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年是一九七一年，隆冬臘月，京城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割一樣疼。
在京郊某處軍營大門外，探親的隊伍排成了長龍。
隊尾縮著個奇怪的老頭，身上裹著件洗得發(fā)白的舊棉大衣，也沒人陪著，就那么孤零零地跟著人流一點點往前挪。
這一站，就在寒風里耗了兩個鐘頭。
站崗的哨兵實在看不下去，指著遠處黑壓壓的人頭，好心勸道：“老同志，進營區(qū)得填單子，那邊還得排好一陣子，您這把年紀受得了嗎？”
老頭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沒接茬，腳底下老老實實跟著隊伍走，一步也沒插隊。
直到營區(qū)里沖出來個年輕女兵，一眼瞅見這老頭，眼圈瞬間就紅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這女兵叫四毛，正是老頭的親閨女。
而這個在冷風里凍得滿臉通紅、老實巴交排隊填表的老頭，名字叫王樹聲。
那時候他坐在這個位置：國防部副部長。
這事兒要傳出去，誰聽了都得愣神。
按理說，堂堂副部長進個連隊，別說排隊了，車子都不帶停的，門口警衛(wèi)還得立正敬禮。
就算是為了私事來看孩子，給值班室掛個電話，讓閨女出來一趟，也就是動動嘴皮子的事。
退一萬步講，閨女假條批不下來，他跟部隊主管打個招呼，誰敢駁他的面子？
可這老頭偏就是個倔脾氣。
他心里頭有本賬：當官是工作，當兵是本分，守規(guī)矩那是底線。
規(guī)矩既然立下了，天王老子也得守，誰要是敢撕這個口子，誰就是在搞特殊化。
這股子“死心眼”的勁頭，可不是歲數大了才有的。
要是把他這一輩子攤開來看，你會發(fā)現，這種近乎不通人情的“算賬法”，刻在他每一次的大是大非里。
一、一九五四年的那場“硬碰硬”
把日歷往回翻十七年。
一九五四年的關口，王樹聲遇上了職業(yè)生涯里的一次大轉折。
軍委一紙調令下來，讓他卸任湖北軍區(qū)司令員，進京去接手總軍械部部長的擔子。
這活兒，是個燙手的山芋。
那會兒軍械部剛搭起架子，里面山頭林立。
有搞科研的，有帶兵打仗的，還有地方轉業(yè)的，誰也不服誰。
加上這活兒牽扯面廣，關系網像亂麻一樣，每天光是扯皮的事就能把人煩死。
彭老總之所以點將王樹聲，就是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子“鎮(zhèn)山虎”的威風。
屁股還沒坐熱，王樹聲就被一個大難題攔住了去路：造炮。
部里當時有個計劃，要造一種每分鐘射速兩百發(fā)的新式火炮。
這指標在當年可是天花板級別的。
難點全在炮管上——射速這么快，管壁稍微差一點，立馬就得燒紅變形。
擺在他桌案上的，就兩條路：
路子一：用蘇聯進口鋼材。
理由硬邦邦：蘇聯那是“老大哥”，技術沒得挑，專家一抓一大把。
圈里圈外的行家都放話，除了蘇聯鋼，別的都不靠譜。
選這個，穩(wěn)當，不出亂子，誰也挑不出刺。
路子二：用咱中國自己研發(fā)的鋼材。
風險大得嚇人：國產技術還是個雛兒，誰都沒底。
萬一質量不過關，炸了膛或者是耽誤了備戰(zhàn)，這口黑鍋，王樹聲得一個人背到底。
當時的輿論風向一邊倒，不少國內科研人員都直搖頭，覺得咱們那點底子，拿什么跟人家蘇聯比？
用國產料，那不是拿前線戰(zhàn)士的命當兒戲嗎？
換個滑頭點的，順水推舟也就用了蘇聯貨。
畢竟，新官上任，誰愿意得罪一票專家，還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可王樹聲心里，算的是另一本賬。
第一筆是錢。
進口貨那是真金白銀買來的，國家外匯緊得那是從牙縫里摳出來的。
第二筆是技術。
蘇聯貨就真的無敵嗎？
數據擺在那兒。
打到一定發(fā)數，進口管子照樣紅得像烙鐵，必須得換，這是死穴。
第三筆，也是要命的一筆——戰(zhàn)略。
如果現在圖省心用了洋貨，往后咱們的國防工業(yè)這就缺了一條腿。
要是哪天人家翻臉卡脖子，這炮就是一堆廢鐵。
“還沒試過國產的，憑啥就給它扣個‘不行’的帽子？”
王樹聲不信這個邪。
他拍板決定：擺個擂臺。
這決定在當時可是破天荒的。
報告遞到彭老總那是，老總也是個硬茬子，大筆一揮：準了。
靶場上，兩門炮拉開架勢，一門裝洋管子，一門裝土管子。
怎么比？
實彈狂轟。
不是意思一下，而是往死里打，打到炮管報廢才算完。
“轟轟轟…
這場擂臺足足擺了半個月。
幾萬發(fā)炮彈跟潑水似的造了出去。
彭老總看著滿地的彈殼，心疼得直嘬牙花子：“你們這手筆可是夠大的。”
等到最后結果出來，所有人的嘴都閉上了。
進口管子打到一萬發(fā)這個坎兒，通體通紅，必須得停火換件，不然就得炸。
再看國產管子？
硬生生扛到了兩萬發(fā)。
雖說也是紅得燙手，但涼水一潑，只要冷下來，照樣能接著吼。
這一局，國產貨完勝。
彭老總樂了。
這幾萬發(fā)炮彈砸得響，值！
王樹聲這把賭對了。
但他贏的不是運氣，而是那條死理：要想國防腰桿子硬，命門必須攥在自己手里。
哪怕冒著丟烏紗帽的險，這步棋也得走。
打那以后，他又馬不停蹄地張羅起軍械研究所，滿世界搜羅人才。
因為他透亮：技術這玩意兒，求爺爺告奶奶是求不來的，只能靠自己造。
二、一九二六年的“六親不認”
王樹聲這種“認理不認親”的脾性，早在鬧革命那會兒就定型了。
一九二六年秋天，王樹聲在麻城縣當農民協會的組織部長。
那時候搞農運，說穿了就是把地主霸占的田地搶回來分給窮苦人。
口號喊得震天響：“窮人要翻身！”
可沒過多久，王樹聲就碰上個讓他下不來臺的事。
麻城有個叫丁枕魚的大地主，那是當地一霸。
欺男霸女壞事做絕，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農運風頭正勁，這丁枕魚非但不收手，反而仗著自己有靠山，帶頭跟農會對著干，甚至還要動手打人。
他的靠山是誰？
正是王樹聲。
論輩分，這丁枕魚是王樹聲的舅公。
這下子，燙手山芋扔到了王樹聲手里。
農會上下都在盯著：平日里你喊打倒土豪喊得震天響，這回輪到你自家親戚了，你動不動手？
不動？
以后誰還聽農會的？
革命還革個屁？
動？
那是實在親戚，傳出去就是大逆不道。
當時好些人勸王樹聲，哪怕是把丁枕魚趕走也算有個交代，別做得太絕。
大家伙兒顧著他的面子，誰也不敢先動手。
話傳到王樹聲耳朵里，他當場就炸了。
“大伙兒是顧忌我和丁枕魚的關系，可既然干了革命，就沒那么多情面好講。
誰敢擋農會的路，誰就是咱們的敵人。”
這話擲地有聲。
緊接著，王樹聲親自帶著農會的人，把丁枕魚給綁了。
公審大會上，一樁樁一件件數落丁枕魚的罪狀，最后當眾宣判死刑。
槍聲一響，整個麻城都抖了三抖。
老百姓這回看明白了，王樹聲連自家舅公都敢斃，這共產黨是玩真的！
一時間，十里八鄉(xiāng)的小伙子熱血沸騰，爭著搶著要參加紅軍。
從那一刻起，王樹聲就給自己立了條鐵律：在大義跟前，沒有私情這兩個字。
這條鐵律，他守了一輩子。
三、不開后門的“家規(guī)”
建國以后，王樹聲位高權重。
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覺得，這回算是大樹底下好乘涼了，一個個跑到北京，想讓他幫忙在城里謀個一官半職。
這在當時那種人情社會里，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可王樹聲的臉冷得像塊冰：“我手里的權是黨和人民給的，那是用來干工作的，不是給我王家謀福利的。”
他指了一條道：有難處找當地政府，或者是回去老老實實種地。
結果就是，直到他閉眼那天，老家的親戚絕大多數還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愣是沒沾上他一點光。
對外人狠，對自己家里人更狠。
五十年代末，國家日子過得緊巴，物資缺得厲害。
上面要給王樹聲配車，被他一口回絕。
他說有一輛上下班夠用就行。
就這一輛車，他還立了規(guī)矩：除了他辦公，家里人誰也不許碰。
他的夫人楊炬，那也是老資格的革命者，在單位上班。
每天從家倒騰到單位，光坐公交車就得耗兩個多鐘頭。
不管是刮風下雨，幾十年雷打不動。
有一回下大雪，路上堵得嚴實，楊炬遲到了。
同事納悶地問：“王大將的車明明順路經過咱們單位，那個座空著也是空著，你搭個便車能怎么著？”
楊炬苦笑著搖搖頭：“這是老王定的家規(guī)，家里人坐他的專車就是犯規(guī)，他不答應的。”
看著是不近人情，其實這背后的邏輯還是那本賬：公家的便宜，一分一毫也不能占。
這車一旦開了私用的口子，以后就像決堤的水，收都收不住。
他對孩子們更是定下了“四不準”：
不準顯擺父母是誰；
不準穿得奇裝異服；
不準用公車接送；
不準讓保姆伺候。
閨女四毛十四歲就去當兵，王樹聲心疼歸心疼，但絕不插手半點。
所以才有了開頭那一幕：堂堂國防部副部長，在寒風里站了兩個鐘頭，只為了看一眼當小兵的閨女。
閨女看著父親那張凍得紫紅的臉，哭著埋怨：“您好歹是個大將軍，讓他們通融一下不行嗎？”
王樹聲沒接茬，只是嘿嘿一笑。
他是在用行動告訴閨女：在紀律跟前，沒有將軍這回事。
一九七三年，王樹聲倒下了。
胃疼得要命，起初以為是老毛病犯了，后來一查，食道癌晚期。
夫人楊炬強忍著心里的痛，想瞞著他。
可兩口子過了大半輩子，王樹聲一眼就看透了。
在死人堆里爬出來過無數次的人，面對死亡時竟然出奇的平靜。
他反過來勸媳婦：“別難過，癌癥有個啥可怕的，大不了去見馬克思。
那么多老戰(zhàn)友都去了，也該輪到我去報到了。”
他唯一放不下的，還是這個家。
但他指的不是榮華富貴，而是覺得自己這一走，家里的擔子全壓在媳婦肩上，心里覺得虧欠。
治療那會兒，當年的老戰(zhàn)友都來了。
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鄧小平…
特別是聽到李先念那一口熟悉的鄉(xiāng)音，王樹聲恍惚間好像又回到了大別山，回到了那個戰(zhàn)火連天的歲月。
“等我病好了，咱們一塊兒回老家看看。”
可惜，這個念想沒能成真。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樹聲彌留之際。
迷迷糊糊中，他聽見有人喊：“總理來了。”
那一刻，虛弱得連眼皮都抬不起來的王樹聲，拼了命想要欠起身子。
周恩來總理幾步跨到床前，輕輕按住他的手：“莫激動，莫激動。”
總理握著他的手說：“樹聲同志，你是個好同志…
你是對革命有大功勞的，你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啊…
聽到這話，流了一輩子血都沒眨過眼的王樹聲，眼淚順著眼角往下淌。
他用微弱的氣聲推辭：“不能算，不能算…
我…
不能算。”
在他心里頭，那些犧牲在路上的戰(zhàn)友才是真正的功臣，他不過是個幸存下來的人罷了。
臨走前，他給媳婦留下了最后一句囑托：“我死以后，別無所求，就把我的骨灰撒回麻城老家。
我要日日夜夜守著那里的戰(zhàn)友和父老鄉(xiāng)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王樹聲在北京走完了他的一生。
如果要給他這輩子做個總結，或許就是一場漫長的“算賬”過程。
在戰(zhàn)場上，他算的是勝敗存亡；在軍械部，他算的是國家的主權；在家里，他算的是公私分明。
他把所有的“寬容”都給了國家和百姓，把所有的“苛刻”都留給了自己和親人。
這樣的人，哪怕離開了半個世紀，依然值得我們站直了身子，敬上一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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