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青年楊茂之，30歲時娶了毛岸英遺孀劉思齊，他究竟是什么人？

1962年初春的一個午后，北京西郊的軍人俱樂部里悄悄辦了一場小型婚禮。新郎身著空軍藏藍呢制服，胸前并無夸張的獎章，整個人倒像個有些靦腆的大學講師；新娘端莊沉靜，舉手投足間透著軍人家屬特有的利落。她叫劉思齊，毛岸英的遺孀；他叫楊茂之，今年整三十歲。場外不少同事壓低聲音議論：“這位河北小伙子，憑什么能走進劉思齊的生活？”

關于楊茂之，彼時流傳的版本五花八門：有人說他是空軍飛行英雄，有人說他在莫斯科拿過航空工程學位，還有人干脆猜測他與毛家有特殊淵源。事實卻比傳聞要平實得多，卻也耐人尋味。

楊茂之出生在1932年的河北蠡縣南大營村，家境普通。日偽時期，小村時常遭到掃蕩。12歲那年，母親在一次逃難途中被流彈擊中，少年楊茂之在臨終前答應母親“投八路、學本事”。1948年，他跟隨冀中軍區通信營參加解放石家莊戰役，靠一手拆裝電臺的本事被調入華北軍區航空處。

新中國成立后，空軍急需技術骨干。1952年，楊茂之被送到東北航校，旋即選拔為首批赴蘇聯留學的青年學員。有人回憶他那時說話不多，卻常在機庫里抱著俄文教材磨到深夜。1954年秋，莫斯科郊外的丘多沃試飛場迎來第一架由中國學員獨立調試的伊爾—28轟炸機，簽字人之一正是楊茂之。歸國后，他被分配到空軍學院教授發動機原理，手底下的學生后來不少成了團職干部。

時間稍稍倒回。劉思齊1930年生于上海，是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劉謙初的女兒。父親犧牲后，母女輾轉延安。1938年，她在兒童劇《棄兒》里幾乎是真情流露的痛哭，打動了觀眾席里的毛澤東。從那以后，劉思齊被接到主席身邊撫養，接受良好教育。

1946年，身材高挑的毛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與16歲的劉思齊初次相識。相戀、結婚，一切看似順理成章。可婚后不到一年，朝鮮戰場的炮火奪走了毛岸英。噩耗傳到北京時，劉思齊在復興門的宿舍里暈倒，醒來后緊緊攥著毛岸英留下的一條軍用圍巾足足半天。主席多次勸慰：“思齊，活下去，總要往前走。”然而整整十年，她始終把自己埋在部隊政治學校的文件堆中，身體出現嚴重胃病。

1959年，組織決定讓劉思齊到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進修翻譯。就是在那里，她第一次與楊茂之有了“擦肩”的記錄——學校圖書館二層閱覽室，兩人同取一本《航空動力結構概論》。誰也沒想到，三年后這一筆帶過的相遇成了伏筆。

1961年底，空軍學院在北京組建外訓資料室，楊茂之奉命前往中央軍委辦公廳取俄文資料。負責對接的正是剛回國的劉思齊。兩人相對而坐，一張工作清單列到深夜。聊到各自在蘇聯的經歷，竟發現都在莫斯科河畔那家小咖啡館喝過“最難以下咽的黑面包糊”。氣氛輕松下來，楊茂之笑著說：“同在一條街，卻一直不認識。”劉思齊沉默片刻，第一次沒有回避陌生男性話題。

此后不到半年，毛澤東把劉思齊叫到中南海菊香書屋。“思齊，日子短，別把自己關起來。”主席話不多，卻句句擲地。劉思齊回到宿舍，給組織寫了申請：“愿意重新考慮個人問題。”沒多久，楊茂之被介紹到劉家。第一次正式見面，他遞上一包從秦皇島帶來的棗糕，只說一句：“聽說您胃不好，試試看這個軟一點。”質樸到極點，卻恰好擊中了對方的心防。

交往期間，楊茂之鮮少提及毛岸英，只談飛行、談教材、談將來可能去大學辦航空系。他尊重劉思齊的過往，更尊重她的專業能力。兩人常一起探討俄文技術資料，偶爾到北海公園散步。朋友們調侃：“怎么像學術研討？”楊茂之只是笑。

1962年3月18日，他們領取了結婚證。毛澤東托衛士送來一只搪瓷暖水瓶，瓶身漆著“延安精神”四字。他沒寫祝詞，只在便箋上留一句：“好日子自當踏實過。”楊茂之鄭重收下，為避免特殊化，把暖水瓶一直放在宿舍最普通的位置。

新婚第二年，劉思齊生產，孩子取名楊小英。有人疑惑，是否難以釋懷舊情？劉思齊解釋：“這是家里共同決定的，既紀念，也提醒。”楊茂之從不回避，反而教孩子在家譜里標注“岸英伯父”。

事業上，楊茂之在70年代初主持國產噴氣教練機的發動機適配試驗，日夜守在試車臺邊。一次溫度探頭故障，他鉆入機艙手動校準，出來時臉上滿是油污，同事感嘆：“真不拿自己當副教授。”而家里，劉思齊把大量時間投入外事翻譯和烈士子女教育基金，極少在公共活動中提及私人生活。

時至今日，楊、劉二人已是耄耋之年。人們重新審視那樁“轟動”的婚姻，發現根本沒有傳奇橋段，只有兩個經歷戰爭創痛的普通軍人，在漫長歲月里用行動證明：記憶可以永存，生活必須向前。楊茂之究竟是什么人？答案或許很簡單——一名河北老兵，一名把責任與低調寫進血脈的空軍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