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發父親與焚書母親：我們如何戰勝“出身”成為自己

轉載丨巖溪

兩位作家

我之所以想看這本書，是因為簡介中說這是一本描寫“上世紀六十年代謝菲爾德工人家庭”的回憶錄，而我看的上一個同時代英國工人社區成長故事，就是迷人的珍妮特?溫特森的《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埃德里克和溫特森都出生于二十世紀50年代，他們分別在英國的鋼鐵工業中心謝菲爾德和紡織制造業城鎮——蘭開夏郡的阿克靈頓長大。作為兩個通過考取文法學校，成為作家，最終實現階級躍升的工人社區叛逆者，他們見證了戰后英國工業區的轉型和社會文化的劇烈變革。

盡管宣傳語的第一句話是“戰勝父親，戰勝出身”，但《我是自己的死敵》卻是一本基調更加平實、風格復古的回憶錄，與溫特森虛實結合的華麗戲訪互文相較，埃德里克更習慣捕捉日常生活細節和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詮釋。全書一共53個小章節，每個章節都像一幅展現時代場景的插畫，有些章節描摹人物（有幾章寫形形色色的鄰居，尤其好看），有些章節陳述事件（人情味兒很足），由個體敘事來呈現宏觀時代議題，顯得尤為生動、真實、懇切。

從植物到動物，從味道到噪音，從“幾百個煤爐被喚醒”的冬日清晨煙氣，到只有戶外廁所和煤渣小徑的簡陋住宅；從母親對罐頭食品無法抑制的囤積欲，到父親附庸風雅的怪味家庭自釀紅酒；從擁有第一臺冰箱和彩色電視機，到在度假營地不知怎么使用淋浴噴頭的新奇式尷尬；從芭芭拉?史翠珊的唱片和《讀者文摘》被擺上壁龕，到打造“美國西部酒吧式”的折疊屏風和立體石子造型墻；從家族中第一個經歷離婚的親戚，到成天做著“成為醫學奇跡、長高并變成拳擊手”白日夢的矮小鄰居小孩；從將工廠“順”回家的產品視作“勞動福利”的奶奶，到為逃避體育課偽造家長假條的“我”……從個人到社會，從家庭到社區，細讀之下，埃德里克筆下種種事物和種種情緒和我們的語境居然一點都不隔閡，要么我親身經歷過，要么在“東北文學”里讀到過，讓人頓生“全球同此涼熱”之感。

一位母親和一位父親

溫特森和埃德里克童年至青春期過度的時代被稱為“搖擺的60年代”，時尚潮流以叛逆、顛覆和反傳統為特征，但彼時的英國工人階級社區仍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小環境。工人階級，尤其是受宗教影響較深的群體，更堅持傳統的價值觀，對任何 “越軌”行為都持強烈排斥態度。以溫特森的養母和埃德里克的父親為敘述原點，兩位作家都在親情的糾纏中和代際的沖突中完成了自我認知的塑造，他們既厭惡社區和家庭氛圍中的狹隘、保守和暴力，同時也眷戀其中的溫情、忠誠和韌性。這種矛盾的情感貫穿在作品和人物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張力。

溫特森的養母（就簡稱“溫太太”吧）虔誠、保守，沒受過系統教育，但你不能說她不聰明。在給女兒朗讀《簡愛》時，她能不動聲色地把情節修改為“簡沒有選擇羅切斯特先生，從桑菲爾德莊園逃婚后，她嫁給了表哥圣約翰，兩人共同投身傳教事業”。因為改編和演繹做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在自己讀到《簡愛》小說前，溫特森一直對這個結局深信不疑。溫特森的成長過程是痛楚的，但溫太太的焚書、體罰和精神控制反而將溫特森推向了叛逆之路。溫太太問女兒，“可以正常的話，你為什么要快樂？ ”但在至高無上的“正常”和危險墮落的“快樂”之間，溫特森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后者。

埃德里克從小對父親又怕又恨，以至于會羨慕那些父母離異的小孩，“要是我爸搬出去，我的生活將會好很多，會更容易忍受”，但傳統觀念又實難卸載。

家就是家，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它做了什么就做了什么，你得讓自己習慣，你得忍著，那樣一切才能秩序井然。一個家如果維持不住，無法保持它的邊界，就是件丟人的事情，要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

《我是自己的死敵》全書第一章從一頂分期付款的假發開始，那時12歲的埃德里克尷尬、不安、試探、牽強地夸贊著父親的假發，內心獨白卻是：“一個戴假發的人與別人辯論誠實、真誠或坦然，怎么會有勝算？”在后面的很多章節里，他不斷為一個不顧家庭、妄自尊大、自私自利的父親形象添磚加瓦，用很多“漫畫筆法”不留情面地諷刺父親的種種虛榮、暴戾和自以為是。有段時間埃德里克會偷偷喝酒喝到嘔吐，只為了體驗一把“成年”的感覺，因為“成年意味著父親這始終壓在頭頂的陰霾，有望不再每天籠罩我的生活”。

但在第35章，埃德里克手下留情地寫到了一段和父親一起去海釣的回憶，

男人們拿出三明治和扁酒壺，有些人甚至費勁地帶來了幾箱麥芽啤酒。他們隔著水面彼此敬酒。我爸硬要說，在遠處海灘上那幾千個色彩艷麗的小點中，他能辨認出媽媽、妹妹和弟弟。那些人站在淺水里朝我們揮手，我們也揮手致意。”

就像從深海回望岸邊，回憶錄隔著童年與成年的悠悠歲月，隔著作家自己的艱辛奮斗和探索反思，在“假發父親”到“海釣父親”之間，可以想見埃德里克經歷過多少懷疑、掙扎與諒解。溫特森在憶及養母時也說，“她給了我她能給的—— 那是一份黑暗的禮物，但并非毫無用處。我們是各自人生的難民”。

作家依靠講述爭奪記憶、開辟道路，因為經歷過壓迫，才要創造出一種能夠容納多重聲音、多種時間維度的敘事空間。溫特森和埃德里克都做到了。

前行與返鄉

溫特森和埃德里克最先面對的都是經濟壓力。溫特森考入女子文法學校后甚至無法承擔學校午餐的費用，午餐時間她要躲在廁所里避免自己的困窘被同學看到，這種因貧困而產生的羞恥感和孤立感深刻地影響了她的成長經歷。埃德里克11歲時發現自己“一夜之間成了家里最大的經濟負擔”，校服是分期付款買的，母親每個月要去供銷社還債。他們家也拒絕申請補助金或獎學金，因為“我們是窮，常常拼命掙扎以免落得赤貧，但對外人，卻絕不能露出窮困與掙扎的跡象。”

但兩位作家都拒絕簡單的“受害者敘事”或“成功敘事”，他們既展示現實生活的困頓和復雜，也呈現為超越邊界與局限而付出的努力和生命力。溫特森逃家后去殯儀館打工，一度住在別人的汽車里，但她始終保持著自己這份野性的自由。埃德里克在連鎖超市做兼職，為了獲得可享“員工折扣價”的瑕疵產品，故意把火腿罐頭搞出凹痕。15歲時，埃德里克的父母開了銀行賬戶，家里也擁有了一輛二手車，但媽媽最擔心還是賬戶透支，錢依然藏在屋里各處的金屬罐和果醬罐里。

《我是自己的死敵》的副標題是“童年生活場景”，于是敘述就停在了18歲埃德里克去上大學的那一天。和溫太太一樣，埃德里克的父親既為家族，甚至全社區這唯一“學霸”兒子取得的成就感到一種帶有虛榮的滿足，同時也為兒子“背叛”了工人階級的身份而憤怒，這個普通家庭“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但腳下的地似乎依然高低不平、顫抖戰栗，跟以前走過的地沒有不同”。

6歲時，埃德里克一家舉家進城，回憶站在通往故鄉和城市的路口前的那個瞬間，他說，

那兩條路對我而言，代表著前行與返鄉”。

這本小書想必也是如此，回首來時路，既是對個人成長經歷的記錄，更是對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生活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在當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下，這樣見微知著的記錄尤顯珍貴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