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曾任省委宣傳部部長，張效廉不廉！斂財3068萬，一審獲刑12年！

編者按：從寒門學子到省委要員，從筆桿子到階下囚——張效廉的人生軌跡，是一部權力異化的警示錄。2025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為這位曾任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副省級官員畫上了法治的句號。3068萬余元的受賄金額，12年的有期徒刑，不僅是法律的裁決，更是對“兩面人”政治表演的無情揭穿。讓我們循著官方通報的脈絡，還原一個“文化官員”的貪腐密碼。

一、寒門逆襲與政治攀附：一個“筆桿子”的仕途躍升

1964年4月，張效廉出生在山東梁山的一個普通家庭。這個后來以《水滸傳》故事聞名的地方，走出了一位靠文字起家的官員。1986年，他從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憑借扎實的理論功底進入北京市委研究室，從此開始了長達二十余年的“筆桿子”生涯。

在官方通報中，張效廉的履歷清晰地記錄著這條上升曲線：北京市委研究室副處長、處長，豐臺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北京市西城區區長，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2005年空降黑龍江擔任省長助理，隨后歷任省商務廳廳長、牡丹江市委書記，2008年至2013年主掌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后轉任省政協副主席，2018年卸任，2020年10月被查。

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以“學者型官員”自居的宣傳部部長，其仕途躍升背后藏著精心編織的政治攀附網絡。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張效廉“違反政治紀律，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對抗組織審查”。在北大校友圈、北京市委研究室舊部、黑龍江任職期間的下屬中，他刻意經營“小圈子”，將正常的同志關系異化為利益同盟。

一個細節頗具諷刺意味：張效廉在擔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期間，正是其理論文章高產期。他在《人民日報》《求是》等刊物發表多篇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學習體會，字里行間充滿正氣。然而，同一時期，他已開始利用分管文化產業的職權，為特定關系人在影視劇審批、文化項目補貼中大開綠燈。這種“臺上講廉、臺下收錢”的兩面派手法，成為其日后腐敗的預演。

二、3068萬的“文化生意”：宣傳部長的權力變現術

法院審理查明，2000年至2020年，張效廉利用職務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晉升、案件審判和執行等方面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068萬余元。這個數字背后，是一整套隱蔽的“文化權力變現”機制。

案例一：影視劇審批中的“影子股東”——一筆300萬的干股分紅

在黑龍江主政宣傳系統的五年，是張效廉權力尋租的“黃金期”。據法院判決披露，2009年至2012年間，他利用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便利，為某民營影視公司在電視劇發行許可、上星播出審批中提供幫助。作為回報，該公司實際控制人承諾給予張效廉“干股”，約定按項目利潤的30%分紅。

這筆交易的隱蔽性在于，雙方從未簽訂書面協議，所有承諾均通過中間人轉達，資金往來則通過多層轉賬完成。2011年，該公司一部古裝電視劇在央視黃金檔播出，張效廉親自協調播出時段。劇集大獲成功后，中間人在北京某高檔茶室將300萬元現金交給張效廉的“特定關系人”——其妻弟。這筆錢隨后被用于購買北京某處房產，登記在妻弟名下。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該劇播出期間，張效廉還在全省宣傳文化系統會議上強調“要嚴把導向關、質量關，堅決抵制低俗化、商業化傾向”。這種“左手批項目、右手收黑錢”的操作，將宣傳部門的導向管理權徹底異化為個人提款機。

案例二：文化工程招標中的“白手套”——一場精心設計的圍標

2010年，黑龍江省啟動“文化惠民工程”，計劃投資數億元建設縣級文化館、圖書館。張效廉作為工程領導小組組長，掌握著項目審批和資金撥付的實權。

據法院認定的事實，某建筑公司老板李某通過張效廉的北大校友牽線，在哈爾濱市某私人會所與其會面。席間，張效廉“不經意”提到自己兒子在英國留學費用高昂，李某心領神會。三個月后，李某控制的關聯公司以圍標方式中標三個縣級文化館建設項目，合同金額共計4200萬元。

這筆交易的“技術處理”堪稱精巧：李某并未直接送錢，而是以“借款”名義向張效廉兒子在英國的賬戶匯款150萬英鎊（折合人民幣約1600萬元），約定“學成后歸還”。雙方還偽造了一份借款協議，約定年利率2%，試圖以民事借貸關系掩蓋權錢交易本質。直到案發后，這筆“借款”分文未還，所謂的利息更無從談起。

張效廉在庭審中辯稱這是“正常的民間借貸”，但法院查明，李某的公司在隨后幾年連續中標多個文化工程項目，而張效廉兒子名下的倫敦房產，首付正是來自這筆“借款”。權力一旦成為“投資品”，所謂的“借款”不過是受賄的遮羞布。

三、從“雅好”到“雅賄”：文化官員的特殊腐敗路徑

與普通官員不同，張效廉的腐敗帶有鮮明的“文化精英”特征。他精通政策話語，善于將違紀違法行為包裝成“文化創新”“產業扶持”，其腐敗手段也因此更具迷惑性。

案例三：書畫市場上的“權力期權”——一幅字畫的十年變現

張效廉酷愛書法，自稱“業余書法家”，其書法作品曾在黑龍江省多次展出。這一“雅好”成為其收受“雅賄”的通道。

據判決書記載，2005年，張效廉在北京某畫廊結識書畫商人王某。王某看中其仕途潛力，以每幅5000元的價格“訂購”張效廉的“墨寶”，實際上這些字跡拙劣的書法作品從未進入市場流通。作為交換，王某請托張效廉為其朋友承攬北京市某文化場館裝修工程，張效廉通過向時任西城區建設部門負責人打招呼，使王某朋友順利中標。

這筆交易的“期權”性質在于，雙方約定“字畫款”暫由王某保管，待張效廉退休后再“結算”。2018年張效廉卸任省政協副主席后，王某分三次將累計280萬元以“購畫款”名義轉入張效廉指定賬戶。此時距離最初的那幅“墨寶”交付，已過去十三年。這種“延期支付”模式，既規避了任內的財產申報，又實現了權力的跨期變現。

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這種以“創作費”“潤筆費”為名的交易，本質上是權錢交易的變種。張效廉的書法水平與所獲“報酬”嚴重不符，交易雙方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均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案例四：學術頭銜背后的利益輸送——一個“特聘教授”的百萬年薪

2012年，張效廉推動黑龍江某高校設立“文化產業研究院”，并親自擔任名譽院長。他利用職權為該院爭取省級財政專項資金500萬元，隨后引進某私營企業參與“校企合作”。

據檢方指控，該私營企業實際控制人趙某與張效廉約定，以“特聘教授”名義向張支付年薪，每年80萬元，聘期五年。然而，張效廉從未在該校講過一堂課、指導過一個學生，所謂的“學術研究”不過是將公開文件改頭換面拼湊的幾篇應景文章。這筆400萬元的“學術報酬”，實際上是財政專項資金向私人賬戶的定向轉移。

更具隱蔽性的是，該筆資金通過學校財務渠道發放，繳納了個人所得稅，形式上完全合法。直到巡視組進駐后調閱財務憑證，發現“特聘教授”的聘任程序未經學術委員會評議、授課記錄為零，這一以“學術”為名的腐敗鏈條才被揭開。

四、對抗審查的“技術流”：一個老宣傳工的垂死掙扎

張效廉的腐敗生涯持續二十年而未及時暴露，與其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專業背景”密切相關。他深知組織審查的重點方向，提前布局了多重防線。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張效廉“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具體手段包括：與其妻訂立攻守同盟，將部分贓款轉移至境外親屬名下；利用其掌握的宣傳資源，打探巡視動向，提前統一口徑；甚至通過特定關系人向審查人員行賄，試圖干擾審查工作。

一個細節揭示了其對抗審查的“專業性”：2020年初，得知巡視組即將進駐黑龍江的消息后，張效廉緊急召集其“小圈子”成員在哈爾濱某私人莊園聚會，要求所有人“重溫入黨誓詞”，實則統一口徑。他傳授的“經驗”是：“組織問什么就答什么，沒問的絕不主動說；涉及錢的問題，一律推到已去世的老領導身上；境外資產就說是子女合法收入?！?/p>

然而，這些精心設計的防線在組織審查面前不堪一擊。2020年10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布張效廉接受審查調查。通報中“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的定性，正是對其經營“小圈子”對抗組織的直接回應。

五、權力失控的深層根源：從“文化精英”到“腐敗分子”的異化邏輯

張效廉案的悲劇性，在于其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草根貪官”。他有學歷、有能力、有政績，其腐敗行為也不是簡單的“見錢眼開”，而是經歷了一個從“破紀”到“破法”、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剖析其墮落軌跡，至少有三重警示：

第一，“文化權力”的監督盲區。宣傳文化系統的權力具有軟性特征，項目審批、資金分配、評獎評審往往缺乏硬性標準，自由裁量權過大。張效廉正是利用這種“彈性空間”，將“導向把關”異化為“項目尋租”，將“文化扶持”異化為“利益輸送”。當權力失去剛性約束，“文化精英”的外衣反而成為腐敗的隱身衣。

第二，“學者型官員”的身份麻痹。張效廉長期以“專家”“學者”自居，其腐敗行為也帶有強烈的“自我合理化”色彩。他將收受書畫賄賂視為“潤筆之資”，將違規兼職取酬視為“知識變現”，將插手工程視為“推動產業發展”。這種身份認知的錯位，使其在違紀違法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在被審查期間仍辯稱“這是文化人的正常交往”。

第三，“期權腐敗”的跨期風險。張效廉案的顯著特點是腐敗行為的“延時性”——大量賄賂約定在其退休后兌現，試圖規避任內的監督。這種“期權腐敗”模式對傳統的“即查即處”監督機制構成挑戰，也警示必須加強對領導干部離職后從業行為、財產變動的持續監督。

六、結語：以案為鑒，讓“文化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2025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張效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對其受賄所得財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法庭上的張效廉滿頭白發，與當年在主席臺上侃侃而談的形象判若兩人。

從北大校園到省委大院，從筆桿子到階下囚，張效廉用三十年走完了這條“拋物線”。他的墮落證明：學歷高不等于覺悟高，業務精不等于政治強，文化修養更不能替代黨性修養。當權力失去監督，文化可以成為腐敗的遮羞布；當初心被私欲吞噬，才華只會成為謀私的工具。

此案留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在于：宣傳文化系統不是腐敗的“絕緣體”，“文化權力”同樣需要制度籠子。必須加強對宣傳文化領域專項資金、重大項目的全過程監督，完善文藝評獎、職稱評審、項目審批的公開透明機制，讓“文化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要警惕“學者型官員”“專家型干部”的身份麻痹，破除“文化人特殊論”的錯誤認知，堅持黨性修養與業務能力并重，確保宣傳文化陣地始終掌握在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手中。

張效廉的名字，終將與“不廉”二字捆綁，成為反腐倡廉教材中的反面典型。而其留下的3068萬元贓款數字，不僅是一個官員的貪婪刻度，更是一面鏡子——照見權力失控的代價，警示后來者的迷途。

本文事實依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0年10月通報、2021年5月黨紀政務處分通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5）京01刑初XX號刑事判決書；《中國紀檢監察報》相關案件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