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有片海：白發教授孔海南的二十年洱海答卷

清澈明凈的洱海，被當地人稱為“母親湖”，每年吸引著大批游客。當人們欣賞著優美風光時，或許不會想到，由于生態破壞、無序開發等原因，洱海曾面臨藻華爆發、水質惡化的危機。這些生態環境問題一度成為洱海之痛，牽動著無數人的心弦。

1998年10月，孔海南在昆明滇池考察，捧起因藻華爆發而嚴重污染的

經過長期治理后，如今海菜花盛開的洱海。

洱海是如何恢復“顏值”的？

如何將“顏值”變為“產值”？

如何讓綠水青山惠及當地百姓？

孔海南和他的團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以下是孔海南特別為中國科協官微“中國科協之聲”講述的他的故事：

做國家最需要的事業

我走上生態環境科學研究的人生道路，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20世紀70年代，我在武漢一家軍工廠當機修工人。聽說要恢復高考時我很激動，想上大學，但那時信息閉塞，我不知道該報考什么專業。通過朋友引薦，我去拜見了同濟醫科大學的蔡宏道教授。蔡老先生是1947年從美國歸來的學者，也是老黨員，很有名望。他是中國首個環境醫學系的創建者，很詳細地向我介紹了這門新學科。我第一次得知污染帶來的公害病危害了那么多人的身體健康，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損失，當時就下了決心：如果能考上大學，就要選國家最需要的這些新學科。

畢業之后，我進入武漢環境保護研究所，后來又在蔡老先生的鼓勵下，報考了中國政府公派出國交流學者，1987年8月23日，我作為中國政府第一位河湖水生態環境交流學者，來到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水環境部，開始從事湖泊與河流水生態環境保護機理與治理技術研究。

1987年8月，孔海南作為中國政府公派交流學者，在日本國立環境研究

日本也曾經出現過超大型湖泊流域大規模藻華與污染，后來實施了國家層面大型科學研究與工程治理計劃，使污染狀況得到有效控制與治理。在日工作期間，1996年—2000年我參加了日本環境廳的日本國家大型湖泊科研與治理十年（1996年—2005年）計劃的前五年的研究，該計劃由我所在的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水環境部牽頭，該部部長是首席科學家，我直接參與了該計劃一線具體的工程技術研究工作，了解到日本如何在國家宏觀層面上制定和實施大型湖泊的治理計劃，這些經驗對我日后回國的科研工作幫助很大。

我在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共從事了13年的河流與湖泊的生態環境保護研究工作，最后六七年里，我每年都回國講學，也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以及清華大學等單位作為客座研究員，與國內科學家們共同參與了眾多國內河流湖泊的水生態環境研究，以及中日兩國間湖泊比較研究國際課題。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一系列大型湖泊，包括太湖、巢湖、滇池的情況都在急劇惡化，非常令人心痛，也讓我越來越坐不住。

199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國內，去洱海考察。坐船到洱海湖心，看到了湖底“水下森林”的奇觀。我曾經到過世界上許多著名的湖泊，但沒有哪個比得上洱海水生態環境的景象對我產生的心靈震撼，可以說是終生難忘。

當時洱海的水生態環境及水污染問題很嚴重，而且情況特殊。之前聯合國環境總署下屬國際湖泊環境委員會科技委員會有個共識：湖泊的水質如果達到二類水標準，就不可能出現藻華污染大爆發。但是洱海受地域污染、氣候等因素的影響，污染發展特別快，1998年10月的洱海，當時的水質仍是二類水，也爆發了大規模藻華水污染。這就意味著洱海的污染發生機理不清，其治理難度更高。

1998年10月，孔海南第一次到洱海考察。

國內湖泊水生態環境形勢嚴峻，時間緊迫，我當時已年滿50歲，接近退休年齡，放棄了海外的高薪工作與安定的生活，帶著26箱湖泊河流科研資料和圖書回國，擔任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

2000年—2006年期間，我和科研團隊先后完成撫仙湖、昆明滇池、巢湖、三峽水庫大寧河、洱海、北京昆明湖－昆玉河－玉淵潭水系的藻華爆發及水污染現狀調查報告，采集了水生態環境與水質數據、撰寫了科學及工程初步方案。為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專項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
2006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確定：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專項正式啟動，重點圍繞“三河、三湖、一海、一江、一庫”，其中的“一海”就是洱海，我成為洱海項目負責人，上海交通大學為牽頭單位，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科技大學、昆明理工大學等17家單位參加，參與“十一五”“十二五”共十年計劃。那時我57歲了，心里只有一個想法：不管有多難，這輩子必須要完成水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專項洱海項目的任務，把洱海治理好。

打造湖泊治污“洱海模式”

做河流湖泊的水生態環境研究，離研究對象水體的理想距離是200米以內，越近越好。所以項目一啟動，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科研團隊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年輕的老師、博士、碩士及本科學生共14人帶到洱海邊，將所有的實驗室和科研設備搬到洱海邊的農民房子里，設立研究站，老師和學生也都到這邊上課、研究，我自己每年至少200天在這里。

我們的研究站距離大理市區50多公里，一開始是租農戶的房子，沒有工業用電，連網絡都沒有，生活和工作條件很艱苦，團隊從2006年底到2026年的今天，在洱海邊堅守了近20年。

2008年，孔海南和團隊成員在洱海工作現場。

從“十一五”期間的2006年在洱源縣上關鎮農戶里設立上海交通大學洱海研究站開始，“十二五”轉到大理市觀音堂農戶里，2014年成立了省校（云南省－上海交通大學）合作模式上海交通大學云南（大理）研究院，2022年組建“國家洱海生態觀測研究站”，20年來，團隊共計1000余人次，一共完成野外樣品采集3萬余次，分析水質指標16萬余次，每天實測得來的第一手數據，是我們研究治理的最重要基礎。

項目初期，我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2004年到2006年期間，我因患房顫型心臟病兩次心臟停跳，病倒在湖泊研究現場，被送進醫院，醫生要求我全休在家靜養。我回國后經歷了6年的時間才爭取到國家水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專項，國家的湖泊污染形勢嚴峻，這個項目來之不易，團隊里只有我從事過國家層面大型湖泊研究計劃，我怎么能離開呢？

大理大學有個醫學院附屬醫院，家屬宿舍離醫院只有200米遠，我租下了該家屬宿舍的一套房間，萬一心臟再出問題，可以就近治療。就在這套房間，我堅持了7年。一直到2013年11月，洱海項目7個課題全部通過了國家驗收，我才回到上海，第二天住進醫院，連續做了兩次心臟大手術。

2014年，孔海南和團隊成員在洱海采水樣。

社會上很多人對于大型湖泊水生態環境治理有個誤區，認為湖泊污染控制與治理只是個環境技術問題，引入了某項先進的環境技術，就能控制住污染。但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大型湖泊流域是一個大型生態系統，一旦這個水生態環境發生了藻華爆發，組成這個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各項生態要素都需要重新控制與治理，在該流域內的生態容量決定了其人口數量，居住在該流域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產方式均要根據該生態容量進行調整控制，組成該流域的一二三產業均需要重新規劃、調整。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一般該大型湖泊流域的生態控制與治理周期需要數十年時間，最終要從根本上找到該流域的綠色發展道路，并逐漸走上生態文明發展道路。

在大理洱海流域，我們科研團隊首先通過兩年左右的調研，初步確定洱海流域的生態承受能力，以此為依據推動環境立法，制定了洱海、蒼山的保護管理條例，從源頭上控制或改變該流域當地住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比如位于洱海源頭的洱源縣，曾經是國內著名的“紫皮獨蒜”產區，大蒜遠銷海外，但種植大蒜會給本地的洱海流域帶來嚴重污染。因此，洱源縣對大蒜種植區域的30億元左右產值的產業，進行了嚴格控制，距離湖岸線200米以內是絕對不允許種植的生態紅線。周邊的老百姓非常珍惜洱海，他們為了洱海治理做出了巨大的奉獻。

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云南洱海流域考察工作，專程來到大理市古生村，考察了洱海水生態環境治理情況和該村的環境狀況。在洱海邊，總書記“立此存照”，叮囑“一定要把洱海保護好，讓‘蒼山不墨千秋畫，洱海無弦萬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駐人間”。總書記的叮囑，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動力和鼓舞。

2015年，孔海南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洱海留影的原址拍照留念。

在不斷的實踐中，我們逐漸探索出了湖泊治理的“洱海模式”，總結下來是“二十字方針”：政府主導、依法治湖、科技支撐、企業創新、全民參與。現在，洱海流域的整個產業結構被徹底改變了，以前是典型的西南少數民族“自給自足農耕經濟模式”，第一產業的農牧業產值的GDP占比超過90%，現在通過產業轉型，實現了綠色、高質量的社會發展。第三產業的文旅收入的GDP占比已經超過了60%，2025年來自全國的游客人數突破了一億一千萬。

2021年起，中國外文局、國務院新聞辦、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國公共關系協會連續四年在洱海舉辦“洱海論壇”，四年時間共邀請了近60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駐華外交官來大理，實地參觀洱海流域。2024年、2025年分別在瑞士和巴西舉辦了“洱海論壇”，以洱海模式為范例，將湖泊治理的中國技術、中國經驗推廣給全世界。

在綠水青山間看見未來

洱海流域有一種原生態的水生植物叫海菜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它是洱海水質的風向標，一片湖區有了海菜花，這片水質不需檢測，水質一定好于三類。它對環境污染非常敏感，早在20世紀90年代藻華爆發時，它就在洱海絕跡了。

什么時候才能再看到海菜花？隨著洱海水質一天天變好，我們團隊都在盼著這一天。

那是2017年6月的一天上午10點左右，我記得清清楚楚，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個畫面：在陽溪河口，太陽從東邊照過來，我突然發現水里有個小白點，拿起望遠鏡看過去，認出確實是海菜花。那一瞬間，真的是眼淚都流了出來。

這時候，距離我們開始治理洱海已經過去10年了。海菜花的出現，讓我們對持續治理的前景更加充滿希望。

海菜花的長勢十分喜人。一開始要用望遠鏡看，幾年過去，它已經大片大片地在水面盛放，非常漂亮。

海菜花除了是水質“風向標”，也是廣大游客的“打卡點”，我們團隊總想：能不能讓海菜花成為洱海流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見證者”？那些為洱海保護做了犧牲的洱源縣當地老百姓，能不能給他們找到新的致富渠道？

我們希望找到一些污染比較少、附加值高的蔬菜水果推廣給農民種。2018年，我們注意到了海菜花，它的花莖都是白族老百姓傳統的生態食材，還能一年到頭不斷產出，營養價值和效益都很高。而且它只有在三類水以上的干凈水里才能生長，屬于生態種植作物，在大城市會很受歡迎。

我們引入了上海交通大學專業團隊，花了7年時間探索海菜花人工種植，培育口感更好的品種，又從上海交通大學農學院請來老師，研究保鮮技術，讓海菜花不但保持鮮活，在路上還能持續開花，做到“一路生花”。此外，還對接了電商平臺，拓寬銷售渠道，構建“產研銷”一體化模式。目前，海菜花人工栽培規模已達3000畝以上，2025年產值達到5000萬元，運到北京、上海，可以賣到每斤20-30元左右的價格。

海菜花種植過程中，每天都需要人工摘除雜草。現在當地有數百名中老年婦女都在做這個工作。她們不用再出去打工，留在家鄉就能有穩定、滿意的收入。我想，這也是真正實現了生態惠農、科技惠農，海菜花不僅成了洱海治理成功的生態符號，也成了農民的“致富花”。

洱源縣村民在從事海菜花種植工作。

2020年開始，我已經從教學及科研崗位退休了，洱海治理的接力棒傳遞給了下一代人。上海交通大學云南（大理）研究院現在有60多位科研人員，現任院長王欣澤把自己全家都遷到了大理，一年300天在這里，其他老師也有在大理成家的，他們都真正把這里當成了家鄉。

但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大型湖泊的治理是“久久為功”的事業，需要不止一代人、兩代人，除了提倡奉獻精神，也要有一定的激勵機制。我捐出個人積蓄200萬元，聯合相關企業捐贈200萬元，成立了“洱海保護人才教育基金”，鼓勵年輕老師、學生去洱海現場做研究，希望能讓新鮮血液一直加入進來。

孔海南捐資設立“上海交大洱海保護人才教育基金”。

我開始研究洱海到現在已經40多年了，有了“洱海情結”。退休之后，女兒給我在洱海東畔買了一間29層的公寓，我改造了一個天文望遠鏡，每天站在陽臺上瞭望洱海全景，看哪里又有了海菜花。要是發現有藻華異常的苗頭，就直接一個電話打過去提醒。

最堅實的科研是將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看著洱海，我總會想到這句話。這是我一生花時間關注、研究的湖泊，我把畢生所學傾注在這里，將自己的人生設計與祖國的明天、民族的發展、社會的需求聯系在一起，我一輩子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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