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最后一個大學生，在35歲生日那天成了外賣員

陳大山把最后一把谷子撒進雞圈，扶著腰慢慢直起身。清晨五點半，天邊剛泛魚肚白，山霧還纏在半山腰。他摸出老年手機，屏幕碎得像蛛網，勉強能看清日期——臘月廿三，小年。

手機通訊錄里只有一個號碼，標注“兒”。上一次通話記錄是三年前。他撥過去，漫長的嘟聲后，是冰冷的女聲：“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雞圈里的老母雞咯咯叫著，擠到食槽邊。大山從懷里掏出個塑料瓶，倒出幾粒降壓藥，就著屋檐接的雨水咽下去。去年冬天，他在菜地暈倒，躺了三個小時才被路過收廢品的老李頭發現。衛生院醫生說，再晚點，人就沒了。

藥瓶見底了。一盒藥四十八塊五，他得賣三十斤雞蛋，或者挑五十斤青菜走四里山路到鎮上去賣。

“養兒防老？”大山對著空蕩蕩的院子笑了笑，笑聲干澀得像枯葉摩擦。兒子陳志剛是村里第一個大學生，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他在祠堂擺了十桌。妻子去世得早，他一個人打三份工，把兒子供出了大山。

兒子最后一次回來是七年前，開著小轎車，后備箱塞滿城里買的年貨。那晚，志剛在飯桌上說：“爸，我在城里買房了，首付八十萬，貸款三百萬。”大山沒聽懂“貸款”是什么意思，只看見兒子頭頂已經有了白頭發。

第二天一早，兒子接了個電話，臉色變得很難看。“公司有事，我得提前回去。”他塞給大山兩千塊錢，車開走時，卷起的塵土好久沒落下去。

后來，電話越來越少。再后來，號碼成了空號。

大山扶著墻走回屋里。堂屋正中央掛著妻子的黑白照片，旁邊是兒子大學時穿著學士服的照片，笑容燦爛。他摸了摸照片上的臉，輕聲說：“你在外面，也難吧？”

陳志剛確實難。

凌晨一點半，他關掉電腦，頸椎發出咔噠輕響。辦公室里只剩下他一個人，屏幕上還亮著未完成的PPT。明天——不，已經是今天——上午九點要向投資人匯報，這已經是他改的第七版。

手機震動，是老家隔壁李叔發來的語音：“剛子，你爸今天又暈在菜地了，還是老李頭發現的。你得回來看看啊。”

他盯著那條語音，手指懸在屏幕上方，最終沒點開。

點開的是房貸還款提醒：本月應還18654.32元。車貸：4890元。信用卡賬單：12765元。女兒幼兒園學費：6800元。妻子下午發來的微信：“學區房的事，中介說這周末得定，不然那套就被搶了。首付還差三十萬，你想想辦法。”

三十萬。他看了看工資卡余額：4721.83元。

十八年前，他背著編織袋行李走出大山時，全村人送到村口。父親往他手里塞了一沓皺巴巴的錢，最大面額是二十塊。“好好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刻在他骨頭里。

他確實改變了命運——從農村的貧困，變成了城市的貧困。

211大學畢業時，他以為世界就在腳下。第一份工作月薪四千，他激動地給父親匯了兩千。十年過去，他成了項目總監，月薪三萬，卻比月薪四千時更窮。薪水永遠追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孩子的起跑線一年比一年貴，父親的藥費像無底洞，而他自己，已經三十五歲了。

上周公司開會，老板意味深長地說：“我們要優化團隊結構，給年輕人更多機會。”會后，HR找他談話，暗示他“主動優化”可以多拿三個月賠償。

他突然想起高考那年，盛夏深夜，他在煤油燈下做數學題，父親搖著蒲扇為他趕蚊子。那時他以為，只要翻過這座山，前面就是坦途。

翻過山才發現，前面是更高的山。

凌晨兩點，陳志剛終于改完PPT。他決定走路回家，省下三十塊打車費。路過24小時藥店時，他走進去，買了和父親一樣的降壓藥——這半年，他的血壓也開始不正常。

手機又震，是妻子：“還沒回來？女兒發燒了，39度。”

他跑起來。

在醫院急診室，女兒躺在妻子懷里打點滴，小臉燒得通紅。妻子眼睛紅腫：“學區房的事……”

“買。”陳志剛聽見自己的聲音嘶啞，“我想辦法。”

凌晨四點，女兒終于睡著。妻子也累得靠在椅子上打盹。陳志剛打開手機銀行，翻看所有能借錢的渠道。網貸、信用卡套現、甚至想起大學同學群里有人提過的“民間借貸”。

手指滑動時，他無意中點開了李叔下午發來的那條語音。

“……你爸今天又暈在菜地了，還是老李頭發現的。你得回來看看啊。”

語音播完，自動播放下一條，是李叔之前發來的：“剛子，你爸的藥快吃完了，他舍不得買。上次暈倒后醫生說要定期復查，他一次都沒去過。我們勸他，他說你在大城市不容易，不能再給你添負擔。”

陳志剛盯著手機屏幕，直到屏幕變暗、鎖屏。

鎖屏壁紙是女兒三歲生日的照片，笑得沒心沒肺。他突然想起自己三歲時，有一次發高燒，父親背著他，在漆黑的山路上跑了十里地到鎮衛生所。那時父親年輕力壯，跑得又快又穩，汗水滴在他臉上，咸咸的。

而現在，父親暈倒在菜地三個小時，才被人發現。

手機震動，是一條新聞推送：“人工智能已能完成基礎編程和文案工作，多家互聯網公司開始裁員……”

窗外，城市依然燈火通明。這座他奮斗了十五年的城市，依然沒有一盞燈真正屬于他。

臘月廿八，陳大山起了個大早。今天鎮上有集市，他想把最后一批雞蛋賣了，湊點錢買副春聯。

走到村口時，他看見一輛出租車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穿著外賣員黃色制服的人走出來，手里提著大包小包。

那人抬起頭，喊了一聲：“爸。”

大山愣住了。三年不見，兒子老了太多，背有點駝，鬢角全白了，看起來比自己這個七十歲的人還要憔悴。

“你……你怎么穿這個？”大山指著兒子的制服。

陳志剛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外賣服，笑了笑：“公司裁員，我失業了。送外賣時間自由，能多賺點。”他沒說這份工作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不需要“35歲以下”條件的工作。

父子倆一前一后走回家。兒子帶來的包裹里有新棉衣、好幾種藥、還有一堆包裝精致的年貨。大山一直沒說話，直到看見兒子從行李箱底層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

“爸，這是五萬塊錢。你先用著。”

“你哪來的錢？是不是又去借了？”大山聲音發抖。

陳志剛沒回答。他確實借了——用自己那輛還沒還完貸款的車做了抵押。妻子知道后和他大吵一架，帶著女兒回了娘家。學區房的事，自然黃了。

“爸，”陳志剛蹲下來，握住父親布滿老繭的手，“咱們把地租出去一部分吧，你別種了。以后我每個月給你寄錢。”

大山看著兒子，突然老淚縱橫：“是我拖累你了。要是當初沒供你上大學，你在村里種地、打工，現在也該娶媳婦生孩子了，不會像現在這么難……”

“爸，”陳志剛聲音哽咽，“我不難。真的。”

他撒了謊。但他忽然明白了，自己這半生所有的掙扎——從山村到城市，從學生到白領再到外賣員——從來不只是為了自己。他是父親全部的希望，是村里人教育孩子“讀書有用”的活例子，是整個家族命運改變的象征。

他不能倒下。哪怕送外賣，也得挺直腰板送。

那天晚上，父子倆坐在堂屋里，就著一盞昏黃的燈，吃了一頓簡單的年夜飯。大山把兒子買來的熟食熱了熱，又炒了一盤自己種的青菜。

“過完年，你有什么打算？”大山問。

“繼續送外賣，同時學點新東西。”陳志剛說，“我報了線上課程，學人工智能相關的。總不能被時代淘汰。”

大山聽不懂“人工智能”，但他看見兒子眼里有光——那是十八歲少年背著行李走出大山時的光。

深夜，陳志剛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聽見父親在隔壁咳嗽。他打開手機，看見妻子發來的消息：“女兒退燒了。你爸怎么樣？”

他回復：“還好。過年回來嗎？”

過了很久，妻子回：“年初二吧。”

他又翻到公司HR下午發來的微信：“陳先生，考慮到您的情況，公司決定給您延長三個月賠償金發放期，這是我能爭取到的最好條件了。”

他回了一個字：“好。”

然后他打開外賣平臺，查看春節期間的配送補貼。春節值班，一單能多賺十五塊。他算了算，如果每天跑十四小時，七天能多賺……

窗外傳來零星的鞭炮聲。這座他曾經拼命逃離的大山，如今成了他唯一能喘息的地方。而這座山里的父親，是他無論多難都必須扛起的重量。

凌晨四點，陳志剛爬起來，輕手輕腳地穿好外賣制服。他要去鎮上接凌晨的第一批訂單——春節期間，鎮上的年輕人回來了，外賣訂單比平時多。

出門前，他看見父親房里的燈還亮著。推門進去，大山正就著燈光，一針一線地縫他外賣制服上裂開的口子。

“爸，你怎么還不睡？”

“年紀大了，覺少。”大山頭也不抬，“你這衣服料子薄，山里風硬，我給你墊塊布。”

陳志剛站在門口，看著父親佝僂的背影和花白的頭發，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深夜，父親在煤油燈下為他縫補第二天上學要穿的衣裳。

原來有些東西從未改變。無論走多遠，爬多高，摔多重，總有一盞燈為你亮著，總有一個人記得你怕冷。

他蹲下來，把臉埋進膝蓋。三十五歲的男人，哭得像三歲孩子。

大山縫完最后一針，用牙咬斷線頭，拍了拍兒子的背：“去吧。路上慢點。”

陳志剛站起來，用力抱了抱父親——這是成年后第一次擁抱這個沉默寡言的男人。然后他轉身走進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鎮上的路燈還沒滅，昏黃的光把他黃色的影子拉得很長。他打開外賣軟件，系統提示：“您有新的訂單，從老街早餐店到西山屯。”

西山屯，是他出生長大的村子。

他騎上電動車，朝鎮子另一頭駛去。寒風像刀子刮在臉上，但他忽然覺得，這條路，他還能再跑很久。

因為路的盡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