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數字技術領域“雙向奔赴”

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AI）的快速發展，已成為各國推動經濟增長與治理現代化的一條新路徑，其中，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表現尤其值得關注。近年來，海灣阿拉伯國家相繼推出“沙特2030愿景”“卡塔爾2030國家愿景”“阿聯酋2071百年計劃”“阿曼2040愿景”等戰略，紛紛視數字化轉型為實現經濟多元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路徑，投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取得顯著進展。中國正成為海灣阿拉伯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合作伙伴，雙方在數字技術領域實現“雙向奔赴”。

“數據即新石油”

從政策供給看，海灣阿拉伯國家已形成“國家愿景+資本投入+機構執行”的“三位一體”驅動體系。在國家層面，沙特通過設立數據與AI管理局，統籌推進《國家數據和人工智能戰略》，并指出數據與AI是“實現2030愿景經濟轉型的基石”；阿聯酋自2017年任命首位AI事務部長以來，持續以“數據即新石油”為宗旨推動數據驅動的國家發展策略。在執行層面，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通過設立專門的數字治理和信息技術管理機構，強化國家戰略向具體政策與項目轉化的能力，如卡塔爾成立了通信與信息技術部、巴林設立了信息和電子政務局等。在資本層面，海灣阿拉伯國家普遍利用本國主權財富基金，如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PIF）、阿聯酋的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大規模布局半導體、云計算等前沿領域，通過“資本換技術”加速催化數字生態建設。在海灣阿拉伯國家自上而下的推動下，其數字化轉型取得顯著進展。例如，沙特互聯網普及率高達100%，也是全球速度最快的互聯網之一；科威特5G網絡覆蓋率即將達到99.9%，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99.7%。這為先進移動服務、電子政務服務和數字支付的推廣提供了便利。

然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數字化轉型也正面臨發展瓶頸。世界銀行2025年度報告指出，沙特與阿聯酋等國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連通性維度已達全球領先水平，但這些國家在邁向以大數據和AI為驅動的深刻變革階段時，由于要素供給與制度環境失配，仍面臨結構性失衡問題。這一轉型困境不僅反映出技術應用的復雜性，更揭示了數字時代對國家能力的深層次挑戰。

從產業維度觀察，海灣阿拉伯國家呈現出數字基建先發積累與數字服務生態相對落后并存的特征。盡管沙特與阿聯酋的5G網絡覆蓋率及光纖普及率已躋身世界前列，但其數字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仍過度集中于通信硬件及基礎設施建設等低附加值領域，高附加值領域產品和服務供給明顯不足。這種“硬重軟輕”的格局，使數字化轉型對改善生產率的整體溢出效應受限，迫使各國政府需在“后石油時代”尋找能帶動數字服務產業實現規?；瘮U張的新路徑。然而，更深層的制約來自于人才供給不足。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數字技能和勞動力素質方面與國際領先水平仍存明顯差距，尤其是在AI、網絡安全、數據科學等高級技術領域。例如，海灣阿拉伯國家勞動力中AI領域專家的平均占比為1.7%，遠低于歐盟的5.4%、新加坡的6.9%。由于本土研發體系尚未形成閉環，海灣阿拉伯國家仍受到單一技術路徑及由此帶來的安全憂慮的制約。

大數據和AI應用成為新的合作重點

海灣阿拉伯國家經濟多元化愿景致力于實現“后石油時代”的經濟穩定發展，與戰略伙伴關系的更加多元。憑借經濟和技術實力，中國已成為海灣阿拉伯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合作伙伴。雙方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合作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數字化轉型路徑高度契合，并逐步呈現領域多元化、運行制度化等特征，是當前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的新增長點。

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的領域多元化，體現在技術層級、應用場景與合作方式的同步延伸。數字基礎設施是海灣阿拉伯國家數字化轉型的底層支撐，也是中海技術合作最先起步且成熟度較高的領域。隨著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海灣阿拉伯國家將數字經濟與智慧城市建設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其對規?；臄底之a業與高附加值數字經濟的需求不斷上漲。在此推動下，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技術合作從基礎設施建設向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層級延伸。大數據和AI應用成為新的合作重點，相關技術還被引入城市治理、公共服務和智慧城市等具體場景之中。同時，雙方還將部分合作項目與本地人才培養相結合，通過人才培訓與長期運維增強技術應用的可持續性。例如，阿里云在迪拜互聯網城成立培訓中心，通過專業課程、現場培訓和認證項目等方式提升合作伙伴及本地IT人才技能。

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的實踐不斷制度化，體現在從早期以項目為依托的零散合作，發展為在兩國政府政策框架引導下、以長期機制為支撐的制度化合作。在多邊層面，2022年首屆中阿峰會通過的《利雅得宣言》與中阿合作論壇機制下的行動執行計劃，為雙方在包括科技創新、技術研發與合作平臺建設在內的廣泛合作領域提供了戰略指引和制度性支撐。在雙邊層面，中國與沙特等多個海灣阿拉伯國家簽署數字經濟戰略合作協議，不僅確立了通信與新興技術的合作重點，更為兩國在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領域的研究與創新制定了框架。

上述多邊與雙邊安排不僅穩定了雙方合作的制度基礎，為企業參與提供運行規則，也為合作從單向技術輸出向雙向機制互動轉變創造了條件。在此框架下，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呈現出“雙向奔赴”特征：海灣阿拉伯國家通過頂層設計，為外部技術力量設定了明確的制度準入與應用框架；而中國技術企業則通過合資經營、標準共建及人才培育等方式，實現了對當地產業生態的深度嵌入與合規化適應。這種制度化合作為海灣阿拉伯國家向更高級的數字化水平轉型提供了重要外部動力。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的結構性嵌入為雙方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長期互動奠定了基礎。

深受全球技術格局調整影響

隨著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數字化轉型從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的初級階段邁入以數據、算法和高附加值數字服務為核心的深化階段，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也從孤立的項目合作向深度對接政策框架、產業體系與制度規范發展演進。這一轉變體現出雙方在戰略、產業和治理等多個層面的高度耦合。

在政府戰略層面，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體現出明顯的戰略與政策同頻特征。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推進經濟多元化進程中，將數字化轉型上升為國家愿景的核心，并持續加大在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政策投入，而這恰逢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提出建設“數字絲綢之路”，中國明確將加強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數字經濟合作與能力建設作為對外合作的重要方向。在全球技術競爭加劇背景下，海灣阿拉伯國家普遍采取多元化合作與制度性對沖策略，以降低對單一技術體系的依賴。這一戰略取向與中國在對外數字合作中強調非排他性、尊重發展自主權的政策立場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使雙方技術合作得以通過雙多邊框架、數字經濟與通信領域合作協定等制度化安排，被納入具有政策連續性的合作框架之中。

在產業結構與企業層面，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的發展階段與供給能力之間也存在結構性適配。海灣阿拉伯國家推進數字化轉型并非僅關注單一技術產品或短期項目，而是更加重視本地數字產業體系的構建與技術能力的可持續發展。全球技術競爭帶來的出口管制、標準分化和供應鏈不確定性，進一步強化了其對長期性、本地化合作模式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中企數字基礎設施、云平臺與數字應用等領域所形成的系統性供給能力和人才培養能力，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海灣阿拉伯國家對“技術引入—能力建設—長期運維”一體化解決方案的需求，從而推動雙方技術合作由項目導向向能力共建演進。

在治理規范層面，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皆尊重數字主權與制度自主性。當前，全球數據治理規則呈現碎片化趨勢，技術政治化使中小國家在數字領域面臨更高的制度不確定性。海灣阿拉伯國家推進數字化轉型，普遍強調對關鍵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的主權控制，要求外部技術合作遵循本國法律與監管框架。中國在對外數字合作中強調尊重合作國制度安排，其技術方案在適應數據本地化、合規監管和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方面的實踐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合作方的自主需求，也為雙方開展更深層次的技術協作提供了規范基礎。

展望未來，在2026年即將召開的第二屆中阿峰會推動下，中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技術合作有望在多層面實現深度耦合，推動雙方互利合作持續深化。同時，海灣阿拉伯國家仍與西方國家在前沿技術研發、關鍵系統集成等領域保持密切合作。這種多元化技術采購策略反映出其在復雜國際環境中的務實考量——既追求技術發展，又維護戰略自主。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技術合作選擇也將持續受到全球技術格局調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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