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楊勇病逝，中央下令不許外地將領奔喪，這兩個軍區政委沒遵守

楊勇將軍是著名的三楊之一，戰爭年代立下過赫赫戰功。紅軍時期，他參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獲得過三等紅星獎章；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進入八路軍115師任職，先后擔任過686團副團長、團長、獨立旅旅長、343旅旅長、教導第3旅旅長和冀魯豫軍區副司令等職。任職期間，楊勇率部參加了平型關戰役、臨汾公路伏擊戰、樊壩戰斗和潘溪渡戰斗等戰役戰斗，并成功開辟了魯西抗日根據地。

抗戰勝利后，他又參加了解放戰爭，出任中野一縱司令員，在鄆城戰役中，以三個旅的兵力全殲守敵55師師部及兩個整旅15000余人，創造了一個縱隊單獨攻堅和全殲國民黨軍兩個旅的先例，受到了劉鄧首長的通令嘉獎。1947年秋季，楊勇率部跟隨中野主力千里躍進大別山。在高山鋪戰役中，中野殲敵12000余人，其中一縱殲敵5700多人，戰后楊勇受到通令嘉獎，并被記大功一次。

淮海戰役結束后不久，中野改稱二野，楊勇出任第5兵團司令員，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和大西南戰役。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爆發，楊勇多次向劉鄧首長和毛主席請戰，但當時貴州剛剛解放，百廢待興，剿匪工作還沒有完成，需要楊勇坐鎮，因此他入朝作戰的請求沒有得到批準。1953年4月，楊勇終于等到了機會，他出任志愿軍20兵團司令員，率部入朝參戰，指揮了著名的金城反擊戰，一戰殲敵52000多人，繳獲的戰利品堆積如山，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停戰協定簽字后，楊勇繼續留在朝鮮，先是擔任志愿軍副司令兼參謀長，不久后出任志愿軍司令員。1958年，他從朝鮮回國，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后來又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戰爭年代，楊勇打仗極為勇悍，有拼命三郎之稱，先后5次在戰場上負傷。1933年10月，紅14團在中央蘇區的洵口和敵人遭遇，楊勇帶頭殺入敵陣。激戰中，一顆子彈從他的頭頂飛過，擦傷了頭皮，鮮血直流。傷好后，楊勇的頭頂留下了一塊永久的紀念：兩公分長，不再生發的彈痕。

一年后，中央紅軍長征來到了湘江邊上，在這里遭到了敵人優勢兵力的圍堵。為了掩護中央縱隊順利過江，紅4師第十團和兄弟部隊一起，與敵人展開了浴血搏殺。血戰中，團長沈述清中彈犧牲，時任團政委的楊勇眼都紅了，冒著敵人的彈雨靠前指揮，和敵人血戰了兩個晝夜，腿部被敵人的子彈擊中，留下了一塊永久的傷疤。三個月后，紅軍在土城和川軍郭勛祺部展開激戰，楊勇帶頭沖鋒，右腮被敵人的子彈打穿，失去了6顆牙齒。臉上留下的彈窩，直到30多年后，才通過手術填平。

1937年9月，平型關戰役打響，為了爭奪老爺嶺這個制高點，時任686團副團長的楊勇，親自帶領三營沖鋒，左肩不幸中彈，他堅持不下火線，直到戰役勝利后才來到后方治療。一年后已經升任686團團長兼政委的楊勇，率部在臨汾公路兩次伏擊日軍，殲敵數百人，戰斗中，他再次負傷，這也是他在戰爭年代的第五次負傷。新中國成立后，楊勇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后來又擔任了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特殊時期，楊勇受到迫害，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殘。1972年他復出重新工作，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5年后再次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82年11月10日，楊勇迎來了自己的70歲生日，家人發現他頻繁咳嗽，還經常胸悶，就帶著他到醫院檢查。拍片子后發現肺部和肝部的影像上都有陰影，專家會診后確定為癌癥。之后楊勇入院接受化療，當時我國剛改革開放不久，治療癌癥的藥物有限，主要靠化療為主。

化療的過程很痛苦，楊勇每次都咬牙堅持，他還經常問醫生，給自己用的藥貴不貴，能不能減少一點劑量。打了半輩子仗的老將軍，到了這個時候，心里想的還是為國家省錢。楊勇住院期間，他的老戰友楊得志和張震等人，多次前來看望。盡管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病情太重，楊勇將軍還是在1983年1月6日這一天病逝了。消息傳來，許多老戰友和老部下都失聲痛哭，那些在外地的老戰友們，都做好了進京參加追悼會的準備。

但中央卻在此時發出了一份通知，明確規定“外地同志原則上不要來京，防止聚集，保障首都交通、治安、醫療秩序。”據當時的統計，僅北京地區報名要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就已經超過一萬人。而按照原先的會場及安全規定，現場最高容量只有六千人左右。也就是說，僅北京城內要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就已經超過了預定的人數。因此通知才要求，外地代表原則上不要進京。

盡管心中很遺憾，但不少老戰友還是遵守了這個通知的要求，沒有進京。但有兩個軍區的政委，卻沒有遵守，而是親自進京，參加了楊勇將軍的追悼會。這兩個人分別是王猛和譚友林。當時王猛是廣州軍區的政委，譚友林是烏魯木齊軍區的政委。王猛比楊勇小7歲，沒有紅軍時期的經歷，1937年加入八路軍，在冀魯邊游擊支隊任職。后來出任115師343旅5團營政治教員，當時343旅的旅長正是楊勇，從這一時期開始，王猛就成了楊勇的部下。

1944年，楊勇出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王猛是第8軍分區第6團政治處主任，依然是楊勇的部下。抗戰勝利后，楊勇出任中野1縱司令員，王猛在第一旅第一團擔任副政委。中野改稱二野后，楊勇出任第5兵團司令員，下轄16、17、18三個軍，王猛是16軍46師政治部主任。在楊勇的指揮下，王猛參加了千里躍進大別山、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進軍大西南等戰役戰斗，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9年后晉升為少將。

八路軍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王猛一直都是楊勇的部下，在他的指揮下戰斗，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楊勇病逝后，王猛十分悲痛，決心要送老首長最后一程，于是他不顧通知要求，親自坐飛機進京，參加了楊勇的追悼會。和王猛不同的是，譚友林在戰爭年代和楊勇幾乎沒有什么交集。紅軍時期，楊勇在紅一方面軍任職，譚友林跟隨賀龍在湘鄂西轉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楊勇在八路軍任職，譚友林在新四軍工作。

解放戰爭期間，楊勇跟隨二野轉戰，譚友林在四野任職。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譚友林第一批入朝作戰，1951年夏季回國，楊勇直到1953年才入朝。二人真正的交集發生在新疆，1972到1977年，楊勇擔任新疆軍區的司令員，當時譚友林是軍區副司令，給楊勇當幫手。共事期間，二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得知楊勇病逝后，譚友林也沒有遵守通知要求，親自來到北京，參加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后，王猛和譚友林，都給中央寫了檢討。2006年，譚友林將軍病逝，享年91歲。一年后，王猛將軍也不幸病逝，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