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士被越南女兵綁架深山13年，她們做了啥？

1991年，中越邊境那個不起眼的小村寨徹底炸鍋了。

那個消失了十三個年頭的黃干宗，居然大活人一個地冒了出來。

當他撲通一聲跪在自家門檻前，對著滿頭白發的老爹老娘嚎啕大哭時，圍在邊上看熱鬧的老鄉們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

大伙心里都犯嘀咕：這娃早在79年那場仗里不就沒了嗎？

撫恤金領了，烈士牌子掛了，誰能信他還能喘氣兒？

怪事還在后頭。

回來的黃干宗才三十出頭，身板硬朗，按理說正是過日子的好時候。

上面給政策，媒人把門檻都踢斷了想給他牽線，可他倒好，腦袋搖得像撥浪鼓，一概回絕。

后來干脆在邊境開了個雜貨鋪，孤零零一個人過了一輩子。

有人嚼舌根，說他在那邊欠了風流債；也有人說是被那十三年的野人日子嚇破了膽。

說白了，你要是看透了他在那十三年里幾次在鬼門關前的算計，就會明白，這就不是個簡單的“野人歷險記”，而是一個普通人在沒路可走的時候，為了活命做出的最精明的賭博。

咱們把時間撥回1979年那個晚上，當時的局面，對黃干宗來說就是個死胡同。

他是搞后勤的，本以為不像突擊隊那樣把腦袋別褲腰帶上，可越南那邊路子野，特工專挑后勤線如狼似虎地咬。

那天半夜，炮火一停，摸營的就上來了。

黃干宗手里沒家伙，剛躲到樹后頭想看一眼，后腦勺就挨了一記悶棍。

等兩眼再睜開，人已經被五花大綁扔在山洞里了。

這會兒，擺在他跟前的就兩條道。

頭一條，是被越軍大部隊抓了去。

那時候兩邊都殺紅了眼，真要是當了俘虜，那罪可就受大了，能留口氣兒都算祖墳冒青煙。

第二條道，也就是他碰上的真事兒，簡直離譜——他被“綁票”了。

綁他的不是兇神惡煞的壯漢，而是兩個二十啷當歲的越南姑娘，手里端著槍，身上卻沒那層綠軍皮。

這倆女的，一個叫黎氏萍，一個叫阮氏英。

見黃干宗醒了，沒動刑，反倒用磕磕巴巴的中國話來了句：“別怕，不殺你。”

這話里頭，全是這倆女兵的小算盤。

你也得看看那時候越南是個啥光景。

仗打得昏天黑地，男丁都快抓絕了，連女人都被逼著拿槍。

這倆姑娘就是被硬抓來的壯丁。

她們心里的賬算得門兒清：

要是硬著頭皮上，去跟中國大炮硬碰硬，那就是送死。

要是當逃兵跑回家，被督戰隊逮住也是個槍斃。

最后，她們咬牙選了第三條路：鉆老林子，當野人。

可鉆林子有個大麻煩——咋活？

兩個女流之輩，在那片連北都找不著的原始森林里，要想活命，體力根本跟不上。

她們急缺個干苦力的，最好是個身強力壯的大老爺們。

所以在偷襲那晚，她們沒開槍，也沒拿黃干宗去換軍功，而是費了牛勁把他拖進深山。

在她們眼里，這哪是敵人，這就是張能喘氣的長期飯票，是活下去的本錢。

當那個女兵說“給你松綁，別跑”的時候，這買賣算是談成了。

對黃干宗來說，這也是沒招的招。

兩把沖鋒槍指著，想跑？

門兒都沒有。

再加上那是越南大后方，林深草密，就算跑出山洞，能不能摸回國界線全是未知數。

既然對方不想殺人，那就先順坡下驢，保住小命再說。

于是，這種奇特的“三人行”日子開始了。

剛開始，這日子過得提心吊膽。

那倆女的輪流出去找食兒，盯著黃干宗只準在洞口轉悠。

黃干宗腦子也轉得快，特“懂事”。

主動去砍樹、搭棚子、干重活。

這招棋走得高明，他是在向對方亮底牌——瞧見沒，留著我干活，比一槍崩了我劃算多了。

這微妙的平衡，讓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給打破了。

大概是水土不服，黃干宗倒下了，燒得跟炭似的，躺在草堆上哼哼，動彈不得。

這下輪到那倆女兵做選擇題了：是扔了這個累贅，還是救？

按理智算，拖著個病號在深山里，那是自找麻煩，搞不好連自己都得搭進去。

可人心畢竟是肉長的。

日子久了，黎氏萍和阮氏英對這個中國漢子有了依戀。

她們沒日沒夜守著，燒水喂飯，寧肯自己勒緊褲腰帶也要給他留口吃的。

這一病，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

病好后，黃干宗心軟了。

這是救命之恩，也是絕境里抱團取暖生出來的情分。

三個正當年的男女，在那個沒炮火只有鳥叫的深山溝里，原來的界限慢慢磨沒了。

黃干宗沒再拒絕那份情意，三個人就像原始部落的家庭一樣，搭伙過起了日子。

這一晃，就是整整十三個寒暑。

在這十三年里，黃干宗其實早就自由了。

跑遠路去摘果子也沒人管，想跑隨時能跑。

可他腳底下跟生了根似的，沒動。

為啥？

有人說是有了感情，有人說是麻木了。

但要從博弈的角度看，純粹是因為“信息瞎子”帶來的恐懼。

在黃干宗腦子里，外面還在打仗呢。

只要踏出這片林子，要么被越軍抓了當靶子，要么被當逃兵處置。

反倒是在這山洞里，雖然日子苦點，起碼腦袋是穩當長在脖子上的。

直到一個破酒瓶子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那是十三年后的一天，黃干宗在林子里找野果，腳下踢到了個硬邦邦的東西。

撿起來一瞧，他渾身血都涼了，緊接著眼淚嘩嘩往下掉。

那是個印著漢字的中國啤酒瓶。

這玩意兒對他來說，比任何情報都值錢。

它透了兩個底：

第一，仗打完了。

他是干后勤的，門兒清，打仗時候物資管得嚴，這種民用啤酒絕不可能流到敵國去。

只有兩國通商了，這貨才能進來。

第二，這附近有人，而且是中國人或者是跟中國做買賣的人。

就這一瞬間，黃干宗腦子里的開關被扳過來了。

一邊是陪了十三年、沒名沒分的倆“媳婦”，是這點深山里的溫存；

這回，他沒半點猶豫。

他甚至沒回去跟黎氏萍和阮氏英打個招呼，順著河溝子，瘋了樣往山下狂奔。

聽著挺絕情吧？

畢竟那倆女人救過他的命，陪他度過了最苦的日子。

但在那一刻，回家的念頭壓倒了一切良心債。

這是一種刻在骨血里的歸屬本能。

天黑前，他瞅見了村里的炊煙。

靠著越南邊民幫忙，他聯系上了中國那邊。

1991年，這條漫漫回家路，他終于走完了。

可故事的尾巴，帶著一股子苦味兒。

回國后的黃干宗雖然成了新聞人物，心門卻鎖死了。

他不結婚，不談情，守著邊境的小鋪子度過余生。

很多人想不通，但要是站在他的立場算筆賬，就全明白了。

那十三年的野人生活，雖說是“被綁票”，但也是這輩子摳不掉的一塊肉。

那倆越南女人，既是看守，也是恩人，更是他在那段與世隔絕日子里唯一的親人。

可后半輩子沒法再接納別人，這是感情在懲罰他。

聽說后來日子安穩了，他曾想回越南找那娘倆，可茫茫人海，深山老林，哪還有音信。

戰爭這東西，不光碎人身子，更碎人心。

對黃干宗來說，能活著回來，已經是老天爺開恩了。

至于那些丟在深山里的恩恩怨怨，成了他這輩子賬本上，永遠平不掉的一筆爛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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