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宣圓：譚其驤中風之后

1991年10月中旬，譚其驤教授終于又一次大中風，送入華東醫院搶救，方才脫離險境。不幸的是，他雖然神志清楚，但四肢癱瘓，大小便失禁，不能說話，無法吞咽，僅靠一只鼻孔輸氧，一只鼻孔輸鼻飼以維持生命。

一

“他是累垮的。”熟悉他的人都如是說。十三年前，在華東師大，他集中兩個月時間，緊張地修改定稿他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回到家才幾天，就突發大中風，住院一年又八個月，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遺癥。他剛剛掙脫“一批二用”的精神枷鎖不久，又被套上肉體上“半身不遂”的桎梏，這對這位正在大展才華的老教授來說，是何等痛心疾首!他的學生、同事、朋友無不為他焦急，為他憂慮，他卻很自信地說：“我不會死的，我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他以驚人毅力同疾病作斗爭，首先他要寫字，他要著述，他拼命鍛煉手臂功能，終于使右手奇跡般地恢復了自由活動。

“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完成國家交給他的那些“大部頭”主編任務，他就要構思自己著作。現在這部《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毛澤東同志生前親自委托他主編的。八大冊，304幅，幅幅色彩鮮艷，從原始社會到清代，幅幅平面圖上布滿密密麻麻的山川、城邑。在這一幅幅平面圖上，人們看到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偉大國家的締造和發展進程；看到我們各民族祖先是如何在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內結鄰錯居，走過艱難曲折路途，最終凝聚在一個疆域確定、領土完整的國家實體之內。

這部“圖集”是中國歷史地圖史上的空前巨著,單山川、城邑的地名就有七萬個之多，每一個地名的方位變化，名稱的沿革，在地圖上的定位、定點、定線，譚其驤都要親自考證、親自審稿，而這部“圖集”的最后定稿恰恰就在他中風之后。他是一位做事極其認真的老學者。他逝世后，在他寓所中有兩部破爛不堪的古書，一部《漢書·地理志》,另一部楊守敬的《水經注圖》。他的學生周振鶴說：“學術界的同行都在議論，像譚先生這樣求真求實的老專家在全國不多見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許越來越少了。”他同我講這么一件事：在動亂歲月，繪圖也涂上濃重的歷史色彩，在牽涉到歷史上國界問題時，是以對我國友好的標準來繪畫，還是以科學的實事求是態度來繪畫呢?譚先生是一位學者，學者有學者的良知，學者視學術如生命，不管多大壓力，他都不違心，堅持以客觀實際和可靠的依據去繪畫。“寧可一時出不了書，也不能為出書馬虎遷就。”正是在他的堅持下，這部“圖集”才達到科學的高峰，才成為“我國史地界近百年來最重大的科研成果”。

我常常聽到學術界同行說，譚其驤的文章“言必有據，字字珠璣”,做學問求真求實，一絲不茍。正因為這樣，《中國自然地理》、《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等“大部頭”中的歷史地理都要他當主編。比《中國歷史地圖集》工程更浩大的《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主編自然也非他莫屬。

他那本來已是“半身不遂”的衰弱身體，怎能支撐得住這沉重負荷呢?他身體確實是累垮的。人們都知道，除了這樣那樣的主編任務以外，他還有大量的學術活動。他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權威，“樹大招風”,貿然寄來稿件，請他指正的有之，請他參加學術研討會、報告會、論證會、博士論文答辯會的有之，而大多是老朋友，盛情難卻。凡是他認為有必要參加的從不推辭，帶著病弱的身體前往。有一年病情稍有好轉，他南來北往，參加了十多個會議，由于疲于奔命，勞累過度，他曾經發生過幾次小中風。醫生、家屬再三關照他多保重身體，他卻一笑了之：“別人都說中風活不過十年，我如今已活了十多年，不還是挺好嗎?”

二

他終于再一次躺倒了。他的好友、他的學生、他的同行去醫院探望他，他總是睜大眼睛，紅潤的臉龐上綻開笑容，有時張開嘴巴，“咿呀，咿呀……”地叫個不停，他多么渴望同探訪者聊天、談談學術……

他的學生葛劍雄教授告訴我，就在他住入醫院的前幾天，他打電話請葛劍雄到他家，商量建立一個中國歷史地理學基金會問題。可是，基金會需要一筆巨款，老先生素來安貧樂道，淡泊人生，個人著作少，沒有多少稿費。《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后，一共兩萬元稿費，集體的成果，每位參加者都得分，他作為主編，拿到七千元。他天真地說：“嘿，還有這么多的稿費。”他壓根兒沒有想到這是他三十年的心血，知識的價值。在他看來，為國家集體項目工作，即使“義務勞動”也是心甘情愿。這是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所以，他真的沒有多少錢，后來，他細細一想，翻出幾張存折，屈指一算，到年底連銀行利息，傾其所有存款大概有兩萬元。

“我這兩萬元，就作為基金會第一筆基金，其余的再想辦法吧。”他對葛劍雄說。并且用顫巍巍的右手，寫下了“捐款意愿書”——“我自愿捐資人民幣貳萬元整，用以設立禹貢基金會……設基金會的目的是為促進、資助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寫畢，他委托葛劍雄與他另一位學生鄒逸麟教授去辦理。葛、鄒把他的意愿書帶到學校打字，隔幾天寄給他簽名。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那天中午，他來不及在這份意愿書上簽名就匆匆忙忙地被送進醫院搶救了。

譚其驤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30年代初期，二十歲剛出頭的他，就敢于同老師顧頡剛就《尚書研究》中的某些觀點辯論，顧頡剛賞識他的膽識和才華，請他一起創立《禹貢》學會，并且委托他創辦《禹貢》刊物，半個多世紀以來，他一直為發展和開拓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研究領域盡力、盡心、盡責。

1990年，他八十大壽，他的學生發起為他祝壽，他卻堅持把祝壽會改為舉行一個國際中國歷史地理研討會。那一天，他拄著拐杖，拖著蹣跚的步履，走向講臺，一向不修邊幅的他衣著整齊、干凈。在會上，他做了《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專題報告。他畢竟年老體衰、中氣不足，讀了一半，就由別人代讀。中國歷史地理學包括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在我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起步較晚，留下不少空白。他在報告中再三強調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歷史人文地理將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希望的分支。我參加了這個研討會，聆聽了他的這個報告，許多同行對我說，譚先生的這個報告又為中國歷史地理的發展規劃了一條寬廣的大路。聽聽同行的反應，我端詳譚先生的面容，他真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啊!

三

譚其驤住在華東醫院，起初三個病人一間病房，嘈雜不堪，家屬和學校多次要求改善條件，但醫院說沒有單間病房，久久不得解決。后來，在市委書記吳邦國同志的過問下，醫院總算把他搬到朝北的一間單人病房。為了更好地照料他的生活，家屬請來一位護士，每月費用300元出頭，此外，還有醫院的管理費、營養費，連同家庭的房租、水、電、煤等費用，每月固定支出750元。但是，他的薪俸連同其他補貼，每月只有680元，入不敷出，家屬難以負擔，多次向復旦校方反映，校方取出“規定”,細細研究，亦是無可奈何，愛莫能助。他是海內外知名學者，全國社會科學學科中唯一的一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又是被美國傳記研究所列為最近25年間對世界有影響的500位名人之一。遺憾的是他沒有官銜、級別，也沒有能夠享受離休干部的待遇，按照這鐵的“規定”,每月的護工費自然不能報銷。

學術界同行憤憤不平、議論紛紛；家屬四處奔波，尋求支持，最后求助于文匯報記者發“內參”反映，沒有想到“內參”送上去的次日，吳邦國同志就作了批示：“對有特殊貢獻的譚教授應予特殊照顧，特事特辦，以充分體現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體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以擔心攀比問題，但學術和貢獻上又有哪位可與之攀比呢?”

是的，在學術和貢獻上有哪位可與之攀比呢?如果說奉獻的話，譚其驤可謂典型矣!他一生除了留下屬于他自己的著述——《長水集》論文集兩冊外，別無其他專著。劉知幾曾說：“史有三長：才、學、識。”古往今來，三長兼有者不多，而譚其驤恰恰具備了這三長。他不僅在歷史地理方面有超人的卓識，在史學史、文化史以及古典文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好友、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在一封給他的信中說：“弟閑嘗品評人物，曾謂以兄之才、之學、之勤奮、之成就，實屬百年難遇，為朋友輩之驕傲。”

照理，像他這樣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學問家應該是著作等身的。然而，他為什么沒有留下更多的專著呢?用他的話來說：解放以來，一是長期教學任務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轉入以科研為主，先后承擔了幾項大型集體編寫任務的負責人，一項未完又上一項，直到現在還很難預測再過若干年才能擺脫，而我是極不愿在列入國家計劃的集體任務未完成以前先搞個人著作的”。二是他“覺得文章千古事，沒有獨到的見解，不能發前人所未發，何必出書?前人已講過的話，更不肯照搬”。

他說這番話是在1984年，也正是《長水集》即將出版之際。所謂“長水”,因他是嘉興人，嘉興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長水。他的時間，他的精力，都花在國家集體項目上了。《長水集》是在出版社再三再四的催促下才結集出版的。最令人遺憾的是那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未能問世。他是在我國大專院校里最早講“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的教授。那時，我在大學里曾經聽過他的課，他那廣博的知識、嚴密的邏輯性，至今還在我腦海中浮現。他的這部講稿，培養了數以百計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人才，他的學生又用他的這部講稿作為教材，去培養下一代中國歷史地理學人才。十多年來，學術界同行、出版社編輯都催促他快快把這部“講稿”整理出來公開出版。可是，他卻忙于這樣那樣的主編，專心致志搞國家集體項目，實在無暇顧及自己的著作。1984年，他無限感慨地說：“我希望能夠再工作十年，一方面完成國家重點項目，一方面把學術界矚望甚殷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寫出來，此生也就不算白活了。”他視國家重點項目高于個人著述，這是因為國家重點項目“都是為了建設、發展祖國社會主義文化所必須完成的項目”!寫到這里，我想到在他遺體告別儀式上，華東師大蘇淵雷教授送給他的一副挽聯：“禹貢輿圖興絕學，文章道德冠儒林”。譚其驤，不計個人名利、地位，一生為國家集體項目獻身的老教授，其貢獻在學術界有口皆碑，有哪一個可與之攀比呢?

吳邦國同志的這個批示，給學術界同行和譚其驤家屬以巨大的鼓舞，在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今天，要真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是還需要破除那些不盡合理的“規定”嗎?不是還需要破除人們思想上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嗎?

譚德睿，譚其驤的大兒子，這位青銅技術研究專家興沖沖地趕去醫院，向他的父親念了吳邦國同志的批示，譚其驤聽得很認真、很仔細，不時睜大眼睛，“咿呀，咿呀”叫。譚德睿念完了，他凝視良久，眼角冒出淚花。這位在大革命時代就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時隔近半個世紀又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教授，聽完了市委書記的批示，心里久久不得平靜。也許，他正沉浸在歡樂的回憶中，十年前，他在自己的入黨志愿書上寫道：“人生的理想是做好工作，多為人民服務，盡可能對社會作出貢獻。”今天，市委書記對他在學術上的肯定，生活上的關懷，他可以問心無愧，高高興興地閉上眼睛走了。

譚其驤真的走了。9月7日上午十時，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他平靜地、安詳地躺在鮮花叢中。他的遺體上覆蓋了一面寫有“文化神州”的白綢布，這是他的學生精心制作的。“文化神州系一身”,本是國學大師陳寅恪挽王國維的詩句，陳寅恪哀王國維之死，也哀自身，哀中國文化。譚其驤的弟子借用陳寅恪的這句挽詩，為他們老師之死志哀，為中國學術文化界之喪失他們老師而哀!“文化神州系一身”,譚其驤無愧于這一稱號，他的貢獻、他的功勛，將永世長存。

(原載《文匯報》1992年12月4日第5版)

附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大地興起了“旅游熱”,許多地方都在爭搶歷史名人，西施的故里在何處?有的說在蕭山，有的說在諸暨，雙方爭論不休。當時，我在文匯報編《學林》專刊，收到不少這方面的文章。1986年4月，浙江一個叫何時章的寫了一篇《西施故里在諸暨無可置疑》,要我轉給譚其驤先生。這是譚先生的復信，他要我轉告作者。此信尚未公開披露，因此，附錄于下，以饗讀者。

宣圓同志：

惠書及附件收悉。

關于西施故里在今諸暨還是蕭山之爭，我知道最近爭得很熱鬧，但雙方的論據我不清楚，所以要我表態頗感困難。記得主蕭山說的同志約在一兩個月前曾寄來一件打印品，匆匆翻過一遍，現在該件既不知道壓到什么地方去了，內容也記不起了。個把星期前又收到署名何時章的《西施故里在諸暨無可置疑》一文，由于實在忙不過來，還沒有來得及翻。不知高逸同志(施宣圓傳去的文章作者)此文與何文有無關系?今就高逸同志此文提三點意見：1.后漢書郡國志余暨縣下劉昭注引越絕(書)曰：“西施之所出。”余暨即今蕭山，這條材料大概是主西施為蕭山人的最早文獻依據。今本越絕書沒有這一條，但今本古籍往往有佚文，不能說這條是劉昭杜撰的。則西施為今之蕭山人，漢人已有此說，不能說始于毛奇齡。即使越絕書本無此說而是劉昭所創的說法，昭乃南朝梁人，也不能說始于清代。2.后漢書郡國志上諸暨、余暨是兩個縣，可見劉昭確認為西施是余暨人，而不是諸暨人。除非有堅強的論據，駁倒劉昭此條，否則是難以斷定西施是諸暨人的。郡國志注此條的確沒有出現苧蘿山三字，但它明說西施出于余暨，何必一定要有苧蘿山三字才能肯定它的史料價值呢?3.文章末了引了我的一種見解：不能用明清志書里的記載作為秦漢史事的依據，但鄙見似與西施故鄉之爭扯不上。因為主張西施是蕭山人的，他們的根據未必是毛奇齡和越中雜識，很可能是郡國志注引越絕書，怎能說他們是以明清方志翻先秦秦漢記載的案呢?所以，我對此案雖不敢說誰是誰非，但覺得就此文本身而言，怕是站不住腳的，更駁不倒對方。請以此意轉告作者，供他考慮。

另有一點附帶提一提，越中雜識的作者既為“西吳悔堂老人”,可見此人號悔堂，乃西吳人，西吳即湖州，那么文中“不像是越地人”這句話，應改一改。

匆此奉復，即頌

近祺

譚其驤(1986年)4,30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