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間諜被解活捉，沒想到“特務”自稱是陳毅派來的人是真的嗎

1947年2月的一個清晨，萊蕪城外還飄著未化的殘雪。街道上有的地方泥水沒過腳面，戰士們卻顧不上擦拭軍靴，忙著搬運繳獲的槍支彈藥。就在這樣的喧鬧聲里，一個穿著國民黨軍裝的男人，徑直朝解放軍的警戒線走了過去，仿佛與周圍的狼藉毫不相干。
負責戒備的戰士心里一緊，立刻攔住他：“站住！什么人？”那人被幾支槍指著，臉色卻很平靜，只淡淡來了一句：“別緊張，我是陳毅司令的人。”這一幕，讓不少親歷者多年后回想起來，都覺得頗為驚險，又略帶幾分曲折的意味。
在表面的從容背后，是一條從小山村一路走到敵人心臟的隱蔽戰線。這條線不顯山不露水，卻與1947年萊蕪戰役的勝負，緊緊纏在一起。
一、從柳樹集出發的小人物
1913年2月，山東東山鎮柳樹集村，一個普通農家迎來了新生兒，取名解魁。那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村里人盼的不過是“有口飯吃，家里安生”。誰也想不到，這個長在村口柳樹下玩耍的孩子，將來會在敵營中翻飛，靠的是膽量，也是頭腦。
青少年時期的解魁，看得多，想得也多。土匪騷擾、苛捐雜稅、災荒人禍，哪一件都能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他心里模糊地覺得，這樣的日子，總得有人去改變。但怎么變，他并不清楚，只是憋著一股勁。
時間到了1938年，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旅敵工站在柳樹集設點，這個小村莊，悄然成了抗日力量活動的節點。對村里人來說，是新鮮也是風險，對解魁來說，卻像是看到了一扇門。

他主動找上門，提出愿意為八路軍辦事。敵工站的同志觀察了一陣，覺得這小伙子沉穩細致，待人又誠懇，便讓他先做膠東軍區的聯絡員。就這樣，解魁真正走進了革命隊伍，走進了隱蔽戰線。
有意思的是，他在這里遇到了小學同學張越。兩人年紀相仿，卻走上革命道路的時間并不一樣。張越已是經驗豐富的情報老手，經常給解魁講起形勢、講起黨的主張，講起什么是“老百姓真正做主”。從這些聊天里，解魁第一次聽到“馬克思主義”這個詞，也第一次明白自己心里那股勁，大概有了一個去處。
情報工作枯燥又危險，聯絡、送信、打聽、觀察，一件件看似不驚人的小事，常常涉及生死。解魁卻越做越上手。他既能在敵人崗樓旁若無事地走過，也能在村口與特情人員交頭接耳，做到不露聲色。這種性格，為他后來走向更深的敵后，打下了基礎。
1940年1月，他被任命為膠東特務隊書記，已可以獨立負責一攤工作。到了1941年，在組織和東海軍分區政委仲曦東的考察下，他被正式吸收入黨，28歲的解魁，終于完成了從熱血青年到共產黨員的轉變。
那一年，他接到調令，前往抗日軍政大學山東分校學習。這是他第一次真正離開小山村，走進一個系統培養革命干部的課堂。用今天的話說，他有點“大器晚成”的意味，但也正因為走得不算早，他格外珍惜這機會。
在抗大兩年，他不是只坐在教室里聽理論。白天上課，夜里或行軍，或配合實戰行動，破封鎖、頂掃蕩、對敵炮樓喊話。幾次行動中，他表現冷靜，處理突發情況得當，立下三次三等功。這些經歷，讓他不僅有信念，還有對敵斗爭的實戰經驗。
1943年，學成歸來，他回到東海軍分區繼續從事情報和政治工作。不久，有一批在山東威海被俘的二十多名偽警察，送到他所在部隊接受改造。給這些人做思想工作，是個棘手差事。有的人滑頭，有的人心虛，有的人干脆破罐子破摔。
解魁一方面講道理，說明日偽的末路；另一方面也講出路，告訴他們走正路還能有立身之處。他不只站在“改造者”的位置，而是試著從對方的家小、親人、前途去打開話頭。有的偽警察臨走時甚至向他下跪叩謝，保證不再為日偽賣命，這一幕并不常見，卻說明他在做這種細致工作上，確有辦法。

不久后，他被派往威海執行任務。路上竟遇到剛剛被釋放回去的那批偽警察。按理說雙方早已熟悉，但在偽政權控制的地方，大家只能裝作陌生人，表面禮節性地客氣兩句，實則暗中互通消息，為他打開局面。
二、潛伏威海，再進文登
在威海的任務，是一次更深入的潛伏行動。膠東敵工科和東海軍分區敵工股交給他的要求很明確：打入偽專員公署，爭取關鍵人物，為黨建立起對日偽情報的穩定渠道。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當時的偽專員徐瑞卿。此人文化水平較高，在偽政權里算得上“能人”，眼界也比一般偽軍、偽警要寬。組織判斷，只要方式得當，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
解魁在偽專署內小心活動，先從旁側工作人員打交道，慢慢摸清徐瑞卿的脾性。他發現對方對日軍并無多少好感，只是自認身不由己，既怕共產黨打來，又怕日本人懷疑，夾在中間忐忑不安。
找到這一點后，解魁便循序漸進地接觸他。在一些看似隨意的閑聊里，他談日本在戰場上節節失利，談中國各地抗日根據地的擴展，也談普通百姓的疾苦。他既不把話說死，也不急著攤牌，而是一步步引導。
有一天，兩人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見面。徐瑞卿低聲問：“你們，真的有把握打贏？”解魁回答得很簡單：“日軍在中國打不贏，這是大勢。你要考慮的，是將來站在哪一邊。”這樣直接的話，聽上去有些刺耳，卻擊中了對方的心思。經過多次接觸，徐瑞卿最終被發展為我黨的秘密力量，開始源源不斷地向我方提供日偽軍情報。憑著這次出色的工作，解魁被評為“模范工作者”。
1944年，他又接到新任務：潛入文登城，聯系已打入日軍內部的地下同志畢庶廣。畢庶廣的掩護身份是一名糕點師傅，常在日軍據點附近出入，外人只當他是個生意人。解魁要做的，是把這個看似普通的“糕點鋪”，真正變成情報據點。

在文登城里，還有兩位關鍵人物：日軍翻譯黃明山，敵軍便衣隊長賽義德。他們在敵軍系統中位置不低，卻對侵略戰爭心存厭惡。解魁通過謹慎接觸，一點點試探和爭取，最終將兩人也發展為我黨秘密同志。
這幾個人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張深入日軍內部的情報網。通過他們，我方獲取了不少關于日軍調兵、據點防御、補給路線的重要情報。不得不說，在那樣的環境下，任何一次閑談、任何一份文件，都可能改變一個據點的命運，甚至影響一場戰斗的結果。
這些經歷，讓解魁在敵后工作的經驗越來越豐富。在普通人眼里，他仍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在隱蔽戰線的同志看來，他已經是能獨立領導一支情報小組的老手。
抗戰進入后期，日軍節節敗退。到了抗戰勝利、新中國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期間，解魁的這些經歷，成為后來更大一盤棋中的重要鋪墊。
三、萊蕪戰役前的“隱線布局”
1946年底，蔣介石為扭轉戰場不利局面，調集約30萬軍隊，籌劃所謂“魯南會戰”。從南北兩線夾擊解放區，企圖一舉打垮華東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主力。
在山東方面，國民黨軍主力之一，是李仙洲所部。其核心力量中，第四十六軍尤為突出。軍長韓練成，出身黃埔，長期在國民黨軍中任職，卻對內戰心存抵觸，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多次與中共方面秘密接觸。1943年，他在重慶與周恩來見過面，后來又結識王若飛、董必武等共產黨代表，這些交往在國民黨內部算是極少有人知的“隱情”。
1947年初，蔣介石在中原戰場受挫后，將進攻重點轉向山東與陜北。山東戰線被他視為突破口之一。華東戰場方面，陳毅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必須在短時間內拿出一套兼顧正面與內線的作戰部署。

在正面，他準備以運動戰殲滅敵軍，選擇萊蕪作為打擊李仙洲集團的關鍵點。萊蕪一線，一旦打穿，整個山東戰場格局將被重塑。這是明面上的兵力調動、陣地選擇。而在暗處，一條隱蔽戰線也悄然鋪開——那就是深入敵軍內部，獲取情報、配合作戰的“內線”。
這條“內線”的具體執行者之一，就是解魁。此時的他，職務是膠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調研科副科長，已經在敵后工作多年，經驗老道。陳毅決定派他與楊斯德一同，潛入國民黨第四十六軍內部。
楊斯德的履歷同樣不簡單。他曾任膠東軍區聯絡科科長，后來又擔任華東野戰軍縱隊聯絡部部長，對國民黨軍情底細頗為熟悉。更關鍵的是，他曾與韓練成有過接觸，對這位軍長的態度與心理有一定把握。陳毅在點將時，楊斯德提議將解魁一同帶上，兩人配合行動，一個主抓與韓練成的直接聯絡，一個負責更廣泛的信息搜集和策應。
為了順利潛入，兩人的身份必須徹底改頭換面。楊斯德化名“李一明”，對外自稱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被聘到軍中擔任要職。這個身份既有文化背景，又能解釋他在軍中擔任重要文職的合理性。
解魁則化名“劉質彬”，一開始以高級情報人員的身份進入第四十六軍。隨著時間推移，他可在軍中出入各處，為后續更深入的工作鋪路。為了接觸核心機密，楊斯德很快被安排到軍長身邊，擔任類似秘書的職務。危險程度陡然提高，獲取的情報價值也隨之水漲船高。
1947年2月8日，韓練成率部占領新泰城。戰事緊張，他把“李一明”叫到身邊，低聲叮囑：“這次會戰關系大局。如果你們軍要打北線，可以及時告訴我，我會機動配合你們。”這話說得含蓄，卻已經把態度表露得很清楚——他愿意配合解放軍，只是必須顧及自己的位置與處境。
這條信息極為關鍵，關乎整個萊蕪戰役中第四十六軍的動向。楊斯德意識到重要性，決定必須親自回到華東野戰軍指揮部向陳毅當面匯報。為避免暴露，他換上商人穿的長衫馬褂，脫下國民黨軍裝，準備悄悄離開。
然而，戰場環境本就緊張，各路軍隊來往不斷。途中，他被華野的便衣偵察員發現身上帶有第四十六軍的“諜報證”，立即被當作敵特押送到華野司令部。此時離大戰打響已經不遠，軍中對任何可疑人員都高度警惕。一時間，他成了眾人矚目的“特務”。

被押解途中，他壓低聲音對警衛說：“我是自己人，有重要任務在身，不能亂說。”這番話只換來更嚴密的看押。直到見到偵察科副科長嚴振衡，他才拿出黨徽表明身份。嚴振衡半信半疑，先讓其他戰士退開兩步，才壓著聲音問：“真有這回事？”楊斯德回答：“我要盡快見陳毅司令，有重要情報。”指揮部隨后回電確認了“李一明”的身份，一場誤會才算解除。
等嚴振衡趕到指揮部，向陳毅、粟裕詳細匯報后，萊蕪戰役的“內線部分”，才真正從設計走向實施。粟裕分析了敵情，提出：既然李仙洲集團計劃讓第四十六軍打頭陣，七十三軍居中，東北系十二軍殿后，不妨順著這個部署，讓敵人先“得意”一陣，待其深入，再逐個圍殲。同時，讓韓練成隨時通報四十六軍及李仙洲集團的動向，以便我軍抓住戰機。
陳毅認可了這一思路。外線方面，部隊調整陣地，布下戰場；內線方面，以楊斯德、解魁為代表的一條隱蔽戰線，悄然貫穿敵前敵后。
四、萊蕪“里應外合”的驚險一役
1947年2月中旬，戰場云集。2月16日，華東野戰軍進入蒙陰城。就在前一天，臨沂已被國民黨軍占領。表面上看，是解放軍被迫后撤，眼睜睜看著根據地落入敵手，李仙洲集團甚至暗自慶幸，以為已經占了先手。
實際上，這正是陳毅布下的一道“誘敵”之局。他在臨沂周圍布置了部隊，打出華野番號，大張旗鼓制造聲勢。既要震動敵心，也要掩護主力轉移，為下一步圍殲創造條件。
幾天激戰后，陳毅部隊從臨沂地區撤出，向北運動。在國民黨方面看來，這像是“心虛撤離”，于是有了后續的一連串誤判。
駐徐州的陳誠仍沉浸在自以為得手的判斷里，向王耀武發電，說陳毅部隊“軍心渙散，糧彈不足”，已無力繼續作戰。這樣一條錯誤判斷，讓國民黨方面錯失了重創我軍的機會，反而給了華野爭取時間的窗口。

根據陳誠指令，王耀武命四十六軍再度南下，占領新泰。國民黨軍一路折騰，大量時間被消耗在往返調動上。就在這幾天里，華東野戰軍悄然完成圍殲部署，萊蕪戰役的大門，緩緩合上。
2月20日，萊蕪戰役正式打響。這天一早，韓練成接到命令，率四十六軍向北運動，準備趕往顏莊附近。到了下午四點左右，萊蕪東北方向的和莊地區響起炮聲，第四十六軍與解放軍接火。隨著戰斗升級，解放軍逐漸掌握戰場主動。
戰況吃緊，韓練成心中愈發焦躁。在他身邊活動的“李一明”和“劉質彬”，危險也隨之劇增。一旦局勢逆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來致命懷疑。
就在當天傍晚，解魁從蒙陰回到軍中，帶來了陳毅對兩人的最新指示。這份指示內容很直接，也很嚴峻：萊蕪戰役的核心決心，是“全殲李仙洲集團”。要爭取讓四十六軍盡量不去增援，使敵整體處于被分割、被擊破的態勢。為此，必須在韓練成處做文章。
指示中有一句話頗為傳神——“以你們兩人戰勝敵人兩萬人”。這并非夸大，而是對隱蔽戰線作用的形象概括。楊斯德、解魁兩人要做的，是用情報、用勸說、用策略，讓這支兩萬人的部隊在關鍵時刻不至于成為華野側翼的致命壓力。
同時，陳毅也提醒他們：在圍攻過程中，韓練成未必始終站在一邊，隨時有可能臨陣變卦。兩人在敵營中必須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既要爭取配合，又要防備翻臉，斗智斗勇，爭取時間。
當晚，是戰役進程中極為關鍵的一夜。楊斯德約見韓練成，把話說得很明白：“解放軍有足夠的力量粉碎李仙洲集團的夾擊。如果你四十六軍不增援萊蕪，我軍可以不主動攻擊你部，只聚焦七十三軍、十二軍。若執意增援，就有被一并殲滅的可能。”

韓練成沉默了很久。他苦笑著說：“不增援，怎么向上面交代？”這句“上面”，指的是王耀武，更往上，是蔣介石。對他這種處在縫隙中的將領來說，這個問題不難理解。
楊斯德則把話挑開：“真打起來，若是雙方交火，你守不住陣地，被俘或者被擊潰，還有什么‘交代’可說？那時，是生死問題，不是電報問題。”這些話說得不客氣，卻切中要害。戰場上，既要講情誼，也得算清利害。
在多番權衡后，韓練成做出選擇：表面遵守上級命令，實則“陽奉陰違”。他允諾不會全力增援萊蕪，即便有行動，也會以“打假仗”的方式敷衍，避免與解放軍爆發主力對決。這個承諾，在之后的戰事中確實得到了兌現。也正因此，四十六軍在萊蕪戰役中，并未成為掣肘華野的主力威脅。
戰局發展很快。華東野戰軍對李仙洲集團形成了實質性的合圍。在外線猛烈攻勢下，國民黨守軍疲于應付，突圍計劃一拖再拖。到了戰役后期，李仙洲試圖組織突圍，卻忽然發現一個致命問題——第四十六軍內部失去了有效指揮。
原來，在解魁、楊斯德的配合安排下，韓練成已經悄悄離開軍部，轉移到萊蕪城的地堡之中。沒有軍長坐鎮，四十六軍一片混亂，誰都不知道該怎么應對當前局面。一支數萬人的部隊，瞬間從“主力”變成“失去主心骨的群體”。國民黨整體的突圍部署，就這樣被打亂了節奏。
有意思的是，戰后總結時，有人感慨說：“這一仗，李仙洲敗在自己人身上。”這話未免簡單，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內線工作的威力——當一支軍隊的指揮體系被動搖時，哪怕槍炮還在，戰斗力早已大打折扣。
萊蕪戰役自2月20日打響，到敵軍主力被殲，前后不過十余天。華東野戰軍在運動戰與內線配合中，一舉殲滅國民黨軍24萬之多，其中萊蕪一役尤為關鍵。戰后，李仙洲被華野活捉，第四十六軍在這種情況下，全身而退已無可能。
1955年，有過這段經歷的韓練成，被授予中將軍銜。這一授銜，與他在萊蕪戰役中審時度勢、配合解放軍行動有直接關系。統一戰線并不只是書面口號，而是在具體的戰役中，通過復雜的博弈和艱難的抉擇，真實落地。

戰火平息后，解魁與楊斯德的“隱身工作”也暫時告一段落。但正是在這個時候，那幕頗具戲劇性的“抓特務”一事發生了。
萊蕪戰役結束，解放軍接管城市，忙著清點和移交。街上一片忙碌卻輕松的氣氛，戰士們聊著繳獲的裝備，也有人打趣著戰場上的小插曲。就在此時，一個身穿國民黨軍裝的男子，大搖大擺朝他們走來，既不緊張，也不試圖躲避。
警惕的戰士立刻沖上前，用槍指著他：“你是誰？特務吧？”那人笑了笑：“別激動，我是陳毅司令的人。”這句話在剛解放的城里聽上去實在太突兀，沒人敢貿然相信。
于是，他被押送到團部，再從團部送到縱隊司令部。層層上報，誰也不敢隨便拍板。直到他自己提出：“送到華野司令部去吧，陳毅司令可以證明。”折騰了一圈，大家才發現，這個“特務”，竟是一直潛伏在第四十六軍內部的“劉質彬”——也就是解魁。
當陳毅點明他的真實身份，許多此前并不知情的指戰員這才恍然大悟。有人忍不住感嘆：“被槍指著還這么鎮定，這工作不是一般人干得來的。”這話雖帶點調侃，卻道出了隱蔽戰線工作的殘酷——一旦暴露，迎接他們的，往往不是誤會，而是真正的槍口。
戰后，華東軍區給楊斯德、解魁的評價，是“特殊功勛”。這四個字背后，是他們多年來深入虎穴、九死一生的種種經歷。從柳樹集的小青年，到文登城的“糕點鋪”暗線，再到萊蕪戰役敵軍心臟的潛伏，他們始終處在槍聲之外，卻又在槍聲之內。
這些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者，并不常出現在教科書的顯眼位置。戰場上人們記住的是某個山頭、某條陣線，而在這些邊緣地帶，是無數像解魁這樣的情報工作者，用自己的冷靜、耐心和膽識，支撐起一個又一個戰役中的“內線”。
回望萊蕪戰役，人們常會提到兵團調動、火力配置、作戰方針這些大框架的東西。但在這些宏觀布局下，像解魁這樣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他，從柳樹集出發的那一步，也就不會有國民黨軍裝下那句“我是陳毅司令的人”。這一句看似輕描淡寫，卻是多年隱蔽戰線積累出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