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一保長被敵堵在村內，旁邊村民急聲招呼：快來一起插稻秧

1944年5月，蘇北平原，正是插秧的時節。

田埂邊的槐花開得正盛，空氣里飄著淡淡的甜香，若不是遠處偶爾傳來的槍聲，倒也算得上是難得的好光景。

西樂鄉三里村的村民施昌鼎這天起了個大早。天剛蒙蒙亮，他就蹲在自家門前的秧池里，一雙滿是老繭的手在秧苗間熟練地穿梭。

秧池水不深，剛沒過腳踝，涼絲絲的。和他一起拔秧的還有五六個鄉親，都是來幫工的。

按照鄉里的老規矩，誰家栽秧，周遭鄰里們都會來搭把手，主人家管頓飯，算是答謝。

“昌鼎哥，你這秧苗長得可真壯實。”旁邊王老漢扯起一把秧，在水里涮了涮根上的泥。

施昌鼎直了直腰，抹了把額頭的汗：“年頭不太平，地里的活可不能耽擱。人總要吃飯不是？”

這話說得實在。

這一帶雖是抗日民主政府活動的區域，但鬼子和偽軍的騷擾從來沒斷過。

鄉親們早學會了在夾縫里討生活——鬼子來了就躲，鬼子走了就趕緊下地，日子總得往前過。

日頭漸漸升高，快到晌午了。施昌鼎的妻子秀英在屋里張羅飯菜，灶房里飄出米飯的香氣，桌上已經擺好了幾樣家常菜：一盤咸菜炒毛豆，一碗蒸雞蛋，還有一碟自家腌的蘿卜干。

施昌鼎招呼大家：“歇會兒吧，吃了飯再干。”

幾個鄉親洗了手腳，正要往屋里走，忽然聽見東邊傳來一陣急促的狗吠聲。

與此同時，三里村西頭的一間土坯房里，保長費兆榮正伏在桌前，眉頭緊鎖。

桌上攤開一本泛黃的賬冊，上面密密麻麻記著各家各戶繳納的公糧數目。這些糧食是供應給抗日隊伍的，一筆一筆都得清清楚楚。

費兆榮今年三十出頭，念過幾年私塾，識文斷字。民主政府成立后，大家推舉他當了第一保的保長。

他正撥弄著算盤珠子，核對最后一筆賬，忽然聽見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保長！保長！”

一個半大孩子猛地推門進來，喘著粗氣：“鬼子……鬼子來了！從東頭進村了！”

費兆榮心里“咯噔”一下。他來不及細想，一把抓起賬本塞進懷里，又迅速將桌上的紙張攏在一起，塞進灶膛。賬本不能燒——這是公糧的憑據，也是鄉親們對抗日政府的支持，丟了沒法交代。

“幾個人？到哪兒了？”他邊問邊往外走。

“兩個鬼子，四個二鬼子（偽軍），騎著車，快到村口了！”

費兆榮沖出屋門。他第一個念頭是往南跑，南邊有片蘆葦蕩，藏進去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可剛跑到院門口，他就聽見了自行車鏈條的“咔嗒”聲——太近了，跑不掉了。

正在這時，他聽見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兆榮！這邊！”

喊人的正是施昌鼎。他剛把鄉親們讓進屋，就看見費兆榮從西頭跑過來，神色慌張。施昌鼎心里頓時明白了七八分——這年頭，保長急匆匆往外跑，多半是遇上麻煩了。

再往東一看，幾個穿黃皮的身影已經拐進了村道。

施昌鼎腦子轉得飛快。費兆榮要是繼續往南跑，肯定會被看見。就算跑進蘆葦蕩，敵人騎著車追，也未必能逃脫。更何況，費兆榮懷里鼓鼓囊囊的，顯然是揣著要緊東西。

幾乎是本能反應，施昌鼎朝費兆榮招手，壓低聲音喊道：“兆榮！快過來！”

費兆榮聽見喊聲，愣了一下，隨即調轉方向朝施昌鼎跑來。兩人之間隔著不到二十步，卻仿佛跑了很久。費兆榮能聽見自己粗重的呼吸聲，也能感覺到懷里的賬本硌著胸口。

到了秧池邊，施昌鼎一句話沒說，彎腰抓起一把扎秧草扔了過去：“快下來！和我們一起拔秧！”

費兆榮瞬間明白了施昌鼎的用意。他二話不說，一把挽起褲腿，顧不上脫鞋就踩進了秧池。冰涼的泥水沒過了小腿肚，他抓起扎秧草，迅速插進正在拔秧的鄉親中間。

“低頭，別抬頭看。”施昌鼎低聲囑咐，聲音平靜得就像在說家常話。

幾個鄉親也反應過來，大家默契地挪了挪位置，把費兆榮圍在了中間。王老漢還順手遞過來一把秧苗：“接著，像這樣，一撮一撮地拔。”

費兆榮接過秧苗，學著他的樣子，左手握住秧苗根部，右手用力一扯。他的動作有些生硬，手心被秧葉劃出了幾道紅印子，但他顧不上這些，只是低著頭，一下一下地拔著。

就在這時，鬼子和偽軍到了。

兩個日本兵走在前面，扛著三八式步槍，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后面跟著四個偽軍，歪戴著帽子，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六個人在施昌鼎家門口停住了。

其中一個矮個子日本兵瞇著眼睛，掃視著秧池里的幾個人。他的目光在每個人身上停留片刻，又移開了。

施昌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手上的動作沒停，反而更加從容了。他故意挺直了腰，朝日本兵點了點頭，算是打招呼。

這舉動看似平常，卻藏著深意——要是心里有鬼，哪敢主動跟鬼子對視？

矮個子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你們的，干什么的？”

“太君，拔秧呢。”施昌鼎抬起頭，臉上堆著莊稼人慣有的、略帶討好又不失尊嚴的笑，“這不，要插秧了，請了幾個幫工。”

他說話時，手上的活計沒停，一把秧苗已經拔好，用扎秧草熟練地捆成一把。那動作流暢自然，一看就是干慣了農活的老把式。

另一個日本兵朝屋里張望。透過敞開的門，能看見桌上擺著的飯菜和酒壺。他眼睛一亮，朝同伴說了幾句日語。

矮個子日本兵不再看秧池里的人，揮了揮手，六個人一起闖進了施家。

秧池里，所有人都暗暗松了口氣，但沒人敢停下手里的活。費兆榮覺得后背都濕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還是緊張的冷汗。他能聽見屋里傳來碗筷碰撞的聲音，還有敵人含糊不清的說話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施昌鼎側耳聽著屋里的動靜，手上動作不停。他知道，這時候越是表現得自然，就越安全。他甚至還朝旁邊的王老漢說了句：“這茬秧長得不錯，根須都白生生的。”

王老漢會意，接話道：“可不是嘛，今年雨水調勻。”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莊稼經，聲音不高不低，剛好能讓屋里的人聽見。這些關于土地、雨水、收成的談話，是莊稼人最尋常的話題，此刻卻成了最好的掩護。

屋里，鬼子和偽軍正圍著桌子大快朵頤。

秀英躲在灶房，大氣不敢出。她聽見碗筷叮當作響，聽見那些人用她聽不懂的日語嚷嚷，還聽見酒壺被拿起的咕咚聲。那壺酒本來是給幫工鄉親準備的，現在卻進了敵人的肚子。

一個偽軍喝了一大口酒，咂咂嘴：“這酒夠勁！”

矮個子日本兵夾了一筷子蒸雞蛋，滿意地點點頭。

“有沒有可疑的人？”矮個子日本兵問偽軍小隊長。

“太君，這村子我們都查過好幾遍了，都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小隊長賠著笑，“抗日分子不敢往這兒跑，咱們的據點離這兒才五里地。”

這話半真半假。三里村確實離偽軍據點不遠，但也正因為如此，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動反而更加隱蔽——燈下黑的道理，敵我雙方都懂。

日本兵似乎被說服了，或者說，他們更關心眼前的飯菜。幾個人風卷殘云，不一會兒就把桌上的菜掃蕩一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敵人吃飽喝足，搖搖晃晃地走出施家。矮個子日本兵打了個飽嗝，朝秧池里瞥了一眼。幾個農民還在埋頭拔秧，和剛才沒什么兩樣。

他揮了揮手，六個人推著自行車，沿著來時的路走了。

直到那些身影消失在村道盡頭，施昌鼎才直起身，長長地舒了口氣。他朝屋里喊了聲：“秀英，人走了！”

秀英從灶房出來，看著杯盤狼藉的桌子，嘆了口氣：“這群天殺的……”

秧池里，費兆榮還保持著彎腰拔秧的姿勢，一動不動。王老漢拍了拍他的肩膀：“保長，沒事了，人走遠了。”

費兆榮這才慢慢直起腰。他的腿有些發麻，不知是在冷水里泡久了，還是剛才太過緊張。他摸著懷里的賬本，還在，雖然被汗水浸濕了一點邊角。

“昌鼎哥，今天多虧了你……”費兆榮的聲音有些哽咽。

施昌鼎擺擺手：“說這些干啥。快上來吧，水里涼。”

幾個人陸續從秧池里出來，坐在田埂上。秀英端來一盆清水讓大家洗腳，又拿來干凈的布擦腳。

王老漢掏出旱煙袋，點了一鍋煙，深深吸了一口：“剛才真懸吶。那個矮鬼子盯著咱們看了老半天，我這心里直打鼓。”

“可不是嘛。”另一個鄉親接話，“我當時想，萬一保長被認出來……”

費兆榮洗著腳上的泥，心里一陣后怕。他當保長這兩年，不是沒遇到過危險，但像今天這樣，幾乎和敵人面對面，還是頭一回。要不是施昌鼎急中生智，要不是鄉親們默契配合，那本公糧賬本肯定保不住，他自己也兇多吉少。

施昌鼎擰干擦腳布，語氣平靜：“鬼子也是人，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他們闖進來，看見桌上有飯菜，哪還有心思細查？咱們越是不慌，他們越不起疑。”

這話說得在理。

莊稼人最懂察言觀色，知道什么時候該硬氣，什么時候該示弱。今天這場面，硬跑是跑不掉的，反倒是不跑，混在人群里，大大方方地干活，才最安全。

田埂邊的槐花靜靜飄落，有幾瓣落在水面上，隨著波紋輕輕蕩漾。遠處傳來布谷鳥的叫聲，一聲接著一聲，清脆悠長。

這個五月的晌午，就這樣過去了。危險來過，又走了，像一陣風，吹過了就散了。而生活，還在繼續，就像田里的秧苗，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