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js_title_inner">為商人鳴不平的王陽明：成為儒商，就能不被皇權困住和羞辱？

#羅益明

成為儒商不僅僅是儒家道德倫理上的理想追求，也是現實生活之中的實際理性抉擇，最起碼，你給皇帝或者朝廷的感覺是，你濟世利民，仁民愛物，沒有反動之心，也無反動的能力，相反還能在關鍵時刻，如天災之時，挺身而出，救濟災民，幫助皇帝鞏固統治秩序。

文 | 羅益明

在之前的文章《》之中，個人談到了王陽明心學思想在當下部分企業家群體里邊的活躍以及異化情況，并且遺留了三個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那這篇文章就首先來探討遺留的第一個問題，陽明心學塑造下的現代儒商。

對于儒商，在學界的定義也是非常復雜多元，有的是一羅鍋打包，只要奉行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都可以被定義為儒商，那如果如此定義的話，那什么信奉道家思想或者佛家思想的，都可以劃到這里邊來了。

還有的是追求倫理道德普遍性，比如講守法誠信、寬容博愛之類的，那問題在于，這如何呈現儒的特殊性呢？難道不是儒商就不講究這些了么？因此，在定義上，既然身份角色被定義為儒商，那必須凸顯儒的特殊性。

在這里，個人在翻看了幾十篇論文過程中，發現張傳兵&范巧所撰寫的《現代儒商新概念、中國式管理與現代化》一文，對儒商從儒術、儒行、儒時三個維度定義的方式，較為妥當。

個人在此基礎上，稍微進行一些修改。從儒典，儒行，儒治，儒時，四個維度建構儒商的定義。儒典，指的是具體以傳統儒家經典作為自己思想理論來源以及行事方式的準則。在這個層面上而言，現代儒商區別于其它商人的基本點在于，在個人修身——齊家——治企——平天下（社會）層面，以儒家核心經典（四書五經等）以及儒家通俗大眾讀物作為自己日常生活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

從這個層面上而言，讀王陽明的心學著作《傳習錄》之類的，也是可以納入這個范圍體系里邊。那是不是所有傳統儒家經典以及通俗大眾讀物都可以納入到這個學習范圍呢？在個人看來，也并非如此。但有的企業不管那么多，就是納入進來，你也沒轍。

比如此前通俗的蒙學讀物《弟子規》、《女四書》之類的。具體參看個人所撰寫的《》、《》文章。

另外，即便是傳統儒家經典讀物，我們也須帶著批判性思維切入，將之進行所謂“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由此，才能契合一個現代人的日常，不過一些儒商，似乎認為這些并不重要，那也沒轍。

從儒行角度而言，儒行指的是商人在倫理道德踐行方面契合儒家倫理道德原則。無論是從自身道德修養，還是處在各種社會關系之中，都能以儒家系統的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自己“修己安人”的第一要務。

譬如，在五倫關系之中，對父母兒女，重孝道，對夫/妻（義/順；愛/敬）；對朋友誠信等等。

從儒治角度而言，儒治指的是商人在經營企業這件事情上，以儒家思想或者行為作為企業的戰略思想、文化理念、制度規范，自上而下一以貫之的踐行。譬如，東莞泰威公司。據他們公司官網資料介紹：

“東莞泰威創始人，董事長李文良介紹，企業的愿景是：“成為踐行儒家思想的學校型企業?！比w員工，從門衛到董事長，每一位同仁都在主動或被動學習國學經典。新員工入職時，要接受企業內部培訓，培訓內容除專業技能外，還進行國學文化培訓。

泰威在企業內部長期舉辦傳統文化學習班，開設幸福人生講座課程。每周一至周五，誦讀經典是員工每天的必修課。早上五點半起床洗漱完畢后，六點整全體員工在食堂集中誦讀國學經典。

先后讀過的經典有：《弟子規》，《孝經》，《禮記·學記》，《朱子治家格言》，《群書治要360》《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化性談》，《大醫精誠》等?！?/p>

從儒時的角度而言，儒時指的是現代商人秉持的儒家倫理道德原則與當下社會的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知識理念、管理流程等現代要素相契合，儒家的一些終極理想關懷，“經世致用”、“光宗耀祖”、“內圣外王”也應與現代社會相契合。

譬如方太企業，主張“中學明道，西學優術，中西合璧，以道御術”，這里邊的西學優術，指的是學習西方企業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供應鏈管理、質量管理、競爭戰略、精益生產、顛覆式創新等。

可以說，以上四個維度基本上是一個現代儒商的呈現狀態與模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并不是說，我作為一個商人，閑的沒事兒，讀了一本論語或者王陽明的心學，有點啟發，就能界定說自己是儒商了。

實際上，儒商在歷史上發展演變也極為曲折，尤其是兩漢至宋代之前，基本上連史料記錄都沒多少。直到明清之際，所謂商品經濟發展時期，儒商這個概念才出現以及以儒商作為人生價值追求的同質化模板路徑才成為相當多一部分人的選擇。

一般而言，早在商周時期，商人就在社會分工條件下，開始成為一項職業活動，在商代，商人相對還比較受重視，有所謂“殷人重商”一說，到周朝，雖出現了官營工商，但私營工商也還能正常發展，待到春秋中后期，商人勢力進一步擴大，以至于出現了《管子》所言：“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就必定會出現擁有一萬金資產的大商人；擁有一千輛兵車的中等國家，也必定會出現擁有一千金資產的大商人（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的景象。

到戰國初期李悝提出“重農抑奢禁技巧”的觀點，由此開始慢慢出現“重農抑商”的根苗，再到戰國中后期，商鞅、管子、荀況、韓非等人的弘揚和發展，由此建構起了“重農抑商”政策。

在商鞅看來，“國家依靠農業和戰爭（相結合的政策）才能獲得安定，君主依靠農業和戰爭（相結合的政策）才能贏得尊崇（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全力從事根本之業（農耕與紡織），通過耕種紡織收獲糧食布帛多的人，便恢復其自由民的身份（免除徭役賦稅）。從事末端之利（工商業）以及因懈怠而貧困的人，則將其本人連同妻子兒女全部沒收為官府奴婢（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收為孥）”。

因此，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更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使商人無法賣出糧食，農民無法買入糧食（通過禁止糧食買賣，旨在切斷商人的糧食貿易渠道，將糧食生產與消費完全束縛于農耕體系之內）；

加重關卡和市場的賦稅（大幅度提高商品通過關卡和在市場交易時的稅率，是典型的抑商手段，旨在增加商業成本，抑制其利潤與活動）；

讓糧食價格昂貴，從而使購買糧食變得不利（此為上述政策（禁止糧食買賣、加重商稅）導致的直接經濟后果。糧價成本高，使任何需要購買糧食的行為（包括商人、手工業者乃至懈怠的農民）都處于不利境地，從而迫使民眾為獲得生存資料而專心務農。）；

使農民（因專心務本而）安逸，使商人（因經營受阻而）勞苦（農民在國家全力保護與獎勵下，地位穩固，生計有保障；商人在重重限制與打壓下，經營困難，處境艱險）；

由國家統一管制山林湖澤之利等（禁止私人開發利用，將一切自然資源及其產生的利益收歸國家壟斷。這既斷絕了民眾通過經營山澤之利而逃避農耕的出路，也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國家統制經濟的核心措施）。

因此，他的政策推行邏輯是：禁絕糧食貿易（使民依附于土地）→ 重征商業稅（壓縮非農利潤空間）→ 制造糧價高壓（懲罰一切非農消費者）→ 壟斷自然資源（堵死所有其他生計門路）。

最終目的，是將全國的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驅趕到 “耕” 與 “戰” 這兩條唯一受國家獎賞的軌道上來，從而實現徹底的農戰一體化，為兼并戰爭積累絕對的物質與人力優勢。

（第一，"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糴”，；第二，“重關市之賦”；第三，“農逸而商勞”；第四，"食貴，糴食不利”；第五，"壹山澤”等）。

管子則認為商人會透過市場剝削農民，進而與君王爭奪利益，因此，主張重農抑商。譬如管子說：

“禁止奢侈品的生產和流通，百姓就無法游蕩求食（從事非農行業），就必須去務農。百姓務農則田地開墾，糧食增多，國家富強……反之，如果舍棄農業而致力于工商業，就會導致田地荒蕪、國家貧困?！?/p>

（末作(工商業)文巧(華而不實)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岜径履┳?，則田荒而國貧矣。）

那管子使用的手段也是別具一格，頗具新意，他主張：第一，國君壟斷貨幣發行權（今君鑄錢立幣）；第二，一方面，抬高糧食價格重農，另外一方面利用政治強權剝削商人，譬如管子說：

“當糧食價格昂貴時，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就顯得低廉；當糧食價格低廉時，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就顯得昂貴。這兩者的價格是不能平衡并立的。

因此，要削減（或規范）商人的利潤，增加對農夫耕作的益處，就請允許將糧食的價格提高到每釜（計量單位）三百錢。如果能這樣，那么田野就會被大量開墾，農夫也會努力勤勉地從事農耕了?！?/p>

（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賈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

再比如，管子說：“請下令，規定所有要向君主朝賀獻禮的人，都必須使用一種名為 “鐻枝蘭鼓”（國家壟斷的）的美石（玉璧） 作為貢禮，這樣一來，它的價格必然會上漲十倍于其成本。您（君主）庫藏的這種美石，價值也隨之上漲十倍。”

（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織，亦坐長什倍。）

荀子倒相對好些，畢竟算是儒法兼修者，沒那么犀利，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和商人過多，國家就會貧困。所以，農田耕地與地方生產，是財富的根本；而城墻地窖、糧倉府庫，只是財富的末梢；減少（省）手工業者和商人的數量，增加（眾）農夫的人數……這才是用以生養百姓（保障國家生存與繁衍）的根本辦法。

（工商眾則國貧，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省工賈，眾農夫…是所以生養之也。）

再到韓非，則認為商人乃是五蠹之一，（蛀蟲，侵蝕危害國家的五種社會職業角色之一），譬如他說：“那些手工業者和商人，加工制造粗劣的器具，積聚奢侈浮華的財物，囤積起來等待時機（牟取暴利），以此謀取農夫應得的利益?！?/p>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

與此對比，孔子則認為以義制利，秉“道”而行，追求富貴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兒，他說：“財富與顯貴，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如果不通過正當的途徑獲得，君子是不會接受的。貧窮與卑賤，這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通過正當的途徑擺脫，君子是不會逃避的”；

“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富貴，對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樣（與我無關，不值得追求）?！?/p>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再比如，他對經商弟子子貢評價：“顏回（回）的德行修養大概已經接近完美了吧，可是卻常常陷于貧困匱乏。端木賜（子貢）不安守本分（不遵循當時士人通過仕途獲取俸祿的常規路徑），而去從事經商營利，他對于市場行情的推測卻常常能夠準確命中?！?/p>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到孟子，則對商人商業活動比較持正面支持態度，譬如孟子與農家學派的人爭論時便說：“您（如果）不使各行各業的勞動成果互相流通，不拿多余的去彌補不足的，那么農夫就會有剩余的糧食，婦女就會有剩余的布匹。

您如果能使它們流通，那么木匠、車匠就都能從您這里獲得食物?！?/p>

他對社會分工以及正常商品流動持肯定態度，但這也是有前提的，即以道義作為第一判斷標準：“如果不合于道義，那么即便一筐飯食也不可以接受他人的饋贈；如果合于道義，那么像舜那樣接受堯禪讓的天下，也不算過分?！?/p>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

但很可惜的是，原始儒家這一脈思想并未成為后世主流對商人商業的看法，相反，法家的觀點，倒一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總體上對商人經商活動的認知。

可以說，儒——法認知框架是統治者認識商業經營活動的兩極，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再到封建帝制結束，重農抑商系列政策（限制工商業活動從業者數量以及種類，避免大批量小農背離農業，從事工商業）的思想理論來源以及指導思想就已然成型，后世的帝制王朝是加深加重或者放寬，基本上也是在儒——法認知框架內局部動態來調整，而非超越或者完全打碎這一理論模型框架。

譬如在秦朝，秦之前采用商鞅變法，待始皇統一后，便瑯琊刻石，昭告天下曰：“皇帝的功業，在于鼓勵并督責關乎國家根本的農業生產。推崇農業，抑制工商業，使百姓因此而富足?！辈⑶疫€有過把商人發配至邊遠荒涼地區的行為。

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

當然，也有的指出，秦始皇尊崇一些大商人，比如什么寡婦清、烏氏倮之類的，但他尊崇這些人是有前提限制的，即是《史記·貨殖列傳》所言：“那些身為平民百姓的人，能做到不損害國家政令，不侵擾黎民生計，根據時節與時機進行收購與賣出，從而增長財富，他們的智慧是值得采納取法的。富有而又具備賢德的人的“富而賢（有德行）者”。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

只要他們有利于維護自身統治秩序，是可以允許在經濟上，讓他們在一定程度范圍內經營集聚大量財富，但在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上，是遭到抑制的。

到漢代，漢承秦制，總體上還是抑制商人，只不過手段更加高明和豐富。譬如西漢初年：（商人）不得穿著絲綢衣物、乘坐馬車，（官府）還通過加重賦稅來使他們陷于困境；

即便是市場商販的子孫，也不得擔任官職成為官吏。

到漢武帝時，一方面任用大商人桑弘羊等大搞鹽鐵官營，另外一方面繼續打壓商人，譬如商人不能做官，不能占據田地等，

待到東漢時期皇帝，也曾頒布詔令稱：“商賈與平民之中，有人忘記法律禁令，制作、流通奇技淫巧與奢侈貨物，這些行為公然盛行、積弊成風。對于那些身居官職卻觸犯此法的人，應當首先舉報并糾正”。

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也不例外，他也曾頒布對應的詔令稱：“向各郡、封國的財政官員、郡守、國相、縣令縣長申明告誡，務必使土地潛力盡數發揮，禁止游手好閑、販運牟利的商人。

同時西晉的法律文書《晉令》規定：“市場中間人及商販，都必須頭戴巾幘，用白色布條貼在前額，寫明所經紀販賣的物品及本人姓名，一只腳穿白色鞋子，一只腳穿黑色鞋子。”

（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之；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仁宦為吏；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到唐朝，《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對宰相房玄齡說：“我設置這些官職，是用來招納賢能之士的。至于那些工商業者以及其他身份雜駁的人，即使他們的技藝才能超過了同輩，也只可以多賞賜錢財絲帛，絕對不能破格授予他們官爵。”

（朕設此官，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爵。）

再到宋朝，（宋太宗）淳化五年下詔說：“在古代，市場上只收取貨物存放倉庫的租金而不征收貨物稅，關卡上只稽查可疑的行人而不征收關稅，這樣做是為了查察奸邪、禁止游手好閑。如今國家向商人征稅，用以抑制商業和游閑之人，這既能約束民眾，也確實有助于國家財政。”

（淳化五年，詔曰：古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蓋所察奇袤而禁浮惰也。國家算及商賈，以抑末游，既以防民，克助經費。）

實際上到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已然推動著商人階層較諸往更多，而且勢力也更強大，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朝廷的政令，在限制的程度上有所放寬，但總體上也是看皇帝的意思，局部調整。

到了元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異族王朝正統，他們倒是差點開出一條新路，他們既重農，也重商，跟既往王朝相比較而言，大為不同。由于他們秉持著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因而商業活動是其獲取必需生存物資的基本手段。

因此，元朝統治者在重商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大舉措，包括設立港口，積極開拓海外貿易。但在這過程中，也需要注意的是，元朝的商業政策突出的特點是“官營經商，獨家壟斷”：

比如，官方主推斡脫商業。斡脫商人，也就是他們是代表元朝上層統治者利益大搞工商業的商業經營者，他們大多大搞高額高利貸，致使底層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再比如，權貴商人橫行于世。那些有高度利潤空間的生意，以及重要戰略位置，幾乎全都被擁有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內部占據，他們橫行霸道，整個買賣交易行為都有他們說了算，官商勾結，亦官亦商才是真正的商人群體的主流。

總而言之，有政治實權勢力或者直接給皇帝當牛做馬的才是構成商人群體的主流。另外，元朝也結束的太快了，不到一百年時間，又被明朝推翻，重農抑商又被拉了回來。

如明太祖朱元璋說：“人們都說農桑是衣食的根本，然而（若天下人）舍棄根本的農業，去追逐次要的工商業，就很少能有挽救這種弊病的辦法了……朕認為，要使糧食充足，關鍵在于禁止非根本性的勞作……

（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匏甲闶吃谟诮┳鳌＃?/p>

再到清代雍正皇帝說：“朕觀察士、農、工、商這四民的職業，除士人之外，農夫最為高貴。凡是士人、工匠、商人，都要依賴農夫生產的糧食來生活。因此，農業是治理天下最根本的事務，而手工業與商業都是次要的（末業）。

現在如果人們在器具、用具、服飾、玩物上，爭相崇尚華麗精巧，那就必然要大量雇用工匠。市井店鋪之中多一個從事手工業的人，農田里就少一個耕種莊稼的人?！?/p>

（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

所以，雖然到了明清之際，商人群體進一步規?；l展，出現了所謂十大商幫，也出現了所謂“儒商”的自我身份認同和概念，也有像王陽明或者黃宗羲這種提出重商價值理念的大思想家，如“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工商皆本”也的思想，但這種“重農抑商”思脈，依舊是統治者所一以貫之的祖宗之法。

那為何這些王朝統治者會如此不約而同有默契的一致對待民間商人呢？一般的解釋是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里邊，促進和維護農業生產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統治利益的最基礎保障。

更深入的探討，個人以為范忠信、秦惠民、趙曉耕在《論中國古代法中“重農抑商”傳統的成因 》一文之中分析的成因，更令人深思。

在他們看來：“歷代王朝刻意“以法律賤商人” ，其根本動因是什么? 當然是朝廷之利害。利在重農抑商 , 害在棄農經商。 不過 ，這種利害分成兩個層次 ; 一層是物質之利害 ,一層是精神之利害?！?/strong>

具體在他們來看，所謂物質之利害在于，第一，與皇帝爭國家資源，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都是皇帝一家的，只有皇帝擁有絕對支配權和使用權，你商人攫取資源為自己所用，當然，不應當。第二，與農業爭奪勞動力；第三，容易集聚成大片反動勢力，對皇權構成威脅。

所謂精神之利害在于，他們在論文之中列舉了四點，我就簡單歸納為兩點：

第一，破壞封建等級尊卑秩序，譬如有的衣服，只能皇帝或者達官貴要才能穿，你商人有錢了，也能買來穿，那怎么能行？有些食物是皇帝才能享受的貢品，你商人有錢了，也能買來吃，那怎么能行？

第二，破壞社會風氣，影響百姓心性趨向奸詐等。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而言，成為儒商不僅僅是儒家道德倫理上的理想追求，也是現實生活之中的實際理性抉擇，最起碼，你給皇帝或者朝廷的感覺是，你濟世利民，仁民愛物，沒有反動之心，也無反動的能力，相反還能在關鍵時刻，如天災之時，挺身而出，救濟災民，幫助皇帝鞏固統治秩序。

事實上，也是如此，據周生春&楊纓《歷史上的儒商與儒商精神》所言：“明代嘉靖、萬歷之際，商業發展迅速，書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斷增長，進入舉業的讀書人增加很多，但科舉名額卻未見相應增加。應試者日增，而舉業出路有限，為謀生計，大批讀書人只能棄儒而商，進入正在迅速發展商業領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為方式都深受儒學的影響，這就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儒賈”或“儒商”。”

所以，明清之際，不少士大夫從商，也不是因為商人有多好，而是在那會兒人口暴漲，但能做官的名額又有限度，因此，倒不如進行次優選擇，做個商人，最起碼不用承受勞作之苦，還能培植家業，讓家里其他人做官。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為何陽明心學塑造下的古代儒商，第一要務不是經營商道，探尋商業之道法則，而是在理想層面，經由商業步入致良知之道，在現實層面，則還是士大夫之做官理想，兼濟天下。

而所謂現代儒商，前文列舉的東莞泰威公司，也并不是只涉及到陽明心學一家之言，而是把古代儒家作為一個整體，以實用主義的態度，針對企業組織內部不同階層使用不同時段的儒家思想，他們也不再是為了做官而努力，主要是經營企業，賺取利潤，兼具社會責任，做公益慈善，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

那如果我們將之限定在陽明心學塑造下的現代儒商，個人以為應當具備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第一，從儒典角度而言，深耕閱讀陽明心學全集，以儒家價值理念作為倫理道德原則來源；

第二，儒行和儒治，以陽明核心思想理論基座，如心即理，（系列制度章程以及利潤分配贏得員工&股東&合作伙伴&上下游產業鏈之心），產品質量贏得消費者之心；

致良知，既對內，也對外，無論是個人內心道德修養，以及與五倫關系，以及治企，都能致良知反躬自省，尤其遇到突發問題時，能否以良知制約暴利的現實利益訴求。

至于知行合一，則是檢驗的試金石，企業家是否真的如其所說，如其所是，還是掛羊頭賣狗肉，不僅需要自身檢驗，也需要接受外部監督檢驗。

第三，從儒時角度而言，以陽明心學為理論基礎，理應兼收并蓄，海納百川，以此良知之心馭萬法，古今中外有利于自身企業發展的，都應該納入其中，進而獲得利潤后，從企業內部而言，可以造福員工，進而造福自己家鄉，乃至做公益慈善，造福社會。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1】東莞泰威官網資料

【2】張傳兵 范巧，《現代儒商新概念、中國式管理與現代化》

【3】史慕華，《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思想與政策探究 》

【4】劉顏東，《抑商還是重商：中國古代商業政策再認識》

【5】范忠信、秦惠民、趙曉耕，《論中國古代法中“重農抑商”傳統的成因 》

【6】周生春&楊纓《歷史上的儒商與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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