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得知女兒涉嫌通共被捕，讓毛人鳳馬上槍斃她，這才救她一命

1947年深秋，南京的雨下得沒完沒了，國府路的青瓦被澆得油亮。

就在這時，書房的門被推開了，保密局的毛人鳳走了進來，一身濕氣。

一張被雨水泡得有些發皺的名片，被拍在了桌上。

上面印著三個字，袁永熙。

這是陳布雷剛結婚倆月女婿的名字。

毛人鳳的聲音不高，但字字像冰碴子，“先生，小姐也在名單里。”

一個寫盡黨國忠誠的筆桿子，親生女兒卻成了“通共”嫌疑犯。

這事擱誰身上都是晴天霹靂。

陳布雷聽完，沉默得像一尊石像。

可現在，他寫的那些字，和他女兒做的事，正站在天平的兩端。

毛人鳳在等他一句話，蔣介石也在等他一句話。

整個南京，似乎都在這場夜雨里，等著看他如何抉擇。

陳璉，起初并不叫這個名字。

她出生時，母親楊品仙難產去世，陳布雷悲痛欲絕，一度將妻子的死歸咎于這個新生的女兒。

鄉下的外婆心疼孩子，給她取了個小名叫“憐兒”，意思是惹人憐愛。

直到十二歲，憐兒才回到陳布雷身邊，但父女之間，總隔著點什么。

這份隔閡，在陳璉長大后，變成了更深的一道溝。

她考入西南聯大，那地方思想活躍，正值抗日救亡的年代，各種思潮風起云涌。

她接觸到了共產黨宣言，讀到了那些討論國家未來的書。

1939年，一封從昆明寄來的信，讓陳布雷心里咯噔一下。

女兒在信里說，她自己改了名字，叫“陳璉”，要做國家的“宗廟之器”，為祭獻而生。

陳布雷慌了。在那個亂世里，“宗廟之器”是什么？

是最先被擺上祭臺，也最容易被打碎的東西。

他連夜寫了八頁長信，勸女兒不要走得太偏。

從那天起，陳璉就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箏。

她先是在昆明入了黨，監誓人是王漢斌。

接著，她又突然失蹤。

陳布雷急得團團轉，動用關系輾轉聯系上了周恩來，才把女兒從重慶找回來。

可沒過多久，1941年“皖南事變”后，陳璉再一次沒了音訊。

陳布雷只能在日記里一遍遍地寫，“憐兒與我，愈行愈遠。”

他心里其實明白，女兒選擇的路，和自己早已背道而馳。

他效忠的是一個日漸衰敗的政權，而女兒，則把青春和生命都押在了一個他完全陌生的未來上。

1946年，陳璉再次出現時，身份是北平貝滿女中的一名教員。

她還結了婚，丈夫是袁永熙，對外宣稱是陳布雷親自挑選的女婿。

兩人在北平京兆東街（也有說棉花胡同）租了個小院子，日子過得像一對普通的新婚夫婦。

但院門一關，這里就是中共北平市委的秘密電臺所在地。

這個小院，成了風暴的中心。

重慶談判期間，陳璉曾利用父親在黃山官邸工作的便利，趁著夜深人靜，用微型相機拍下過蔣介石修改的“剿匪手本”草稿。

這些情報通過秘密渠道送到延安，成了毛澤東在談判桌上戳穿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有力證據。

到了北平，他們的工作更加危險。

袁永熙負責聯絡，陳璉則協助發報。

桌上擺著密電碼本，窗外是國民黨偵測車巡邏的聲音。

每一個字發送出去，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

1947年9月24日凌晨，這份平靜被徹底打破。

保密局的特務通過無線電信號偵測，鎖定了小院的位置。

大批荷槍實彈的特務踹開院門，將陳璉和袁永熙夫婦，連同正在開會的幾名地下黨員一并逮捕。

屋子里，那部15瓦的電臺還沒來得及銷毀，旁邊還放著一沓蠟紙。

人贓俱獲，證據確鑿。

審訊中，陳璉夫婦咬緊牙關，只承認在昆明參加過學生組織，對電臺的事一概不知。

但特務在袁永熙身上搜出了一張名片，順著這條線，又牽出了一批人。

案子越滾越大，很快就擺到了毛人鳳和蔣介石的案頭。

蔣介石看到卷宗里“陳布雷之女”幾個字，特意囑咐毛人鳳，“去試他。”

毛人鳳的夜訪，就是帶著這道考題來的。

他把那張皺巴巴的名片放在陳布雷桌上，等于把一把刀架在了陳布雷的脖子上。

要么，大義滅親，保全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聲譽和性命；要么，徇私護女，被扣上“通共”的帽子，全家一起完蛋。

書房里，燈光慘白，雨聲敲打著窗戶，聽得人心煩意亂。

陳布雷聽完毛人鳳的通報，，也就沉默了三秒鐘。

他猛地一拍桌子，聲音大得嚇人，“查實即斃，毋庸請示！”

為了讓這出戲更逼真，他還抓起毛筆，在宣紙上寫下八個大字，“該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

據說，墨汁因為他用力過猛，濺到了毛人鳳的衣袖上，像幾滴凝固的黑血。

毛人鳳愣住了。他當然知道陳布雷早年對這個女兒心存芥蒂的傳聞，陳布雷這番“大義滅親”的表態，在他看來，合情合理。

他回去向蔣介石復命，說，“陳布雷，是真心的。”

蔣介石聽完，沉吟了許久。

他太了解陳布雷了，也深知在黨內搞株連的后果。

如果連陳布雷這樣的心腹都因為女兒的事被逼到絕路，那其他人會怎么想？

陳布雷已經把姿態做到了極致，自己如果再不依不饒，反而會寒了部下的心。

最終，蔣介石開了口，“既如此，把陳璉交他嚴加看管。”

一句話，死刑變成了“家囚”。

陳布雷賭贏了。他用一句最狠的話，為女兒換來了一條生路。

他比誰都清楚，在蔣介石面前，求情是死路一條，只有表現出比他更決絕的忠心，才能讓他放下屠刀。

陳璉被秘密押回南京后，陳公館成了她的監牢。

樓梯口和花園后門都加了崗哨，美其名曰“保護”，實則嚴密監視。

父女倆同桌吃飯，卻相對無言。

陳布雷只能在報紙上用紅筆圈出“匪諜分子，格殺勿論”的標題，放在女兒面前，用這種方式提醒她處境的兇險。

1948年10月，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陳璉成功逃離南京，輾轉去了河北的解放區。

父女倆就此一別，再未相見。

一個月后，遼沈戰役失利的消息傳遍南京，國民黨大勢已去。

1948年11月12日夜里，陳布雷在書房寫下了萬言《上總裁書》，還有11封遺書。

他感到油盡燈枯，心力交瘁。

在給陳璉的那封短信里，他寫道，“為父悔不當初，然‘槍斃’一語，實救汝命，國破家亡，惟愿汝善視自身，毋忘我今日之苦心。”

寫完，他服下過量安眠藥，平靜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59歲。

陳璉是在父親的靈堂上，才讀到這封遲來的信。

她跪在棺前，淚如雨下，卻哭不出聲。

那一刻，她才徹底明白，父親當年那句冷酷無情的“槍斃”，原來是藏得最深、也最痛的父愛。

1949年，北平解放，陳璉帶著丈夫和女兒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可這份新生的喜悅背后，是對父親永遠的愧疚。

1967年11月19日的清晨，在上海泰興路，她獨自一人走上一棟13層高樓的樓頂。

手里，緊緊攥著父親19年前寫給她的那封遺書。

她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48歲的生命。

她的父親，用一句狠話救了她一次。

但在新的風暴里，再也沒有人能為她擋刀了。

父女兩人，一個用死亡告別了舊時代，一個用死亡決絕于新時代。

隔著二十年的光陰，他們的命運，像一根繃得太緊的弦，最終還是在同一個地方斷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