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失敗”的城市有哪些？副總理萬里：改名黃山真沒文化

一九八七年六月的一天早晨，國務院常務會議室里遞上一份薄薄的文件，標題寫著“關于撤銷徽州地區、設立黃山市的請示”。會議氣氛本來平靜，看到改名理由“突出黃山品牌、方便對外宣傳”時，不少與會者面面相覷。副總理萬里放下文件，皺眉嘆道：“改名黃山，真沒文化。”短短一句話，為這場轟動全國的更名風波定了基調。

徽州的來頭不小，若追根溯源，可一直回到春秋吳越爭霸時期。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吳王夫差黯然收場，這片山水早已寫進史書。唐宋以后，徽商“無徽不成鎮”的說法更讓這方土地聲名鵲起。雕版、漆器、歙硯、文房四寶，件件都能勾起老字畫商的興致。一座城用“徽”字，既指向徽州文化，也囊括千年商脈；換成“黃山”二字，便像把一疊厚重的賬簿抽掉封面，只留一個風景標簽。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都在琢磨新門路。安徽省委看到一九八二年黃山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嗅到旅游經濟的機會，順勢提出“城市即景區”的思路。“游客要找黃山，就讓城市直接叫黃山。”文件中這樣寫道，邏輯簡單，執行也迅速。可是很快，問題冒了出來——黃山市、黃山區、黃山風景區同時出現，車站、郵局、里程碑全寫著“黃山”，外地游客常常坐一小時車才發現到了黃山區而不是風景區，白白折騰。

有意思的是，更名前后對比，旅游收入并未出現預期中的跳躍式增長。到二○○八年，距離“掛牌”已過去二十一年，黃山景區門票、接待量竟被同省的九華山、天柱山多次反超。當地媒體做過一項調查：游客最擔心的事情之一，是“搞不清黃山到底在哪里”。命名初衷本想做加法，結果卻讓人摸不著頭腦。

如果說徽州的改名是一場倉促的品牌實驗，那同樣味同嚼蠟的案例并不止這一個。向北一千公里，關中平原西端的寶雞也有類似經歷。周代稱陳倉，秦漢叫雍城，唐代升為鳳翔府，每一次變動都與王朝更替相扣。一九五二年，為了“取鳳凰來儀、吉祥如意”之意，鳳翔專區改作寶雞市——聽上去討喜，卻把周文化、陳倉古道的歷史符號一筆抹去。如今提到寶雞，不熟悉的人常誤以為是盛產“小籠包”的那座江蘇小城，岐山禮樂和陳倉暗渡則被掩蓋在教輔書的角落。

再看看山東的棗莊。兩漢時期，它叫蘭陵。詩酒江湖里，“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的豪情讓多少人神往。可一九六一年，因為行政區劃調整，蘭陵被并入棗莊市。蘭陵王變成“棗莊王”，頓時少了三分風流。地方學者屢次呼吁恢復古稱，無奈行政成本太高，文旅宣傳部門只能把“蘭陵美酒”印在海報邊角，小心翼翼提醒游客——這里就是詩里的那座城。

陜西的渭南曾經也動過改名念頭。有人建議直接叫“華山市”，理由同樣是推廣景區。方案交到省里后被駁回，理由很簡單：渭水、華山、蒲城、合陽，全都在一張文化長卷里，若拿走渭南二字，好比剪斷整條關中東翼的脈絡。幸好這個提議止于論證，否則又是一場“文化割裂”。

不難發現，一九八○年代以來的多個地名調整，大多出于“經濟突破口”考慮。決策者相信，借景區名氣能帶動全域旅游。然而城市與人的關系，并非一句響亮口號就能重塑。名稱是記憶的錨點，更是歷史的壓艙石。徽州為黃山所替、陳倉讓位寶雞、蘭陵化作棗莊，皆在提醒后人：一旦失去厚重的歷史背書，想再往名字里填充文化內涵，代價不菲。

副總理萬里當年那句“真沒文化”，并非針對哪個地方，而是提醒決策層慎用“快刀斬亂麻”式的行政手段。歷史、地理、民俗、產業，各條脈絡交織成一座城市的基因，改動之前需要深思。名字一旦落地，牽連的不只是路牌和戶籍，更是幾代人的鄉土認同。

從數據看，黃山市每年仍有可觀的游客量，但老徽州人在茶館聊天時，用的依舊是“徽州府”的舊稱；寶雞的大街小巷，飯館招牌常把“陳倉”二字寫在括號里；棗莊人提起“我在蘭陵釀酒”，語氣里明顯更帶自豪感。這些碎片式的民間修復，恰好說明名字并非簡單符號，而是一條能把過去和現在縫合在一起的紐帶。

城市改名并不都是失策。新中國成立后，北平更名北京、長春代替新京，既有政治考量，也易于全國識別，效果顯著。區別就在于，改動能否在保留歷史的同時，準確傳遞新的定位。若只是急于蹭景區流量，忽視原有文化，十有八九會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尷尬。

徽州歸來仍是黃山，寶雞依舊不改其名，棗莊或許再難重拾蘭陵。然而這些故事留給后來者一條清晰注腳：地名的重量，不由一時熱度決定。面對市場誘惑，多想一步，也許能省下幾十年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