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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初,人事變動牽動學界目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官網(wǎng)悄然更新,校長王軼的職務一欄多了五個字。黨委書記。這意味著什么。共和國警官的搖籃,迎來了一位雙肩挑的掌舵人。既是學術帶頭人,又是政治主官,兩個擔子一肩扛。這在公安系統(tǒng)的頂尖學府里,并不多見。
王軼是誰。民法圈子里,這個名字擲地有聲。一九七二年出生的蒙古族漢子,從鄭州大學起步,一路北上。吉林大學碩士,師從崔建遠。人民大學博士,師從王利明。兩位都是當代中國民法學界的泰斗。他成了名門高徒,卻沒有止步于書齋。博士后又入北大,二零零一年出站留校。學問的根,扎得既深且廣。
王的履歷本身像一部近三十年的中國民法學術史。參與合同法起草時,還是個在讀研究生。后來是物權法,是侵權責任法。再后來,作為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他站在了中國法治進程的最前沿。那部七編一千二百六十條的新中國首部民法典,字里行間有他的心血。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這些榮譽背后,是一個學者江湖地位的具象展示。
二零二零年,他成為人民大學副校長。四年后,命運轉(zhuǎn)折。二零二四年八月,王軼告別熟悉的普通高等教育領域,空降京城木樨地,執(zhí)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從培養(yǎng)普通法律人才的搖籃,轉(zhuǎn)向鍛造共和國警官的熔爐。這一步,跨度不小。
公安大學不是普通的雙一流高校。公安部直屬,高級警官學院,共和國警官的搖籃。這里走出的學生,將來要執(zhí)法,要辦案,要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第一線。此前的教育,偏重公法,側重刑法與行政法。突然來了一位民法大家,而且還是研究物權、合同、人格權、侵權責任的私法權威。這本身就值得玩味。
私法與公法的分野,在法學教育中長期存在。民法講權利,講平等,講意思自治。公安實務講權力,講秩序,講國家強制。看上去涇渭分明。但新時代的法治建設,恰恰需要打破這種割裂。執(zhí)法者不懂權利邊界,便容易越界。警官不知民法精神,便難以理解糾紛本質(zhì)。王軼的到來,像一股清流注入這所公法重鎮(zhèn)。他的民法體系化思維,他參與國家宏大立法的經(jīng)驗,乃至他對權利保障理念的深刻理解,都將重塑這里的育人邏輯。
雙肩挑的安排,更凸顯了高層用人的深意。不僅是學術引領,更是政治把關。既是校長,管教學科研。又是書記,把方向管大局。對于一個跨界而來的法學家,這種人事安排既是信任,也是考驗。他要在堅持黨對公安工作絕對領導的前提下,把法治思維深植于警務人才培養(yǎng)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
從王利明教授的高足,到共和國警官搖籃的掌舵人。這條路,王軼走了二十五年。當年在人大法學院辦公室里熬夜起草專家建議稿的青年學者,如今要為兩萬多名預備警官的人生導航。這種轉(zhuǎn)變,是個人職業(yè)軌跡的躍遷,更是中國法治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一次創(chuàng)新實驗。
當私法學者遇上公法教育,當權利話語對接權力實踐,會產(chǎn)生怎樣的化學反應。答案或許就藏在木樨地南里那一排排銀杏樹下。未來的公安局長、刑警隊長、邊防警官,將在民法典起草者的注視下,重新理解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權利,什么是新時代執(zhí)法者的使命。
這步棋,下得不可謂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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