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光大集團董事長，官至副國級，妹夫是正國級

1983年，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單槍匹馬殺到了香港。

那年頭，香江岸邊的空氣里都透著一股子捉摸不透的味道。

這老爺子剛落地，就對外放了一句狠話，甚至可以說是驚世駭俗，他樂呵呵地告訴記者：“我來這兒，就是當(dāng)資本家的。”

這話要是旁人說的，頂多算句廢話。

可從他嘴里蹦出來，那就是風(fēng)向標(biāo)。

老先生名叫王光英。

那時候他的身份可太特殊了，頭頂著“紅色資本家”的大帽子不說，他姐姐的丈夫，正是少奇同志。

上面派這么一位根正苗紅，偏偏又掛著“資本家”牌子的人南下，還要搞一家叫“光大”的企業(yè)，這背后的棋局，那是相當(dāng)?shù)拇蟆?/p>

大伙兒看王光英，往往盯著他顯赫的家世，或者是后來干到了副國級的風(fēng)光。

可要是把時間軸拉長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老爺子一輩子，其實就在干一件事：搞幾筆風(fēng)險大得嚇人的“超級風(fēng)投”。

每一回下注，他押在桌上的籌碼不僅僅是票子，而是身家性命。

咱們把日歷往前翻，翻到1955年。

那會兒，國內(nèi)商界可是炸了鍋——公私合營來了。

消息剛傳出來，做生意的老板們心里那個慌啊。

好多人躲在家里撥算盤珠子：幾代人攢下的家底，這下是不是全得交出去？

往后這買賣還是不是自己說了算？

當(dāng)時的場面挺魔幻，不少老板白天敲鑼打鼓喊支持，晚上關(guān)起門來抹眼淚。

就在這人心惶惶的節(jié)骨眼上，王光英面臨著一道選擇題。

是跟大伙兒一樣，縮著脖子看風(fēng)向，等著被大浪推著走；還是干脆跳進浪花里，當(dāng)那個弄潮兒？

這筆賬，王光英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的眼光比旁人毒辣。

他看出來了，在新的世道下，那種老舊的家族生意經(jīng)已經(jīng)念不通了。

與其守著殘羹冷炙，不如換個活法。

于是，他拍板做了一個在當(dāng)時看來簡直是“瘋了”的決定：二話不說走在最前頭，把自己名下的產(chǎn)業(yè)一股腦兒全改成了公私合營。

這一招使出來，效果立竿見影。

他不光是交出了廠子，更是遞上去了一份沉甸甸的“忠誠書”。

這一舉動直接打破了天津商界的死寂，給那些還在猶豫觀望的老板們立了個標(biāo)桿。

就因為這次的“豁得出去”，國家給了他極大的信任。

這份信任，那是后來多少金錢都換不來的政治紅利。

其實，王光英這種“投資”風(fēng)格，早在更早的年月里就定型了。

抗美援朝那陣子，前邊打得熱火朝天，后勤補給急得直跺腳。

那時候國家窮啊，國庫里沒多少銀子，戰(zhàn)士們吃不飽穿不暖，手里的家伙事兒跟美國人比起來，差了好幾代。

這會兒，你要是個做買賣的，你會咋辦？

一般人的路子是捐點錢，意思意思，這就挺愛國了。

可王光英的算盤不是這么打的。

他覺得，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個底兒掉。

他在報紙上號召私營老板們聲討西方侵略者，這是造勢；他掏腰包買國債，這是輸血；最絕的是，他直接給部隊捐飛機、捐大炮。

你得知道，在那個年代，買飛機大炮是什么概念？

那是把家底兒都掏空了往里填。

咋一看，這是賠本賺吆喝，可在王光英眼里，這是給國家的立國之戰(zhàn)“注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國家要是站不住，生意做得再大也是空中樓閣。

這種把自己的小命和國運死死捆在一起的邏輯，貫穿了他這一輩子。

早在抗戰(zhàn)那會兒，這股勁頭就露出來了。

1919年出生的王光英，那是北平輔仁大學(xué)的高材生，正兒八經(jīng)的高級知識分子。

日本人打進來后，眼饞王家在社會上的名望和錢財，想拉他們下水當(dāng)漢奸。

這可真是到了生死關(guān)頭。

點頭答應(yīng)，立馬榮華富貴，家業(yè)也能保住；搖頭拒絕，不光家產(chǎn)懸了，全家老小還得提心吊膽，弄不好腦袋都得搬家。

王光英和家里人選了硬剛。

嚴(yán)詞拒絕的結(jié)果，就是遭到了鬼子的報復(fù)，一家人被折騰得夠嗆。

為了躲災(zāi)，也是為了活命，他只能遠(yuǎn)走天津。

到了天津衛(wèi)，他支棱起一家化工廠。

明面兒上，他是忙著賺錢的小老板；背地里，他玩起了“潛伏”。

地下黨看中了他的本事，邀請他入伙，他眼皮都不眨就答應(yīng)了。

借著化工廠打掩護，他源源不斷地給隊伍輸送緊缺的藥品和化工燃料。

這事兒要是露了餡，那是掉腦袋的大罪。

可他心里有本賬：眼前的安逸換不來長久的太平，只有把侵略者趕跑，只有建立一個新中國，這生意才能做得踏實，家里人才能睡個安穩(wěn)覺。

正因為有了這幾十年的鋪墊和積攢，到了1983年，當(dāng)國家急需一個人去香港打開局面的時候，王光英成了那個不二人選。

那會兒的大背景是，國門剛打開，急著要引進外面的資金和技術(shù)，可外國公司對大陸的情況兩眼一抹黑，心里全是問號。

國企那種板著面孔的作風(fēng)，很難讓外資掏錢。

這時候，得有個“懂行”的人，一個既通曉西方生意規(guī)則，又能完全代表國家利益的人。

王光英在天津當(dāng)副市長的時候，去香港轉(zhuǎn)了一圈。

商人的直覺讓他一眼就看穿了香港這塊地界的價值——這就是座橋啊。

他跟上面匯報了自己的想法，上面全力支持。

這么著，光大集團在香港掛牌了。

在香港，王光英又走了一步險棋：讓利。

跟老外做生意，要是盯著眼前那點蠅頭小利斤斤計較，路只能越走越窄。

王光英的路數(shù)是，主動把利潤切一塊下來給合作伙伴。

這看起來又是一筆“糊涂賬”。

可實際上，這是拿真金白銀買“信任”，買“交情”。

在外資對咱們還滿心戒備的時候，王光英用這招，把光大變成了一塊巨大的磁鐵，硬是吸進來好幾億美元的外資。

他不光是在做買賣，更是在搞外交。

他用商人的手段，幫國家推開了一扇窗。

回頭看王光英這一生，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挺有意思的“矛盾”。

他生在富貴窩里，卻最懂老百姓的苦；他被人叫作“資本家”，卻一輩子都在給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他不光當(dāng)過天津市副市長，后來更是干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位列副國級。

但他最傳奇的，還是他在那些歷史拐點上做的選擇。

每一次，當(dāng)個人利益跟國家利益甚至安危哪怕有一點沖突，或者面臨巨大風(fēng)險的時候，他總是毫不猶豫地把籌碼壓在國家這一邊。

這種選擇，乍一看是吃虧，是犯傻。

可拉長到一百年的人生來看，這才是大智慧。

2018年，老爺子在北京走了，享年一百歲。

他這一輩子，足足跨越了一個世紀(jì)。

他親眼看著這個國家從破碎、重生、動蕩，一步步走到崛起。

他用一百年的時間證明了一個死理兒：

在大時代的洪流里，最高明的算計，不是算計自己兜里能落多少錢，而是算計自己能在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里，留下點什么痕跡。

這筆賬，老爺子算是算贏了。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