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僵局難破，伊朗內亂未平：誰能主導波斯灣的未來？

【導言】2025年12月28日，伊朗國內因物價高漲、貨幣貶值等民生難題，爆發大范圍民眾示威。這場發端于民生壓力的抗議活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多個省份，后續更升級成一系列暴力沖突事件。這場風波持續多日，直至當地時間2026年1月12日，德黑蘭等核心地區的社會秩序才終于基本回歸平穩，民眾生產生活逐步回歸常態。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海灣地區始終被沖突與動亂的陰霾籠罩，伊朗人質危機、海灣戰爭……這片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為何總能成為地緣博弈的焦點？海灣國家圍繞能源展開的利益角逐，為何總能牽動世界經濟的起伏脈搏？回溯漫長的文明進程，波斯灣的歷史角色又該如何定義？

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起，波斯灣地區便確立了以商業為本的發展模式。不同歷史階段里，波斯灣先后依托迪爾蒙、巴士拉、尸羅夫等代表性港口，搭建起連通地中海、印度洋及周邊文明的貿易通道，進而憑借港口的自治韌性持續維系與南亞、東非、中國等地的商貿往來。5000年來，海灣地區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之一，沒有任何一個大帝國可以完全控制海灣地區。海灣地區一直是自由貿易城邦林立的狀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里交流貿易，發展出一種世界主義文化。

歷史學家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在《波斯灣五千年》一書中，通過對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灣港口城市的生動描述，向我們展示了：商業、共識與世界主義并非西方的舶來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灣地區的歷史傳統中，而這種傳統，為21世紀中東探索新的可能性打開了一扇窗戶。

美伊角力下的海灣 地緣棋局的重構與風險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拉伯海灣國家憑借石油財富、戰略投資和海洋文化，成為全球商業、外交、媒體與文化中心，并持續保持著這一地位。為此，它們依賴的是與全球最遙遠國家的聯系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然而，這一局面已發生改變：海灣國家直到21世紀頭十年軍事力量幾乎微不足道，如今卻已增加武器儲備，并實現軍隊職業化。它們不再僅是帝國的中轉據點，而是開始在非洲和亞洲等遙遠地區施展影響力，尋覓資源與機遇。

不過，隨著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增長，競爭也隨之加劇。當地區安全日益成為內部事務時，海灣地區作為“全球交流平臺與市場”的地位可能會面臨風險。這正是近期海灣國家尋求和平的努力至關重要的原因即便有美國的安全保障，海灣地區也曾多次瀕臨沖突的邊緣。目前，一場對該地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仍在持續發酵。

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與巴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兩個阿拉伯國家簽署的雙邊協議簽署時，沙特阿拉伯也即將加入，當時美國似乎有望開始從海灣地區撤軍。然而，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遭遇襲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加沙危機，突然將巴以問題重新推至風口浪尖。美國被視為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這導致其在該地區的基地遭到襲擊。盡管此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領導人愿意相互往來，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被殺以及哈馬斯不愿釋放所有以色列人質的局面，終結了這種開放態勢。

與此同時，沙特阿拉伯卻利用關系正常化的前景，促使以色列停止對哈馬斯的軍事行動。無論此類安排是否會出現，在10月7日之后的世界中，美國似乎不太可能迅速從該地區撤軍。一方面，伊朗及其代理人必須停止對美國人員的襲擊。伊朗稱這些襲擊旨在迫使美國強制以色列停火并撤出海灣地區，但這些行動只會更可能導致美軍增加部署，因為它們恰恰表明了維護現狀、防止伊朗霸權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伊朗一直想要主導海灣地區，并多次因資源和海洋邊界問題與阿拉伯國家發生沖突。然而，由于美國從中掣肘，伊朗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鑒于此，伊朗避免與美國海軍龐大的主力戰艦直接對抗，轉而用小型炮艇對其進行騷擾。美國運輸部海事管理局已就“伊朗及其代理人對商船的威脅”發出警告，并建議懸掛美國國旗的船只將其海灣航行計劃電郵至美國第五艦隊或英國海事貿易辦公室。

2019年5月至8月，發生了“六起針對商船的襲擊”、“試圖在海上攔截‘英國遺產號’（British Heritage）”以及“扣押‘史丹納帝國號’（Stena Impero）”等事件。但最終，英國艦隊和美國艦隊能夠輕松壓制伊朗的小型船只及其機槍。或許在阿曼的調解下，阿拉伯海灣國家與伊朗需要就霍爾木茲海峽的貿易自由以及跨海洋邊界水下油氣田的共享達成一系列規則協議。

除海灣國家之間達成協議外，維持其內部穩定對整個海灣地區的持續繁榮至關重要。在21世紀頭幾十年，美國曾試圖通過“中東伙伴關系倡議”等計劃，推動海灣君主制國家走向民主化。但“9·11”襲擊事件促使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抬頭，這種意識形態未必反映美國對自身利益的現實主義認知，且打破了長期以來對海灣地區不干預的遏制政策——這一政策可追溯至英國務實的外交傳統。

不同于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及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行動并未得到美國廣泛盟友（無論是阿拉伯國家還是其他國家）的支持，也不利于地區力量平衡：美國式民主在伊拉克的實踐，為伊朗支持的政黨打開了大門，并催生了所謂的“什葉派新月地帶”——一個從阿拉伯半島東部延伸至伊朗、再環繞至黎凡特地區的伊朗強勢影響區域。對伊朗勢力擴張的擔憂，加上意識到美國幾乎不會出手遏制，促使遜尼派主導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采取獨立應對措施：增強軍事力量，并在海灣周邊地區拓展影響力。

2011年，阿拉伯世界出現抗議活動，海灣地區的抗議雖不如其他地區那么激烈，但確實反映出民眾（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對改革的真切訴求，包括在國家治理中擁有更多話語權。

政府通過選舉及擴大咨詢委員會和議會權力，審慎地漸進推動政府開放與民主化改革，這些可能成為保障海灣地區未來的重要舉措，畢竟民主國家之間鮮少兵戎相見。一些抗議促成了變革。針對蘇哈爾（以人口多樣性著稱的城市）的抗議，阿曼蘇丹卡布斯提供了援助，并積極推動改革，包括賦予協商會議更多憲法權利。2023年12月，科威特新埃米爾謝赫·米沙勒·艾哈邁德·薩巴赫就職時承諾與頗具影響力的國民議會合作，而議會也施壓，要求他推行改革。

這個常陷入僵局的民選機構能否獲得更加正式的權力，仍有待觀察。卡塔爾成立了一個咨詢委員會，從技術層面上講，它有權罷免部長，并于2021年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許多海灣國家統治者已著手穩定繼承權，正如阿曼2021年憲法那樣設立王儲職位以確保權力平穩過渡。盡管突尼斯至埃及等地發生了劇烈變革，但在海灣地區，代議制以漸進方式走向制度化。

由沖突走向共治 區域協同下的和平轉機

21世紀20年代似乎是阿拉伯海灣國家關系融洽的時期。盡管彼此存在分歧，且數十年的激烈競爭曾引發卡塔爾危機，但它們深知，若不攜手構建地區安全體系，所有國家都將面臨不可避免的動蕩與急劇衰落的風險。然而，構建以海灣地區為中心、由海灣國家自主執行的防御架構，所需的不僅是11世紀尸羅夫港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與瑣羅亞斯德教徒共聚一堂時所展現的世界主義精神。在當今這個充斥著剛性邊界與資源爭端激烈的現代世界，所有海灣國家尤其是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這三大主要參與者一必須基于相互友善與尊重，就建立透明規則體系達成共識。

或許正是基于這一認知，卡塔爾與鄰國在世界杯前后得以和解并恪守紅線；也是出于這一動機，在阿曼與中國的斡旋下，長期敵對的伊朗與沙特阿拉伯開啟了和平談判，這可能標志著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歷史將迎來一場意義非凡的轉折。若海灣地區的和平得以維系，尤其是建立在各方共同遵守的明確協議之上，這或許意味著將回歸到英國殖民前甚至葡萄牙入侵前的關系模式：海灣地區的大國在沒有遙遠西方勢力干預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面向印度洋的自由貿易與合作傳統。悠久的歷史底蘊與推動長期和平的經濟動因，都為這一前景提供了支撐。

然而，眼下阿拉伯海灣地區仍主要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若一個和平且能自我防御的海灣格局真的形成，該地區可能不會以美國為核心，而是轉向其歷史上最自然的合作伙伴南亞。畢竟，若不理解印度洋地區的巨大影響力，就無法讀懂海灣地區非凡的全球歷史。在石油崛起并促使海灣地區與美國等遙遠地區達成戰略共識之前，對海灣地區的商業寡頭來說，與南亞次大陸的往來和聯系最為重要。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兩個不接壤的地區能像南亞和海灣地區這樣，彼此維系著如此悠久的聯系：迪爾蒙的商人曾與印度河文明世界進行貿易；尸羅夫曾向印度輸送馬匹；霍爾木茲曾將葡屬果阿與非洲相連；巴士拉與印度之間的航線對大英帝國和阿曼帝國至關重要，印度人還曾幫助阿曼人奪取馬斯喀特，并管理其在東非的帝國。

如今，從地理位置上看，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國是海灣地區的最佳合作伙伴。在美國的鼓勵下，這些國家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而海灣地區也將因其作為連接南亞橋梁的歷史角色而獲益。南亞為現代海灣地區，尤其是富裕的阿拉伯國家，提供了大量運營所需的專業人才和勞動力（印度人口數量現已超過中國），其低成本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通貨膨脹是快速投資和發展可能帶來的副作用之一。

為了吸引南亞大國，海灣地區需要與它們協商新的貿易協議，并說服其消除部分市場準入壁壘，海灣地區必須推進勞工改革并提升相關標準，以免疏遠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與選民。開啟這一進程或許無須太多成本，只需頌揚海灣國家的公民、南亞裔群體及其他外籍人士為實現共同目標而開展多領域合作即可。在卡塔爾危機期間，外籍人士對卡塔爾出人意料的支持——許多人在汽車上張貼塔米姆埃米爾的畫像以表聲援，這表明外國人不必被視為威脅，或許更應被視為海灣身份認同和新世界主義的貢獻者，這種新世界主義尊重并珍視該地區與印度洋世界的聯系，正是這些聯系使其得以繁榮發展。

就海灣地區本身而言，它也有諸多可提供給南亞的資源。它可以強化自身作為南亞、西亞和歐洲之間的穩定橋梁與戰略紐帶的角色，甚至能將合作拓展至地球之外：最近，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向火星發射了航天器，海灣地區的宇航員也已登上國際空間站。印度空間研究組織（已成功完成三次月球著陸）已在探索與海灣地區的合作。海灣國家還在大力投資知識經濟，這需要大量勞動力來建設必要的校區和知識城市。就連伊朗也將科學家視為英雄，并設立了如基什島自由貿易區這樣蓬勃發展的區域。

隨著伊朗和阿拉伯國家試圖改革高等教育體系并鼓勵科技發展，一場知識軍備競賽正在展開。2009年在沙特阿拉伯圖瓦爾成立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以及2004年在多哈開辦的卡內基梅隆大學卡塔爾分校，都體現了這一發展趨勢。

在城市規劃方面，沙特阿拉伯希望超越其較小的海灣鄰國，更立志要建造一座價值萬億美元、擁有鏡面摩天大樓的城市，可容納多達500萬人口。對于此類大型項目，海灣地區不應僅將南亞視為勞動力來源，而應與該地區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并認可與印度洋地區的長期聯系，這將為海灣地區帶來更好的發展成果。然而，這段跨越千年的歷史或許會被忽視，因為它與許多海灣國家的另一目標相沖突：構建民族身份認同感。2019年，卡塔爾大學主辦了一場“民族身份認同會議”，強調了支持海灣地區歸屬感的必要性，政府成員亦參與其中。

新冠疫情加速了本就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意識。相較于其他身份認同形式，這種意識一直受到海灣國家的鼓勵。根據部分民意調查（需承認這些調查存在局限性，因許多受訪者認為國家安全機構可能監聽通話），近年來跨國界的“海灣身份”和部落紐帶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及其統治者的忠誠。

其中，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民族身份認同指數尤為突出，高達98%左右。與此同時，跨越國界的傳統文化模式與非正式網絡（如部落）仍持續存在。海灣國家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培育一種世界主義的民族身份認同既要明確認可非海灣居民對當地生活的貢獻，又要尊重海灣人民與南亞（這個新興地區既是海灣地區重要的歷史伙伴，亦是未來的伙伴）人民之間的合作。

走向重重迷霧 誰能主宰波斯灣的未來

即便美國的三重遏制政策走向終結，海灣地區仍將是充滿活力的世界中心。歷史學家需回溯數個世紀，才能找到與該地區現狀相近的歷史參照——或許是9世紀的巴士拉，或許是14世紀霍爾木-基什之爭。地處世界邊緣的港口城市，迪拜、多哈和阿布扎比正以一種混亂的方式塑造著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全球性和世界主義的愿景。

然而，它們也在招致危險與外部干預。身處世界舞臺的中心，掌控著眾多的出入口，這既有利益，也伴隨風險。在過去，海灣港口的居民若在海岸受挫，尚可退守內陸綠洲，或干脆在另一個受庇護的海灣重建家園。統治者若厭倦了臣民的抱怨，可能會以退位相威脅，因為他們深知，其權位既源于彼此的義務，也關乎自身的實際利益。

但如今，即便在相對狹小的國家，統治與治理也已變得極為復雜。“企業城市”模式不得不做出調整，以正視無節制發展帶來的政治、社會、環境與文化影響。現代海灣地區的超級城市通過人工海水淡化等方式，不僅重塑了自身的地理現實，甚至創造了獨特的微氣候與生態系統。但恰恰是海灣國家的成功，使它們變得脆弱，成為外部勢力與意識形態覬覦的目標。

21世紀海灣地區作為“可能性的世界中心”的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站在828米高的哈利法塔觀景臺上，人們仿佛置身世界之巔，但在地平線以下與視野之外，危險的暗流已在涌動。反全球化勢力正在暗中作祟，內部分裂、利益角力、分裂與較量、極端主義、宗派主義、民族主義，甚至街頭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沖突，都可能摧毀海灣國家當前的輝煌成就。

2023年爆發的加沙危機已蔓延至胡塞武裝及其他伊朗附屬武裝組織，如真主黨旅于2024年襲擊了約旦境內的美軍基地，引發了報復性打擊。一旦任何一方出現誤判，美伊之間可能就會爆發一場意外的大規模戰爭，這種可能性已大幅上升。2023年在中方斡旋下，伊朗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正常化協議，但簡單的互派大使與建立阿拉伯海灣國家與波斯國家之間的溝通渠道，仍不足以阻止該地區的沖突。

事實上，美國與伊朗必須化解彼此間的對抗，這遠比沙伊關系緩和更為艱巨。若美伊戰爭爆發，海灣地區將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無論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簽署多少雙邊協議，它們都必須選擇支持美國：與伊朗全面結盟絕無可能，因為這將終結海灣國家的歷史自治權；而保持中立需拒絕美軍進入海灣基地并保護其免受攻擊，但也可能導致向勝利的伊朗屈服——這一命運遠比因駐扎美軍而遭伊朗打擊更為致命。將海灣地區變為戰場更會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迪拜、阿布扎比和多哈等城市作為相對和平安全的經商之地的聲譽將被破壞，該地區的繁榮徹底終結，甚至可能會重現“二戰”時期“饑餓年代”的慘狀，或更為不堪。

阿拉伯海灣國家有充分理由緩和其主要軍事保護者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關系，避免大國沖突在本土爆發。盡管它們希望幫助巴勒斯坦人，但伊朗的崛起及其將美國逐出海灣地區的可能性，構成了一種生存威脅。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言，當前局勢“酷似20世紀30年代”伊朗和俄羅斯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類似當年導致“二戰”的日、德、意的行為。

為持續繁榮，海灣國家必須創建和平架構，維持地區內外的靈活性。部分國家領導人（如阿曼蘇丹）已通過秘密外交致力于減少沖突，包括推動美伊對話；卡塔爾也可能成為橋梁：其與伊朗保持著穩固的關系（伊朗在卡塔爾危機中曾支持卡塔爾），同時作為美國的重要伙伴，于2022年被拜登總統指定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未來十年，對阿拉伯海灣國家而言，緩和美伊沖突或許是最緊迫且重要的任務，而政府內部改革也有助于穩定該地區。國家領導人既可以沿著祖先設定的道路前行，維持海灣地區作為開放、包容的世界經商之地的歷史角色；也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盲目推行民族主義、實行自上而下的集權、威脅發動戰爭，以及滋生日益嚴重的排外情緒。

進一步推動海灣國家憲法的民主化，將使海灣地區的民眾（盡管近期劃定的國界帶有任意性，但它們彼此之間聯系緊密）能夠明確參與決策過程，判斷局勢升級或軍事化是否真的符合自身最大利益。2017—2021年卡塔爾危機的緊張局勢源于統治家族之間的爭端，而非普通海灣民眾之間的矛盾，這些公民的家庭往往具有國際背景。讓更多聲音參與實際決策，這或許會放緩發展進程，但也可能避免最嚴重的風險——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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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投稿 tougao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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