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的陶淵明酗酒多年，六個子女全是文盲懶漢，63歲活活餓死

公元426年的深秋，江州鄉(xiāng)間的一扇柴門被敲響了。

聲音很輕，透著一股子怯意。

開門的主人一愣，站在門口的不是流竄的乞丐，竟然是那個名滿潯陽、以前當(dāng)過彭澤縣令的陶淵明。

這一年他61歲。

老頭子衣衫襤褸，臉黃得像張舊紙，在那兒支支吾吾半天，竟是一個字都吐不出來——餓的。

這事兒可不是野史瞎編，是他自己赤裸裸寫進《乞食》詩里的：“叩門拙言辭”。

千年來，教科書里的陶淵明那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圖騰，是“采菊東籬下”的神仙人物。

這個被捧上神壇的“隱士”，其實是一個因為極度缺乏家庭責(zé)任感，親手把自己和六個孩子拖入赤貧深淵的“失敗父親”。

他的悲劇，從來不是時代的錯，而是一場長達二十年的自我放逐與家庭獻祭。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得先戳破“辭官”這背后的泡沫。

我們常以為陶淵明辭官是因為“看透官場黑暗”，這只對了一半。

另一半更現(xiàn)實的原因，是他根本沒法在“養(yǎng)家糊口”和“個人享樂”之間找到平衡。

要知道，陶淵明的家庭負(fù)擔(dān)在當(dāng)時簡直是地獄模式：他先后娶了三任妻子，生了五個兒子。

特別是第二任妻子過世后，家里沒了操持家務(wù)的賢內(nèi)助，所有的生活壓力瞬間壓到了他一個人肩上。

我特意去翻了翻《晉書》，發(fā)現(xiàn)一個特別尷尬的時間線：他不是只辭了一次官，而是整整五次！

從29歲到41歲，他在江州祭酒、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縣令這些職位上反復(fù)橫跳。

為什么？

因為窮啊。

每一次辭官回家“追求自由”沒多久，就被家里一張張吃飯的嘴逼得不得不再次出山。

他在詩里承認(rèn)“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也承認(rèn)“在昔曾遠游”，都是為了搞錢。

但他這人太任性，一旦工作讓他不爽，或者影響了他喝酒寫詩的節(jié)奏，立馬撂挑子不干。

這哪里是什么堅定的“風(fēng)骨”，分明是一個中年男人在職場和家庭責(zé)任面前的反復(fù)逃避。

公元405年那次著名的“歸去來兮”，是他最后一次任性，也是他家庭悲劇的總爆發(fā)點。

那時候他剛過四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jì)，僅僅因為不想穿戴整齊去見上級，就徹底斷了家里的經(jīng)濟來源。

他以為自己能靠種地養(yǎng)活一家八口，這簡直是那個時代最大的笑話。

為什么說是笑話？

因為陶淵明根本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農(nóng)民，甚至可以說，他是個極度懶惰且?guī)в斜硌菪再|(zhì)的“偽農(nóng)民”。

教科書選了《歸園田居》里那句“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讓你覺得他勤勞得不得了。

但請注意下一句：“草盛豆苗稀”。

一個真正早出晚歸的老農(nóng)，地里怎么可能草比莊稼還高？

這只能說明兩點：要么他根本不懂農(nóng)桑，要么他所謂的“早出晚歸”，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別處。

真相藏在他的酒壺里。

陶淵明是個重度酒精依賴者，他的“耕作”常態(tài)是：到了地里，鋤頭往旁邊一扔，酒壺一開，坐在田埂上喝到微醺，然后看著南山發(fā)呆。

這種“沉浸式摸魚”的結(jié)果就是糧食歉收。

更要命的是，這種生活態(tài)度對孩子產(chǎn)生了毀滅性的示范效應(yīng)。

古人講“身教重于言傳”，陶淵明給五個兒子展示的是什么形象？

是一個天天醉醺醺、遇到困難就逃避、對生計漠不關(guān)心的父親。

這是一個父親面對五個完全“廢掉”的兒子的痛心疾首！

但他從未反思過：兒子懶，是因為父親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兒子不讀書，是因為父親整天只顧著喝酒發(fā)牢騷；兒子不識數(shù)，是因為父親從未系統(tǒng)地教導(dǎo)過他們謀生的技能。

在那個門閥士族壟斷上升通道的年代，寒門子弟尚需拼命讀書才能有一線生機，陶淵明卻帶著孩子們在“反智”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這種放縱的代價，在陶淵明晚年被連本帶利地清算。

公元427年，也就是他乞食后的第二年，陶淵明終于撐不住了。

那年江州大饑荒，陶家家徒四壁，冬天冷風(fēng)灌進破茅屋，孩子們餓得面黃肌瘦。

此時躺在病榻上的陶淵明，寫下了那封著名的絕筆信《與子儼等書》。

這封信讀來令人窒息。

他沒有再談什么“心遠地自偏”，而是極其沉痛地說：“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

——我就要死了，卻讓你們從小就挨餓受凍。

這是他一生中極其罕見的坦誠時刻，他終于承認(rèn)，所謂的“守志固窮”，是以犧牲孩子們的溫飽與前途為代價的。

為了給自己的愧疚找個臺階下，他在信里還引用了東漢隱士王霸的故事：王霸隱居后，兒子因穿著破爛不敢見客，王霸的妻子安慰丈夫說，既然選擇了隱居，就不要因為兒子過得苦而感到羞恥。

陶淵明用這個典故來安慰自己：“敗絮自擁，何慚兒子？”

但這句自我寬慰顯得如此蒼白。

他死后，陶家迅速從士族階層跌落為底層平民。

但做為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父親，他的故事是一個巨大的警示：

任何一種“高風(fēng)亮節(jié)”，如果建立在讓家人通過乞討來維持生存的基礎(chǔ)上，其成色都要大打折扣。

陶淵明的悲劇在于，他試圖用一個人的“精神勝利”，去對抗整整六個孩子的“物質(zhì)匱乏”。

他把自己活成了詩，卻把日子過成了爛泥。

當(dāng)我們在贊美“不為五斗米折腰”時，千萬別忘了，在那折斷的脊梁背后，還有五雙因為父親的任性而不僅失去了錦衣玉食，甚至失去了生存尊嚴(yán)的、懵懂無助的眼睛。

公元427年冬，陶淵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從此，史書中再無陶家子孫的記載，那五個兒子徹底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真的成了“草盛豆苗稀”中的那株雜草。

參考資料：

房玄齡等，《晉書·陶潛傳》，中華書局，1974年。

陶淵明，《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