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的臨時省委

文/王剛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裝起義的同時，還努力整頓遭受嚴重打擊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指導地方黨組織轉變斗爭方式。經過黨中央和各地黨組織的共同努力，遭到嚴重破壞的各地黨組織得到恢復和重建。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廣東、浙江、福建、順直、河南、陜西、廣西等地的黨組織恢復和發展得比較快。在山西、山東、安徽、四川、云南、貴州、內蒙古和東北三省等地，黨組織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這些黨組織的發展，對各項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裝起義的開展，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在恢復重建省級領導機構的過程中，各地省委不斷遭到國民黨反動勢力的破壞。然而英勇的共產黨人不懼白色恐怖，積極成立臨時省委，繼續承擔起省委的神圣使命，履職盡責。本文按照各地臨時省委成立和發展的不同情況，分類進行敘述，以讓后人了解其所承擔的重要職責及起到的重要作用。

臨時省委的類型

1927年６月，中共中央專門制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對黨的地方組織設置作了較大的變動，在省、市及縣、區設地方組織。該決議案把黨的區委改稱為省委、地委改稱為市委或縣委，還規定：省、市及縣委員會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委員會推薦若干名委員組成常務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委員會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委員會工作，改選委員會；委員會還須向上一級領導機關作書面工作報告等。這就明確規定了地方組織的設置、組成、職權等，根據該規定，中國共產黨先后成立了湖北省委、湖南省委、廣東省委等。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有些地方還成立了臨時省委，依然承擔著省委的職責。本文將按照不同類型逐一敘述，以期呈現各地臨時省委的概貌。

（一）以中央局命名的，有臨時南方局。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恢復和重建各地黨組織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機關。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雖然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不屬于省委，但是畢竟有別于黨中央，且其主要職能是指導地方黨組織建設，因此在此予以論述。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記錄。8月9日至11日，張太雷參加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被任命為南方局委員和廣東省委書記。

1927年8月11日，黨中央根據八七會議決議，決定由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彭湃、惲代英、黃平、陳權等七人在廣東組織南方局，以張國燾為書記，領導兩廣和閩南等地工作；在周恩來等到職前，由張太雷、楊殷、黃平三人組織臨時南方局，負有報告八七會議決議和整頓省委組織之責；任命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對此，8月中旬，張太雷帶著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到達上海，與剛剛從廣州趕到那里向共產國際駐上海機構匯報工作的黃平會合，并于19日秘密來到香港，準備召集廣東省委的負責人開會。（由于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廣東省委機關遷至香港辦公。）8月20日，張太雷主持召開會議，傳達八七會議決定以武裝暴動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由于當時黨處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之中，張太雷沒有隨身攜帶任何文件，只是事先背下來，然后憑記憶進行傳達。接著，他又傳達了臨時中央關于組織安排的決定：“我來之前中央已經決定，由周恩來、彭湃、惲代英、陳權、黃平、張國燾和我組織中共南方局，領導廣東、廣西省委和閩南、南洋的支部。在南方局里，張國燾同志任書記，周恩來同志任軍事委員會主任。現在國燾同志、恩來同志、彭湃和代英都在南昌起義的部隊里，一時還到不了這里。中央決定由我和黃平、楊殷三人組成臨時南方局，先行負責指導南方的工作。廣東省委進行改組，由我兼任書記。”張太雷傳達完后，到會的同志一致表示擁護。此后，臨時南方局積極籌備廣州起義。9月27日前后，南方局在汕頭召開第一次會議，推舉張太雷任書記。10月15日，南方局與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在香港召開，改組南方局，決定以張太雷、周恩來、惲代英、黃平、楊殷、彭湃為南方局委員，張太雷為書記，周恩來為南方局成員仍負責軍事委員會工作。10月22日，黨中央決定取消南方局，并于23日致信南方局并廣東省委通報此事。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通訊第2號中正式通報各省撤銷南方局。這樣，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成立的南方局只存在了3個月便告結束。1930年、1939年中共中央又分別成立過南方局，由于不存在臨時階段，所以在此不再贅述。

◆中共中央臨時南方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

（二）以省命名的，有云南臨時省委、陜西臨時省委等。

由于工作需要和地域限制，共產黨地方組織大多以省域為單元建立和發展，因此省級領導機關也多以省命名。限于篇幅，無法將所有臨時省委的情況一一呈現，因此每個大區域選取一個省為例，予以詳細敘述。

西南地區以云南臨時省委為例。由于交通不便、通訊技術落后，云南的共產黨組織于1927年11月才收到八七會議文件。特委會議于12月召開，選舉產生了云南第一屆臨時省委，王德三任書記。1928年3月，昆明地區的黨組織、工會、農協等群眾組織遭到破壞。4月，由于中共云南省臨委書記王德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和前往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臨時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由趙祚傳、吳少默、吳澄三人臨時組成中共云南省特別委員會，行使中共云南臨時省委的職權，領導全省斗爭。為貫徹黨的六大精神，云南省于1928年10月召開了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臨時省委，陳廷禧任書記。到該年年底，黨團員人數發展到600多人，建立了中共迤南區委、蒙自縣委和個舊、石屏、嵩明3個臨時縣委。1929年1月，省委在昆明召開擴大會議，改選了臨時省委，張永和任書記。5月，根據中央決定臨時省委書記改為王德三。在臨時省委領導下，到1929年底，云南省建立了昆明市委、迤南特委和蒙自、石屏等9個縣委，全省黨員也有很大發展。為此，1929年底中央批準云南正式建立省委，書記仍為王德三。

◆中共云南省臨委書記王德三。

西北地區以陜西臨時省委為例。黨的六大召開后，陜西省委于1929年1月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改選了省委，曹趾仁任書記。2月，黨團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省委委員大部分被捕。3月，省委委員張國藩等在渭南召集會議，決定成立臨時省委，杜衡任書記。７月，中共陜西臨時省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傳達了中央指示和決議，再次調整了省委成員，杜衡為書記。會議決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復組織，抓緊士兵和難民救濟工作。會后，臨時省委派人分赴陜北、陜南、渭南等地整頓、恢復黨組織。1930年7月，臨時省委召開第五次擴大會議，決定將臨時省委改為正式省委，仍由杜衡任書記。陜北黨、團組織在六大決議指引下工作進展較好，尤以軍事工作為突出。此后數月，全省黨的組織逐步恢復。1933年7月，杜衡被捕叛變，使陜西省委和關中、陜南各縣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1935年夏，從外地回到西安的共產黨員高克林與在西安的孫作賓、崔廷儒等地下黨員接上關系，決定重建中共陜西臨時省委，高克林任書記。同年10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臨時省委歸中央直接領導。西安事變后，中共中央派賈拓夫等人到西安重建中共陜西省委，賈拓夫任書記。省委恢復后，立即著手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到1937年5月，已有26個縣重建了黨的組織，黨員人數超過千人。此后，陜西國統區的黨組織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此外，河北、山東、山西、浙江、江蘇、湖北、廣東、云南等省也都成立了臨時省委，領導當地黨組織積極開展革命活動。

（三）以跨省區命名的，有閩浙邊臨時省委等。

土地革命時期，由于反動勢力強大，中國共產黨只能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領導革命和發展組織，這些地方大多位于兩省或幾省交界處，因此成立的省委和臨時省委有跨省命名的情況。

以閩浙邊臨時省委為例。由于國民黨軍“閩贛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中央軍”和四省反動力量“圍剿”邊區紅軍，而此時閩浙邊紅軍失去上級領導，相互隔絕，各自為戰，十分不利于反“圍剿”作戰。這就需要將浙、閩游擊區統一起來，建立統一的領導機構。1935年11月7日，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在泰順縣白柯灣宣布正式成立，由劉英、粟裕、葉飛、黃富武、劉達云、阮英平、范式人、許信焜、方志富、洪家云、許旺11人組成（黃富武于10月被捕，方志富于10月犧牲，因未得到消息，仍選他們為委員），劉英任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兼少共臨時省委書記，下轄浙西南和閩東兩個特委。同時成立了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為司令員，劉英為政委。閩東特委將有一定工作基礎的福鼎、鼎平地區劃給閩浙邊臨時省委直接領導。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后，一方面對廣大黨員、干部和戰士進行革命形勢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教育，另一方面對外發表宣言和公開信，宣傳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張，從而使閩浙邊抗日救亡運動有了新的發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達成共同抗日協議，將分散活動的武裝力量集中于平陽縣北港，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到1938年，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轄浙西南、浙東南、浙南三個特委和溫州市委。同年5月，由于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撤銷。

此外，湘鄂西、湘鄂川黔、閩粵贛等臨時省委也都紛紛成立，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斗爭。

（四）由多個臨時特委合并成臨時省委的，有福建臨時省委、湘贛臨時省委。

福建臨時省委。八七會議時，中央決定福建省臨時劃分閩南、閩北兩區，閩北臨委直屬中央，陳昭禮任書記；閩南臨委由廣東省委領導，羅善培任書記。1927年12月4日至5日，閩南、閩北兩個臨委在漳州南靖召開福建各縣負責人聯席會議，選舉產生福建臨時省委，陳明任書記。由于委員中沒有工農代表，經請示黨中央，增補中共閩南特委工運委員許土淼為常委，臨時省委機關設在廈門。1928年2月10日，福建臨時省委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新的臨時省委常務委員會，羅明任書記，常委分別為陳祖康、王海萍、陳昭禮、許土淼、陳真仔和林香仔。4月，羅明等人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陳祖康代理書記。6月，陳祖康叛變投敵，臨時省委迅速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改組臨時省委，劉乾初任代理書記。8月26日至27日，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廈門召開，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劉乾初任書記。這為福建革命形勢的發展指明正確方向，促進了福建革命形勢的高漲。

湘贛臨時省委。1931年1月，中共贛西南特區委成立以后，由于敵人的阻隔，一直未與其他黨組織取得聯系。隨著國民黨對根據地“圍剿”規模愈來愈大，為適應斗爭需要，統一和整合贛西南、湘東南蘇區黨的領導和武裝力量的任務被提上日程。5月，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決定：將贛西南特區委取消，在贛東成立三個特委，即贛東、贛南、永吉泰三個特委，直屬中央局指揮；在河西成立湘東南省委，領導河西及湘東南工作，并指定王首道任省委書記，甘泗淇任宣傳部長。王、甘二人于6月到達中央蘇區。隨即蘇區中央局召開會議，聽取王首道關于中央決定成立湘東南省委的匯報，討論省委的人選。會議根據斗爭形勢的變化，決定將中央原擬成立的湘東南省委改為湘贛省委，領導原贛西南特委所轄的西路、北路、南路三個分委和湘東南特委。同時加派林瑞笙、袁德生、張啟龍參加省委的領導工作。8月1日，王首道主持召開湘東南特委和贛西南特委的西路分委聯席會議。王首道在會上傳達了黨中央的決定，宣布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成立，由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張啟龍、劉其凡、李弼（未到職）組成，王首道任書記。湘贛省管轄永新、蓮花、吉安等21個縣，縣城及全縣都是蘇區的有永新、蓮花兩縣。湘贛臨時省委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各級黨組織，鞏固和擴大了蘇區，促進了各種群眾組織的成立發展，有力推動了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項事業的順利實施。

（五）以省的一部分命名的，如北滿臨時省委。

◆中共東南滿省委書記魏拯民。

◆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會主席趙尚志。

在東北三省，1936年3月，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1935年開始直接領導東北工作）指示撤銷中共滿洲省委，成立南滿、東滿（后未正式成立）、吉東、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滿臨時省委）四個省委和哈爾濱特委。這一改變雖然加強了各地區黨組織的領導，卻使整個東北地區的黨組織失去了原滿洲省委那樣的統一領導，給東北各地區的抗日斗爭帶來了困難。6月，東滿、南滿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將兩省委合并成東南滿省委，魏拯民任省委書記。隨著北滿地區抗聯第3軍、第6軍和其他抗日武裝的不斷壯大及游擊區的不斷擴展，給北滿地區的黨組織提出了加強統一領導的要求。為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第3軍、第6軍黨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湯原縣帽兒山北坡召開聯席會議，討論了政治、軍事、組織等重大問題，并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決定，成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選舉趙尚志、馮仲云、張壽篯等15人為執行委員，趙尚志任執委會主席，馮仲云任書記。1937年7月，北滿臨時省委常委會改組，張蘭生任書記。省委下屬哈東、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區）、上江特委。此后，在北滿臨時省委領導下，北滿的抗日斗爭蓬勃發展起來。

（六）由特委改為臨時省委的，如廣西臨時省委。

◆中共廣西特委書記朱錫昂。

八七會議后，由于廣西黨組織在城市的機關全被破壞，黨中央決定將廣西地委改為廣西特委，歸廣東省委領導。1928年1月，廣西特委成立，鄧拔奇任書記。與此同時，廣東省委把參加廣州起義的一批共產黨員，如朱錫昂、雷經天、謝生樺、俞作豫等派回廣西，增強了廣西黨組織的戰斗力。1928年上半年，建立了桂平、平南、武宣、貴州、容縣5個縣委和梧州市委，黨員數量發展到800余人。6月，召開特委擴大會議，朱錫昂任特委書記。9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廣西特委改為臨時省委。但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廣西黨組織進行了多次更改。1929年1月，中央決定將廣西臨委改為廣西省委。3月底，中央認為“廣西目前工作的范圍確實無組織省委的必要”，仍決定廣西省委改為特委，與南洋臨委歸廣東省委領導。

（七）組建臨時工作委員會開展黨的工作的，如中共中央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河南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等。

中共中央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1936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薛尚實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除在廣東各地恢復建立黨組織外，還派人到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1937年9月，中央派張文彬到廣東，取消1936年成立的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南方工作委員會，張文彬任書記，領導兩廣工作。次年4月，南方工作委員會撤銷，組建廣東省委。這一時期，黨組織和黨員人數得到迅速發展。

華中地區以河南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為例。早在1935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為加強河南黨的工作，決定派沈東平到河南恢復和發展河南地方黨組織。1936年7月，沈東平主持成立了中共河南省臨時工作委員會，隸屬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在臨時工委領導下，相繼建立了開封支部、鄭州工委、洛陽支部、中共豫西工委、許昌縣委、豫西特委。1937年4月，北方局決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員會，劉子久任書記。省工委成立后，把恢復和發展黨組織作為主要任務，并把全省各地零星分散的組織和黨員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

華東地區以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為例。1936年春，中央派潘漢年、馮雪峰到上海。潘漢年擔任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聯絡代表，馮雪峰負責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促進各黨各派聯合抗日，同時了解上海各系統地下黨的情況，使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和中央接上關系，為重建上海地方黨組織作準備。1936年九十月間，中央決定設立上海辦事處，由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任副主任。該年年底，在馮雪峰領導下，建立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委”），負責了解和管理上海各系統地下黨組織。到1937年5月前，臨委成員分別聯系了工人臨時工作委員會、學生臨時工作委員會、救國會工作委員會和文化界、海關職員、巡捕3個黨支部，共有黨員160人左右。

此外，武漢、云南、廣西也都成立了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當地的組織發展和革命活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臨時省委所具有的特點

作為黨的省級領導機構，臨時省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按照中央要求，及時組建省級領導機構。

在革命低潮期間，黨的領導面臨困難，黨中央根據形勢需要，成立了臨時中央機構。在這個大環境下，各省的共產黨人接受黨中央的領導，紛紛組建各種形式的省級臨時領導機構，動員發動群眾繼續進行革命。這種組織架構是一脈相承的，從中央到地方，臨時中央、臨時省委、臨時特委和臨時縣委，從上到下，各自負責各自區域和層級的黨務工作。臨時省委基本上都起到了領導本省開展革命斗爭和發展黨組織的重要作用。

（二）存在時間短，變動性大，多次被破壞又屢次重建。

由于國民黨反動勢力實行白色恐怖，對中共進行殘酷鎮壓，使得很多省級臨時機關多次遭到破壞。有的臨時省委存在時間很短，如河南省只存在了一個多月。由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和敵人的殘酷鎮壓，河南省委機關接連遭受破壞，省委書記周以栗等負責人先后被捕。4月中旬組成臨時省委，5月下旬重建正式的河南省委，開始糾正盲動主義錯誤。臨時省委雖然遭受多次破壞、領導人被捕，但是后繼的共產黨員又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再次組建省級機關，繼續戰斗。另外，四川、山東、河北等省的共產黨員也都不懼白色恐怖，前仆后繼，屢破屢建，反復恢復重建省委機關，勇敢地承擔起了領導本省革命斗爭的重任。

（三）形式多樣，宜統則統宜分則分。

黨中央根據形勢發展和工作任務的需要，隨時調整省級臨時機構的建制。如在廣西臨委改為省委后，中央認為“廣西目前工作的范圍確實無組織省委的必要”，又將廣西省委改為特委，與南洋臨委歸廣東省委領導。又如，中央決定暫時取消安徽臨時省委，將全省劃分為蕪湖、阜陽、安慶、六安等9個中心區，由中央直接領導。除了取消和拆分外，也有合并的情況，如中央將湘東南特委和贛西南特委合并組建湘贛臨時省委。所有的調整都是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而進行的，也都得到了臨時省委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關于臨時省委的評價

與評價臨時中央的成績和錯誤一樣，需要辯證地看待臨時省委。各地的臨時省委結合所面臨的時代任務，作出了一定的積極貢獻，對中國革命有功，但在實際工作中也都犯了“左”傾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

（一）為中國革命作出積極貢獻。

1.建立和鞏固根據地。有些臨時省委與軍隊聯合開展軍事斗爭，為鞏固發展根據地作出重要貢獻。如閩浙邊臨時省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達成共同抗日協議，將分散活動的武裝力量集中于平陽縣北港，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此后，粟裕率游擊總隊主力開赴皖南，編入新四軍組織序列，為閩浙邊根據地的形成作出積極貢獻。另如，福建臨時省委領導成立閩西特委和閩西暴動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后將部隊統編為紅軍第7軍19師，成立永定縣溪南區蘇維埃政府，為后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2.積極參加抗日斗爭。隨著日軍侵略的深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因此有的臨時省委開始把抗日作為工作的重要內容。如抗日聯軍在松花江兩岸的頑強斗爭和游擊區的不斷擴大，引起日軍的仇視，開始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發動大“討伐”。北滿臨時省委領導抗聯主力在堅持老游擊區斗爭的基礎上，又開辟小興安嶺西麓的鐵力、慶城、海倫等地的新游擊區，在抗日斗爭中取得較大成果。另如，閩浙邊臨時省委向浙江國民黨當局發出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文電。雖然雙方代表在隨后的談判中沒有取得進展，但是在全國抗日高潮到來后，國民黨當局主動要求重開談判。臨時省委遂派代表到溫州同對方再次進行談判，雙方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

3.領導地方武裝斗爭。各地臨時省委堅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積極領導發動武裝暴動。如福建臨時省委直接領導平和暴動。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成立后，主要領導人到平和宣傳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具體組織和領導農民武裝起義事宜。中共平和縣委召開會議，決定“率領群眾，實行暴動”。暴動委員會由平和縣委書記朱積壘任總指揮，羅育才任副總指揮，以長樂鄉農軍為主體，包括饒平、大埔部分農軍，發動起義并攻占縣城，為保存實力，后轉入平和西北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平和暴動是中共福建黨組織積極執行八七會議關于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具體表現，是武裝反抗國民黨的一次英勇嘗試。

（二）受國內外斗爭環境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犯了“左”右傾錯誤。

1.肅反運動擴大化。有些臨時省委在肅反運動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造成重大損失。如湘贛臨時省委執行“左”傾指示較為堅決。湘贛蘇區的肅反工作，開始并沒有什么大問題，富田事變的發生，把肅反推向了一個高潮。臨時省委組建后，便立即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展開肅反工作。后來據王首道回憶：“當時‘左’傾路線的錯誤表現在肅反問題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傾路線為代表的黨中央對革命內部隱藏的階級敵人作了過分夸大的估計，制造了過‘左’的肅反政策，并錯誤地將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大批領導干部當作‘AB團反革命分子’列入肅反名單，責令我們臨時省委審理。那時我們臨時省委剛剛成立，對本地區的情況沒有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對當時的干部也沒有做認真的估計，在方針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黨中央的錯誤指示，在組織上按照當時黨中央的規定，設立了脫離黨委集體領導、脫離群眾監督的肅反機關，在案情審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錯誤做法，以致使肅反工作發展到亂捕亂殺，犯了簡單化、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將不少優秀干部當作肅反對象進行了錯誤處理。”湘贛全省肅反擴大化，不少黨員干部受到不公正對待和處理，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2.犯了“左”傾錯誤。有些臨時省委盲目執行臨時中央的錯誤指揮，不切實際地發動起義和成立蘇維埃政權，導致黨組織遭到破壞，革命力量嚴重受損。如在河南，臨時中央和上海中央局派來的巡視員和干部為推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極力推行“奪取一個或幾個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勝利”的冒險政策，多次指責河南黨組織犯有嚴重右傾錯誤，4次重建和改組中共河南省委，強令各地武裝暴動，強令城市黨組織采取進攻策略和公開方式，號召和組織罷工、罷課、罷市、游行集會，致使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損失。從1931年到1935年，河南黨組織連續遭受多次嚴重破壞，革命力量損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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