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動一兵一卒，80年代中國怎樣讓百萬蘇軍后撤，拿回安全主動權

中蘇關系從交惡到和解的過程，確實能反映出當時國際形勢的復雜與中國外交的決策邏輯。

1969年，中蘇在黑龍江虎林市的珍寶島發生沖突，兩國關系降到冰點。1979年4月，中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次年到期后不再續簽，這算得上是法律意義上的正式“分手”。

珍寶島沖突

那時中國面臨的地緣壓力確實很大。

北邊，漫長的中蘇邊境上蘇聯部署了54個師，兵力超過百萬，還配備了T-72坦克和SS-20中程核導彈。西邊，1979年圣誕節前夕，蘇軍空降阿富汗，像一把刀子插向中國西部。在南方，蘇聯支持越南吞并柬埔寨，基本控制了中南半島。這樣，蘇聯通過蒙古、阿富汗和越南，對中國形成了半月形的戰略包圍。

當時國際格局呈現中美蘇三角態勢，中美有聯合抗蘇的趨向。但1981年里根上臺后，情況起了變化。里根雖然反蘇，卻積極推進對臺軍售，中美因此僵持不下。中國意識到，如果與蘇聯完全對立，美國就可能借機施壓；如果與美國徹底鬧翻，蘇聯則可能趁機進逼。必須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轉機出現在1982年。3月24日，75歲的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他在批評中國的同時，也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并表示愿意在互利基礎上改善對華關系。這就是外交界關注的“塔什干講話”。

勃列日涅夫

蘇聯主動示好，并非一時善意，而是自身也陷入了困境。阿富汗戰爭已持續近三年，蘇聯深陷泥潭；波蘭因經濟問題爆發大規模反蘇示威，東歐局勢動蕩。蘇聯急需穩住東方，集中應對美國。

當時中國外交部門內也有疑慮，擔心這是蘇聯的統戰策略，意在離間中美。但小平同志敏銳地捕捉到了信號，指派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赴莫斯科，開始了長達七年的政治磋商。

談判桌上，中方明確提出了改善關系必須解決的“三大障礙”：第一，蘇聯必須從中蘇邊境和蒙古撤軍；第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第三，蘇聯停止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并促使越南撤軍。蘇聯代表伊利切夫聽后反應強烈，堅決反對，首輪談判無果而終。

隨后三年，出現了一段特殊的外交互動，“葬禮外交”。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爾年科又去世。中國每次都派出高層代表赴蘇吊唁。在冷戰環境下，葬禮成了雙方高層非正式接觸的難得機會。這三年間，蘇聯領導人更替頻繁，但中蘇關系始終卡在“三大障礙”上，蘇聯不愿在撤軍問題上讓步。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他運氣似乎不太好，第二年就遇上第三次石油危機，油價暴跌，嚴重依賴油氣出口的蘇聯財政吃緊。同年又發生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內外壓力之下，戈爾巴喬夫明白蘇聯必須戰略收縮。

戈爾巴喬夫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遠東的海參崴發表講話，被認為是中蘇關系的轉折點。他針對“三大障礙”作出了回應：承諾當年從阿富汗撤出六個團（雖屬象征，但表明了意向）；表示正研究從蒙古撤軍；在邊界問題上，同意按國際法以黑龍江、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劃界。要知道，珍寶島沖突的起因，就是蘇聯曾堅持邊界應劃在中國岸邊。這一表態，相當于變相承認珍寶島屬于中國。

客觀說，蘇聯此時顯示了誠意，但仍回避了一個關鍵——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對中國而言，北方的蘇軍雖龐大但不易妄動，阿富汗畢竟遠離核心，而越南直接關系中國南大門與沿海安全。1986年9月，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明確表示，如果蘇聯在“三大障礙”上、特別是推動越南撤軍問題上展現誠意，他愿與戈爾巴喬夫會面。

對蘇聯來說，讓越南撤軍最難。越南是其在東南亞的唯一盟友，金蘭灣更是蘇聯在南海的重要支點。但戈爾巴喬夫也清楚，每年對越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已成沉重負擔。權衡之后，1988年12月，蘇聯承諾停止對越軍援，并施壓越南在1989年9月前從柬埔寨全部撤軍。

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至此，“三大障礙”基本消除。通過七年外交努力，中國未動一兵一卒，借助國際形勢的變化，解除了蘇聯經營多年的對華包圍態勢。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實現關系正常化。

誰也沒想到，這次和解僅兩年后，蘇聯便宣告解體。回頭看，如果當時中國沒有堅持解決“三大障礙”，等到蘇聯解體，這些問題很可能變成更難處理的遺留難題，我們今天面臨的地緣環境也許會復雜得多。

中蘇和解，表面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質上是中國在蘇聯衰退過程中，通過外交博弈，牢牢掌握了維護國家安全的主動權。只有邊境安定、國家安全，才能全心發展經濟——這或許是那段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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