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競體育化治理的“十年之約”，還需要什么？

唯有在共建中引入制衡，在繁榮中保持公平，未來十年電競體育化的“亞洲路徑”才能真正走通。

作者：陳文健

圖片：來自網絡

2026年已經過去了十二分之一，名古屋亞運會日漸將近。而與八年前雅加達不同的是，第二次成為正式項目的電子競技，正在以一種更加標準和規范的姿態，走上亞運舞臺。

1月22日，騰訊電競與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公布了一份為期十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前者將以官方電競技術合作伙伴的身份，與OCA共同搭建未來十年亞洲電競的生態體系。

從聯賽賽制的模仿學習，到“電競入亞”成為現實，過去二十年電子競技的發展，始終緊扣體育化的發展脈絡。而如今，騰訊電競與OCA的合作，又為這條敘事增添了一條歷史刻度。

不可否認的是，廠商與洲際/全球體育組織的合作，為電競體育化的治理難題提供了某種解法，但問題也會隨之而來：當一家商業公司深度參與其中，這是否會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規則圍城”？

各取所需下的水到渠成

暫且把這筆合作的宏大敘事放在一邊，如果把這份為期十年的合作協議拆解開來看，它最原始的驅動力，并非某種純粹的、理想化行業藍圖，而是雙方在各自發展階段中，都遇到了繞不開的現實問題。

先看騰訊電競這一側。在國內市場，騰訊幾乎已經站在了電競產業的頂端：用戶規模、賽事體系、品類覆蓋度都首屈一指。

但放眼國際，尤其是以亞洲為核心的多國市場，情況卻有所不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電競在認知、政策支持與治理方式的差異，使得商業賽事的擴張始終存在某種限制，騰訊電競影響力也會因此缺乏輻射的介質。

《王者榮耀》海外版本（AOV）在東南亞的曲折歷程，便是這種困局的縮影。在2025年之前，盡管騰訊在運營上傾注心力，但面對碎片化的東南亞市場，AOV的滲透率與賽事聲量始終處于徘徊期。

改變發生在2025年曼谷東南亞運動會，當電競披上奧林匹克的“圣衣”，AOV以創紀錄的104萬巔峰觀賽人數，完成了一次 “體育化破圈”。

當然，這其中王者榮耀對自身電競體系的改革不可忽視，但借助東南亞運動會的權威性背書與受眾廣度，AOV對東南亞市場的滲透確實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更近一步來說，通過成為OCA的“官方電競技術合作伙伴”，騰訊不僅能將自身積累的防作弊、直轉播及賽事標準，沉淀為亞洲電競的底層協議。還得以在未來十年的亞洲頂級賽事中，進一步完善自身的技術體系，進而又能反過來夯實自身影響力的能力底座。

而站在亞奧理事會的立場，這筆合作同樣出于現實考量。

近年來綜合性運動會普遍面臨著一個問題：傳統體育項目對年輕觀眾的吸引力持續下降。電競項目無疑是運動會“年輕化”的解法之一。

但問題在于，電競并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納入管理的項目。與傳統體育不同，電競的規則、版本與賽事體系高度依賴廠商，版本、網絡、游戲規則等標準都不是傳統體育組織擅長的領域。

短期合作可以解決“能不能辦”，但要長期穩定地讓電競參與其中，就需要引入一個能夠持續投入資源的技術方。

同時，新興電競項目對綜合性運動會和治理組織的需求又愈發迫切。而放眼全球，國際汽聯等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擁有賽事版權的廠商乃至沙特這類由國家政策和資本驅動的組織，都在加速布局電競治理話語權。

2024年，國際汽聯在會議上批準出臺電競賽事相關的監管標準。

對于亞奧理事會來說，如果繼續停留在短期合作、授權的模式中，就意味著在未來的電競版圖中，逐步喪失主動權。相比之下，與一個具備完整技術體系和長期投入能力的合作方深度綁定，反而是一種更可控的路徑。

而在亞洲范圍內，想要達成這些目標，騰訊就幾乎是一個繞不開的選項。騰訊電競不僅在多個商業賽事中完成了驗證。并且杭州亞運會期間，雙方配合下電競項目整體的穩定運行，也為這次合作提供了現實背書。

電競與體育治理體系的深度融合

當行業頂端的兩股領袖力量決定以“十年”為注并肩而行，這種跨越周期的深度綁定，注定會重塑產業生態的底層邏輯。

長期以來，電競行業一直處于一種“身份焦慮”中：一邊是狂飆突進的話題度和用戶規模，另一邊則是由于缺乏統一治理體系而導致的行業碎片化與合規性缺失。原因并不復雜——電競的底層規則，天然依附于游戲廠商本身。

騰訊與OCA的合作，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一結構性矛盾的正面回應。

與其回避廠商在電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不如承認這種現實，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制度化合作，將廠商的技術能力與體育組織的公共權威進行捆綁。這種做法，既不同于完全市場化的商業賽事，也不同于傳統體育那種高度去商業化的治理模式，而更接近一種“協同治理”。

為了走通這條路徑，騰訊電競提出了 “三極驅動”的策略。具體來看，所謂的“三極驅動”即廠商利用其研發能力，為電競提供最前沿的數字技術解決方案，即賽事的平臺；亞奧理事會則作為權威組織，提供了跨國界的協調能力、體育標準和背書，將電競從單純的商業活動提升至具有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

最終，通過與各國政府和體育部門的對接，讓電競真正深入到各國的數字經濟和人才培育戰略中，實現行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普惠式增長。

從已經驗證過的結果上看，這種協同確實解決了電競長期以來的一部分現實問題。

在杭州亞運會周期中，統一的賽事系統、裁判標準和技術規范，降低了跨項目、跨地區協作的復雜度，也讓電競第一次在綜合性運動會中呈現出接近傳統體育項目的穩定性。對于許多此前缺乏此類經驗的國家代表隊而言，這種標準化環境，本身就是一種能力補足。

而對于亞奧理事會而言，與廠商的長期深度融合，也讓其有機會真正掌握電競項目的長期規劃能力，并進一步承擔起部分電競治理的責任

在此基礎上，當電競不再只是“某一屆亞運會是否保留的討論對象”，而擁有長期穩定的制度性保障，本身就會改變各成員國對電競的投入邏輯，國家體育體系、訓練機制和人才培養，自然會隨之調整。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隨著電子競技連續第二屆成為亞運會的正式比賽大項，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開始承認電競的價值。今年1月，新加坡國會通過了《新加坡體育理事會（修正）法案》，正式將電子競技納入“體育”的法定定義；在馬來西亞，電競已被列為2026年馬來西亞運動會（SUKMA）的正式比賽項目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份十年之約，確實為電競的體育化治理提供了一條看得見的路徑。標準化在這里不再只是口號，而是通過持續運行，被逐步固化為一種行業共識。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標準被確立，當協同逐漸變成依賴，電競所獲得的秩序，是否也正在以另一種方式，收緊它的邊界？

標準化的勝利需要一些前提

在任何行業中，標準化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

它既意味著效率、公平與可復制性，也往往伴隨著權力的集中與競爭空間的收縮。電競當然也不例外。

與足球、籃球等傳統項目不同，電競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存在一個天然中立的“規則源頭”。每一款游戲，都有一個明確的產權歸屬者。當這個產權方，又深度參與到最高級別賽事的長期治理之中，“既是裁判又是選手”的討論，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在傳統體育中，即便商業力量深度介入，競賽規則的最終解釋權，仍然掌握在相對獨立的體育組織手中。而在電競領域，當技術系統、賽事執行和規則演進高度依賴同一主體時，外界很難完全確認，這些標準是否始終能夠保持中立。

更現實的問題則體現在競爭層面。當一套規則成為默認選項，它就不再只是“工具”，而會逐漸演變為一種隱形門檻。其他廠商、其他項目，若想進入同一體系，就必須適配既有標準，承擔額外成本。這種壓力并不一定以明文排他條款出現，但其效果往往更加隱蔽而持久。

傳統體育中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Power and politics in World Athletics: A critical history》一書指出，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田徑運動，但國際田聯的政策實際上，反而排斥了那些不符合他們價值觀的邊緣群體。

此外，數據層面的合規性也無法忽視。在高度數字化的電競賽事中，比賽數據不僅用于裁判與回放，更關系到訓練、戰術分析乃至商業開發。當核心系統的運營方掌握數據時，如何確保這些數據始終作為公共體育資產被使用，而非反向強化其商業優勢，本身就是一個尚未完全解答的倫理問題。

放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來看，這些擔心并不意味著合作本身是錯誤的。恰恰相反，它們正說明，這份十年之約已經走到了真正“有分量”的階段。電競的體育治理影響的不只是賽事運行，而是整個亞洲電競的競爭結構與權力分布。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標準化本身，而是標準是否足夠開放、公平。理想狀態下，騰訊與OCA所搭建的，應當是一塊足夠穩固、但并不封閉的底座，其上可以容納不同廠商的競爭，不同國家的探索，也允許新的治理力量逐步進入。

而唯有在共建中引入制衡，在繁榮中保持公平，未來十年電競體育化的“亞洲路徑”才能真正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