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大決戰時，李秀成二十五萬的大軍為何解救不了天京？

公元1863-1864年，當天京城被湘軍挖壕筑壘、鐵桶般圍困之時，忠王李秀成從蘇南、浙江等地調集，號稱二三十萬的大軍，卻始終無法打破封鎖，最終眼睜睜看著天京糧盡城破。

這件事能用一句“寡不敵眾”說明白？肯定不能，但凡熟悉太平天國這段歷史的人，應該都知道其中的復雜性。

為了清晰地揭示這場“必然的失敗”，我們還是先做個表格。

維度

核心問題

具體表現與后果

軍隊質量

“流民軍” vs “子弟兵”

士兵多為裹挾的饑民、潰兵，缺乏訓練與信仰，戰斗意志薄弱，組織松散，核心能戰之兵不足。

政治與指揮

中樞潰散與指揮失靈

洪秀全昏聵猜忌，濫封諸王，導致“王”令不行，李秀成無法統一指揮，各王擁兵自重，內耗嚴重。

戰略格局

全局被動與孤城絕地

西線崩潰（陳玉成敗亡），湘軍掌握長江上游，天京成四面受敵的孤島，李秀成陷入東西兩線奔命的絕境。

經濟與后勤

“蘇福省”的虛幻與糧道斷絕

李秀成的基本盤蘇南（蘇福省）財政竭澤而漁，民心流失；長江及陸路糧道被湘軍徹底切斷，天京坐困餓斃。

精神與民心

理想幻滅與人心盡失

天國內部腐敗，教義破產，失去民眾與知識精英支持；湘軍以“保教衛道”為旗號，獲得傳統社會力量支撐。

李秀成的二十五萬大軍，聽起來聲勢浩大，但我們必須解剖它的構成。首先是兵員來源。太平天國初期，“拜上帝教”的信仰與“有田同耕”的理想，確實凝聚了一批“圣兵”，戰斗力強悍。但到了后期，尤其是李秀成經營蘇浙后，軍隊急速膨脹，兵源主要靠兩種方式：裹挾與收編。

攻克一地，便將大量無業游民、饑民甚至戰敗的清軍潰兵強行納入軍中；為快速擴充勢力，對地方武裝、土匪也大肆招安。這些士兵入伍只為吃糧，甚至是被刀槍逼著前行，對“天國理想”毫無概念。他們打順風仗時一擁而上，形勢不利則瞬間潰散。

相比之下，圍困天京的曾國荃“吉字營”湘軍，不過兩萬余人。但這支軍隊是曾國藩以儒家理學精神武裝起來的“子弟兵”，以湘鄉同鄉、師生親友為紐帶，為保衛鄉土倫理和博取功名富貴而成軍，組織嚴密，凝聚力極強。湘軍哨官（連長）以上軍官幾乎都是讀書人，士兵也多為農民，紀律性遠非太平軍可比。

再說天國前期實行“圣庫”制度，財物歸公，統一分配。后期此制完全敗壞，諸王及高級將領各斂私財，軍隊也徹底“私兵化”。李秀成的部隊本質上是“李家軍”，聽命于李而非天京。其他如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等，莫不如此。這就導致一個致命問題：當李秀成號召解救天京時，他無法如臂使指地指揮所有部隊。各王都有自己的地盤和小算盤，增援行動往往敷衍拖延，保存實力。

史載，為解天京之圍，李秀成多次召開軍事會議，“眾王俱不從”，最終只能率自己的直屬部隊和少數關系較好的部隊出擊。這種山頭林立、指揮不靈的狀態，使得二十五萬大軍從未真正形成合力。

如果說軍隊是四肢，那天京的中樞就是大腦。而此刻，這個大腦已經“腦死亡”。

后期的洪秀全，深居天王府，沉溺于“天父天兄”的宗教幻想，已完全脫離現實。他的治國方略只剩下兩件事：一是大封諸王（據說封王多達兩千七百余人），試圖用爵位籠絡人心，結果導致行政體系徹底混亂，王爵賤如狗；二是對前線將領，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充滿猜忌。

他一方面依賴李秀成支撐危局，另一方面又用洪氏親族（如洪仁發、洪仁達）加以牽制，甚至扣留李秀成家眷為人質。當天京被圍，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放棄天京，轉戰中原）這一唯一有可能挽救危局的戰略時，洪秀全竟勃然大怒，斥責道：

“朕之天兵多過于水，何懼曾妖乎？……爾畏死，朕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統，何過慮也！”

這種脫離現實的宗教狂熱和對忠誠將領的猜忌，使天京的決策中樞徹底失靈。

天京事變（1856年）屠戮數萬骨干，早已將天國的精神脊梁打斷。后期，雖然洪秀全試圖重建領導核心，但諸王之間的權力爭斗從未停止。李秀成與洪仁玕（干王）在戰略上屢有分歧，與洪氏宗親更是勢同水火。

天京城內，洪氏兄弟把持朝政，貪腐橫行，甚至在天京城糧食極度緊張時，仍在倒賣糧票，大發國難財。這樣一個腐敗、內斗、失去民心的政權核心，如何能凝聚城外那本就松散的二十五萬大軍？

李秀成救不了天京，更因為從全局來看，太平天國早已落入一個無解的戰略死局。

太平天國的戰略優勢，一度在于控制長江中下游，東西聯動。安慶是天京上游門戶，有“長江鎖鑰”之稱。可是1861年，曾國藩的湘軍經過長期圍困，攻克安慶，太平軍最優秀的統帥之一、英王陳玉成兵敗身死。此役是致命的戰略轉折點。安慶一失，湘軍便順流而下，直逼天京。長江控制權易手，天京的糧道和對外聯絡主干道被切斷，淪為孤城。李秀成雖在東線（蘇浙）取得一些勝利，但西線的崩潰決定了全局的被動。

李秀成的主要基地是蘇南，他建立“蘇福省”，試圖作為天國的糧倉和財源。但這里承受著雙重壓力：一方面，需要供養李秀成龐大的軍隊和支援天京；另一方面，它正遭受李鴻章新建的淮軍和外國“常勝軍”（華爾、戈登部）的猛烈進攻。

李鴻章采用“用滬平吳”之策，以上海為基地，依托西方武器和稅收，步步緊逼。與此同時，左宗棠的楚軍也在浙江戰場牽制了侍王李世賢等部。因此，李秀成的二十五萬大軍，實際上被牢牢釘在蘇浙戰場，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絕境。他每一次率主力西援天京，蘇南老家就告急，不得不又回師東救，疲于奔命，兵力在來回奔波中消耗殆盡。

戰爭打到最后就是打錢糧。天京之圍的實質，是一場饑餓圍困。

曾國荃圍困天京，最厲害的一招并非強攻，而是“結硬寨，打呆仗”。他在天京城外挖掘了兩道深壕：內壕圍城，防突圍；外壕拒援，阻援軍。同時，湘軍水師完全控制了長江江面。這意味著，天京與外界的所有陸路、水路聯系被徹底掐斷。城內幾十萬軍民（包括大量非戰斗人員）的糧食供應迅速枯竭。后期，天京城內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李秀成的援軍即便能突破湘軍的外圍防線，也無法持久作戰并打通一條穩定的補給線。

那么，李秀成的后方能提供持續補給嗎？答案是否定的。“蘇福省”的建立，并未贏得真正的民心。李秀成的基層治理能力有限，為了籌措軍餉，往往仍需依賴舊式的鄉官和甚至土匪，橫征暴斂在所難免。史料記載，蘇南百姓“不堪其苦，日夜盼官兵（清軍）”。一個沒有穩固民意和高效治理的經濟區，其戰爭潛力是有限的。當淮軍和常勝軍進攻時，“蘇福省”許多地區望風而降，正說明了其根基的脆弱。李秀成的后勤，同樣是無源之水。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精神旗幟的倒下。

“拜上帝教”的教義，在洪秀全、楊秀清等人荒誕的宗教表演和內訌中，早已威信掃地。天國前期“官兵平等”、“財產公有”的承諾，也已被諸王的奢靡腐敗徹底粉碎。對于普通士兵和民眾而言，天國已沒有值得為之犧牲的崇高理想。他們戰斗，僅僅是為了生存，或是被脅迫。

相比之下，曾國藩高舉“衛道”大旗，將湘軍之戰塑造為保衛中華儒家文化正統之戰，吸引了大量傳統知識分子（士紳）的全力支持。這些士紳在地方籌餉、募兵、組織團練，形成了對抗太平天國的堅固網絡。

太平天國后期，其破壞性的一面（如對傳統文化的摧殘、戰爭帶來的混亂）愈加凸顯，而建設性的一面則蕩然無存。它未能給中國社會提供任何可行的新藍圖。因此，不僅是地主士紳，許多普通農民也對其感到厭倦和恐懼，轉而渴望恢復秩序（哪怕是舊的秩序）。李秀成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說：

“官兵多用讀書人，賊（太平軍）中無讀書人。”

這句話道破了天機：太平天國失去了知識精英和民心，成為漂浮于社會之上的無根之萍。

因此，李秀成的二十五萬大軍救不了天京，是因為他們所要拯救的，本身就是一個從精神內核到組織肌體都已徹底腐朽的政權。

這二十五萬大軍，是無信仰之軍、無統一指揮之軍、無可靠后勤之軍、無民眾根基之軍。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內部腦死亡、決策靠幻想的都城。他們所處的，是一個戰略上被四面合圍、所有生路均被斬斷的絕境。而他們的對手，是一支目標明確、組織嚴密、后勤穩固、且獲得傳統社會力量全力支持的湘軍。

這是一場系統對系統的較量，而太平天國的系統，早已千瘡百孔。李秀成個人再努力，再忠誠，也不過是一個試圖用麻繩去捆縛即將崩塌的朽木的工匠。麻繩或許看似粗壯（二十五萬大軍），但在朽木自身重量和內外壓力的作用下，終將寸寸斷裂。

1864年7月19日，湘軍轟塌天京城墻，天京陷落。李秀成在城破后護送幼天王突圍，最終被俘身死。他的失敗，不是軍事上一時的失利，是他所效忠的那個虛幻“天國”，在現實歷史的無情法則面前，必然的、也是最終的幻滅。

任何脫離現實、喪失民心、內部腐化的力量，無論其瞬間的規模多么龐大，終將被歷史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