北京太缺像樣的酒店了，外賓來了都沒地兒住，床位都要靠搶。作為一個實干派，包玉剛直接掏出支票本：我捐1000萬美元，專門給國家建個高標準的旅游飯店。

包玉剛只有一個小小的請求：這飯店，我想用我老父親包兆龍的名字命名，叫“兆龍飯店”，算是盡個孝心。

結果呢？這事兒卡殼了。當時的觀念還沒轉過彎來。有人嘀咕：咱們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用資本家的名字命名飯店？這不是給資本家立碑嗎？這筆巨款，愣是懸在半空，沒人敢接。

包玉剛這人，骨子里有股“賭性”，但他這賭，又是精算過的。他1918年出生在寧波鎮海。都知道寧波人會做生意，包玉剛也不例外。他其實也是半路出家，早年是在銀行當經理的，日子過得穩穩當當。

到了1949年，他帶著幾十萬積蓄跑到香港。那時候香港啥最火？炒地皮、做進出口。但他父親包兆龍覺得，咱們還是做點穩妥的生意吧。包玉剛卻看上了當時誰都不看好的——航運。

為什么不看好？因為風險大啊，海上風急浪高，還得懂國際法、懂機械。但包玉剛的邏輯很獨特，他把銀行家的思維帶進了航運業。

當時傳統的希臘船王是怎么玩的？那是真賭徒，按次出租，運費漲了就賺翻，跌了就賠光。包玉剛不這么干，他搞長期租賃。

他買來船，直接把船租給日本、歐美的公司，一簽就是三年、五年、十年。租金雖然看著不高，但勝在極其穩定。他拿著這份穩如泰山的租約去銀行抵押貸款，貸了款再買新船，新船再長租……

這一招“滾雪球”，讓環球航運的規模像吹氣球一樣膨脹。到了1980年，他的船隊總噸位達到了2100萬噸，擁有200多艘巨輪。

這是什么概念？當時的蘇聯海軍輔助船隊加起來，噸位都沒他多。美國《新聞周刊》直接把他的照片印在封面上，標題就倆字：海上之王。

他一個華人，硬是在西方人統治了幾百年的海洋上，撕開了一道口子，坐上了頭把交椅。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造船業還在吃老本，技術落后，連個像樣的出口船都造不出來。國際上的船東誰敢下單？那是真金白銀的買賣，誰愿意當小白鼠？又是包玉剛站了出來。

1982年，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剛成立，急需訂單來證明自己。包玉剛二話不說，直接下了訂單。他訂的可不是什么小舢板，而是幾萬噸級的散貨船。

當時國內船廠的技術人員心里都打鼓。包玉剛為了保證質量，把自己弟弟包玉星派回來盯著，還從國外請了一堆頂級的驗船師、工程師來“手把手”教學。

這中間有個細節特別戳人。第一艘船造出來，因為技術不達標，或者延期交付，包玉剛那邊是實打實要虧錢的。但他不在乎這些損失，他說：“我的船，就要在中國造。”

他這是在拿自己的真金白銀，給中國造船業交“學費”。正是因為有了包玉剛帶頭，后來才有了另一位香港船王曹文錦的跟進，才有了國際市場對中國造船的信任。

如今咱們看到中國船廠手里的訂單排到2028年、2029年，別忘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包玉剛推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