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傾囊資助偉人40光洋，不料，建國后一連收到毛主席十三筆錢

從1950年算起，一直到1962年，這十二個年頭里，毛主席自個兒掏腰包，從稿費中擠出錢來，給同一個人寄了整整13封信。

每次拆開信封，里面必定裹著錢。

收這筆錢的人，名叫郭梓材。

這事兒乍一聽，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舊戲文里常唱的橋段：一人得道，老家的窮親戚跟著沾光。

畢竟那會兒郭梓材日子過得那是真苦，飯碗丟了，還得拉扯一家老小，沒辦法才求到了老同學毛澤東門下。

可你要是耐著性子把這段往來細細琢磨一遍，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頭有個特別有意思的反差：

郭梓材起初壓根就沒想要錢，他心里惦記的是個“位子”。

他想進北京，指望著毛主席能給他安排個一官半職。

對于這個念頭，毛主席的回絕那叫一個干脆利落：沒門。

工作？

不給。

官帽子？

想都別想。

就連進京的介紹信，也沒給開。

可另一邊呢，錢卻是一次次地匯過去，一出手就是300塊。

得知道，在五十年代那會兒，300塊錢可是個天文數(shù)字，頂?shù)蒙掀胀üと诵列量嗫喔砂肽甑氖杖搿?/p>

這就有點讓人琢磨不透了。

既然肯掏這么多錢，說明情分那是相當深；既然情分這么深，怎么連個最不起眼的閑差都不肯給安排？

說白了，毛主席心里這是把賬分成了兩本。

一本叫公賬，一本叫私賬。

不少人光盯著毛主席那鐵面無私的原則看，卻沒瞧懂他在還這筆“私賬”時，心思有多細，人有多厚道。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50年。

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不久，郭梓材的日子卻過得緊巴巴的。

他本來是個教書匠，后來丟了飯碗，只好窩在一家豬鬃廠當會計，薪水少得可憐，也就勉強混個肚圓。

眼看著日子快過不下去了，他腦子里閃過了當年的老同學——毛澤東。

沒過多久，一封信就飛到了北京。

信里的意思大白話講就是：老同學，我現(xiàn)在混得太慘了，能不能讓我去北京，你給隨便安插個工作？

這種請求，要是擱在舊社會，那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兒。

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同學成了國家一把手，給謀個前程那是順水推舟。

這恰恰也是建國初期，毛主席碰到的一個燙手山芋。

當時，湖南老家找上門來要官作、要飯碗的人，多得像過江的鯽魚。

面對這幫老鄉(xiāng)的請求，毛主席夾在中間，那是左右為難：

路子一：點頭答應(yīng)。

好處是親戚朋友都不得罪，還能落個“講義氣”的好名聲；壞處是一旦開了這個口子，以后隊伍就不好帶了，國家機關(guān)搞不好就成了私人送人情的地方。

路子二：板起臉拒絕，一毛不拔。

好處是規(guī)矩立住了；壞處是顯得太不近人情，畢竟這些人里頭，不少當年也是跟著鬧過革命的，或者確實有那么點交情。

毛主席最后走了第三條道：公私分得清清楚楚。

公家的權(quán)力，一丁點都不能私用。

凡是張嘴要官的，統(tǒng)統(tǒng)擋回去。

他在給親友的回信里反復(fù)念叨：這政府是人民的，不是我毛澤東開的私家店。

不過，對于郭梓材，毛主席心里頭其實是存著一份愧疚和感激的。

這筆“私賬”，無論如何得還。

為啥？

因為郭梓材對他，那是有過“救命之恩”的交情。

這事兒得追溯到1926年。

那一年，大革命搞得熱火朝天，毛主席回湖南搞農(nóng)民運動考察。

路過湘潭的時候，碰上個大難題：兜里沒錢了。

雖說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這革命要是沒飯吃、沒盤纏、沒活動經(jīng)費，那也轉(zhuǎn)不動啊。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要是籌不到錢，考察就得半途而廢，后面的計劃全得泡湯。

就在這時候，毛主席想到了郭梓材。

郭梓材那會兒在湘潭電燈公司上班，算是端著個鐵飯碗，收入還算穩(wěn)定。

毛主席找上門，也沒藏著掖著，實話實說。

接下來的事兒，就看出郭梓材這人仗義不仗義了。

這老兄連個磕巴都沒打，把自己平時省吃儉用攢下的40塊現(xiàn)大洋，一股腦兒全掏出來，塞到了毛主席手里。

這40塊大洋是個什么分量？

擱在那會兒，這就是一筆巨款，是郭梓材攢了許久的全部家底。

他也不是什么大款，這錢一給出去，意味著他自個兒立馬就得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可人家愣是一點沒猶豫。

這份情義，毛主席記了一輩子。

當時毛主席就覺得這人“靠譜”，當場拍板當介紹人，把郭梓材拉進了黨組織。

郭梓材也是個痛快人，一口就應(yīng)承下來。

所以，當1950年郭梓材那封求助信擺在案頭時，毛主席心里的天平其實是偏著的。

死活不給安排工作，那是守住了“公賬”的底線——國家的官位不能拿來送人情。

大手筆匯去300元，那是償還“私賬”的情分——當年你毀家紓難幫我搞革命，如今你落難了，我傾囊相助。

但這錢，必須得從毛主席自己的稿費里出，絕不動國庫一分一厘。

這就是毛主席的邏輯：交情歸交情，規(guī)矩歸規(guī)矩。

我可以管你一輩子的吃喝拉撒，但絕不能給你一個不該給的位置。

話說回來，毛主席對郭梓材這么“另眼相看”，也不光是因為那40塊大洋。

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倆骨子里是一路人。

這倆人，都是那個舊時代的“刺頭”。

兩人的交情得從1906年算起，那會兒都在私塾念書，郭梓材比毛主席小個三歲。

在郭梓材的腦海里，小時候的毛澤東就是個“不安分的主”。

私塾先生教書，講究個死記硬背，毛澤東偏不吃這一套，他最愛跟老師“頂牛”，不光自己頂，還帶著一幫同學一起起哄。

老師不讓看雜書，毛澤東就偷摸著看。

《三國》、《水滸》、《西游》，這些當時被當作“閑書”的玩意兒，他一本都沒落下。

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光自己反抗，還帶著郭梓材一起“逃學”。

毛主席的老爹管得嚴，有時候毛主席為了躲那一頓罵，放了學故意不著家，拽著郭梓材擠在一張床上過夜。

就在那些個黑燈瞎火的晚上，郭梓材成了毛澤東最早的聽眾。

毛澤東給他講書里的英雄好漢，講外面的花花世界。

那種對自由的渴望，早在那個時候就在心里扎了根。

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槍打響了。

毛澤東覺得光讀書救不了國，得去扛槍。

他不光自己去，還把郭梓材也拉上了。

他對郭梓材說：“當兵才是救國最好的路子。”

就這么著，兩個書生，扔下筆桿子，一塊兒報名參加了湖南新軍。

雖說這段當兵的日子也就維持了半年多——毛澤東覺得這隊伍跟理想差太遠，退伍回學校去了，而郭梓材因為家里有事去電燈公司當了工人——但這種“一起扛過槍”的情誼，那是普通同學比不了的。

真正讓毛主席覺得郭梓材這人值得深交的，還有另外一檔子事。

這事兒跟一個女人有關(guān)，也就是郭梓材后來的媳婦，劉天民。

劉天民命苦。

5歲就被指腹為婚，14歲送到婆家當童養(yǎng)媳，受盡了欺負。

這在舊社會那是常態(tài)，絕大多數(shù)女人只能認命，把眼淚往肚子里咽。

但劉天民是個烈性子。

1919年，她竟然從婆家逃了出來，跑去女校念書了。

這種離經(jīng)叛道的舉動，在當時那簡直是要把天給捅個窟窿。

1921年，毛主席回韶山，聽說了劉天民這事兒。

他的反應(yīng)不是驚嚇，而是豎大拇指。

他覺得這女子身上有一股難得的“反抗精神”。

為了幫劉天民徹底跳出火坑，毛主席干了一件在當時看來純屬“多管閑事”的舉動：親自登門，幫劉天民退婚。

他跑到劉天民的婆家，擺事實、講道理，甚至拿自己舉例子，硬是憑著那張嘴，把劉家那幫老頑固說動了，同意解除婚約。

后來，郭梓材把劉天民娶回了家。

這兩口子，在后來毛主席回鄉(xiāng)搞農(nóng)運的時候，那是鐵桿支持者。

他們不光出錢（就是那40塊大洋），還親自參與掩護毛主席的行動。

所以，在毛主席眼里，郭梓材夫婦不單單是老同學，更是那個黑暗年代里，敢于跟舊制度對著干的戰(zhàn)友。

懂了這一層，你再看毛主席建國后對郭梓材的那一系列操作，就明白味兒了。

那是真把對方放在心尖上惦記著。

1954年，郭梓材的表兄進京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見面的頭一句話，就是打聽郭梓材過得咋樣。

聽說郭梓材家里還是揭不開鍋，毛主席二話沒說，轉(zhuǎn)手又匯去了300元。

1955年，郭梓材眼睛壞了，徹底干不了活了。

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立馬又寄去300元當作醫(yī)藥費。

到了1961年，國家正趕上最困難的三年，毛主席自己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可他還是給郭梓材寄去了300元。

他在信里話說得特別實在：“如果你們以后還有過不去的坎，盡管寫信告訴我。”

這句話的分量，比金條還重。

這等于是給了郭梓材一張長期飯票：你的生老病死，我全包圓了。

這種關(guān)照，一直持續(xù)到郭梓材離世。

13封信，幾千塊錢的資助，硬是撐起了郭梓材的晚年生活。

不過，這中間也有個遺憾。

1959年，毛主席回到了闊別32年的老家韶山。

那次返鄉(xiāng)可是轟動一時，鄉(xiāng)里鄉(xiāng)親都來了，毛主席擺了一桌熱鬧的酒席，請親朋好友敘舊。

席間，毛主席端著酒杯，眼神在人堆里掃來掃去。

他在找郭梓材。

瞅了半天，沒找著。

他忍不住問身邊的人：郭梓材來了沒？

工作人員告訴他：郭梓材兩口子在湘潭，因為路不好走，加上身體又不爭氣，沒能趕回來。

毛主席聽完，輕輕嘆了口氣。

他沒再說話，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來，那一瞬間他眼神里的失落。

那個曾經(jīng)跟他擠一個被窩、一起下塘洗澡、一起當兵、在他窮得叮當響時掏空家底幫他的老哥們，終究還是沒能見上一面。

那一聲嘆息里，藏著太多的情緒。

有對歲月不饒人的感傷，有對老友病痛的掛念，或許，還有那么一絲對“沒法給得更多”的無奈。

回過頭來細想，毛主席處理郭梓材這事兒的方式，其實給那個時代的共產(chǎn)黨人打了個樣。

很多人覺得“六親不認”才是講原則，其實那是冷血。

毛主席的做法是：原則硬得像塊石頭，情義重得像座大山。

想在政府里謀個一官半職？

不行，這是鐵律。

家里揭不開鍋要看病？

我管，這是情分。

這一拒絕一資助之間，界限劃得那是明明白白。

對于郭梓材來說，雖說沒能去成北京，沒能當上干部，但他得到了一樣更金貴的東西——一份跨越半個世紀、直到生命盡頭都被偉人掛在心頭的交情。

這筆賬，毛主席算得既清清白白，又熱熱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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