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學派與中國法學“標識性概念”的誕生

我們這代學人，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大型的概念法學行為藝術。

課堂上講著權利義務、法律關系、請求權基礎，這些舶來之語詞，穿越百年仍鋒利如初。學生們記得牢，用得好，考試分數也漂亮。可下課鈴一響，回到中國法學研究的現實，就會尷尬地發現，這些詞現在已經被嫌棄了。嗅覺敏銳的人紛紛轉身，扎進文件堆里，從最新表述中淘金。他們從文件發現了新詞，之后期刊立刻組稿，學者連夜闡釋，高校火速成立研究中心。短短半年，文件里的新詞就有了標配的學說史、比較法研究、實施路徑分析，體系完備得像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孫大圣。

可這究竟是誰的概念？這種從文件里扒拉出來的新詞真的是中國法學界的標識性貢獻嗎？

說實在的，標識性概念這玩意兒，不是闡釋出來的，是長出來的。它得扎根于土壤，經受時間風化，在無數次的質疑與修正中慢慢成型。霍菲爾德的權利分析，是啃了無數個案例才磨出來的刀。韋伯的理想類型，是望穿社會結構才制成的透鏡。我們的前輩也曾在茶館里爭辯，在油燈下修改，在研討會上堅持，最終留下幾個能用的概念。可如今呢？文件剛印發，注釋性、解讀性文章就已見刊。這不是學術生產，這是政策翻譯。翻譯得再精致，再學術，再前沿，也改變不了本質。我們像一群兢兢業業的二傳手，把文件話語轉換成學科語言，然后稱之為創新。

更可怕的是，這種翻譯已經內化成一些人的本能。看到新提法，第一反應不是質疑，不是反思，而是興奮。又有一個大詞可以大做文章了，又能發幾篇C刊，又能拿一個課題。學術尊嚴？那是什么，能吃嗎。我們批量生產著"原創性研究成果"，其實不過是為別人的思想跑龍套。龍套跑得專業，跑得高效，跑得形成了產業鏈。學生跟著導師做，青年學者跟著資深教授做，大家一起把某個概念的學術生命無限延長，直到下一個概念出現。這哪里是學術共同體，還是概念加工車間？

有人或許會辯解，說這是中國法學本土化的必經之路。好一個本土化！本土化應該產生新的分析工具，讓我們能更清楚地看見中國法治的真實運作，而不是生產一批只能用來寫申報材料的關鍵詞。當我們的碩士博士論文，言必稱某個文件表述時，這不是本土化，這是思想懶惰。我們懶得太理直氣壯忘乎所以，以至于忘記了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尊嚴，是提供分析性概念，而非復述性概念。

分析性概念是什么？是能讓你看出問題的東西。權利義務讓你知道誰在主張什么，法律關系讓你理清紛繁事實中的結構，請求權基礎讓你精確鎖定規范依據。這些概念像手術刀，用好了能解剖社會。可文件里提出的概念，大多是目標性概念，是愿景，是方向。這些很重要，但它們不是分析工具。我們用闡釋愿景的方式來冒充學術創新，就像用宣傳標語代替理論論證，終歸是兩張皮。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整個學界都在做闡釋工作，真正的理論創造的土壤就被板結了。青年學者聰明，敏銳，有爆發力，可他們一進學術門，看到的榜樣就是如此。大佬教授們尚且忙著趕新中式概念潮，年輕人怎會不知風向？于是最該冒頭的年紀，選擇了最安全的策略。給新概念添磚加瓦，既政治正確，又容易發表，何樂而不為。一代人這樣，兩代人這樣，三代人還這樣。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幾個概念，而是一整個時代。

期刊也在推波助瀾。C刊要影響因子，要引用率，要安全。什么最安全？闡釋性文章最安全。大家都在用這個詞，引用自然高。編輯們心知肚明，但編輯們也沒辦法，生存壓力下，誰還敢賭真正的創新。更何況，真正的創新往往伴隨著對現有概念的挑戰，這在審稿人眼里可能是"看不懂""不成熟""有風險"。我們建立了一套精致的學術生產體系，這套體系的最大功能，就是過濾掉真正的創新。

過濾得如此成功，以至于當我們偶爾想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時，卻發現語言系統已經退化。想說清一個現象，找不到合適的概念。想批評一個做法，只能用對方的詞匯。想建立分析框架，發現工具箱里全是別人打造的舊工具。我們成了學術上的下崗工人，守著一屋子過時設備，等待永遠不會再來的訂單。訂單來了我們也做不了，因為手藝早已生疏。

手藝生疏的表現，就是越來越依賴長句、定語、排比和某種莊重的腔調。好像句子越長，就越有學術性。好像定語越多，就越深刻。這種文字像一團棉花，看著飽滿，實則松軟，一攥就出水。

真正的學術文字應該像骨頭，硬，冷，有結構，能承重——不信的話，你也許可以去讀一讀已故著名法學家方流芳教授的文字。但我們似乎已經很少能寫出這種文字了，因為我們的思考本身就沒有骨骼。我們習慣了闡釋，習慣了演繹，習慣了在別人的框架里填空。填得多了，就真以為自己是在蓋樓。可樓基是別人的，圖紙是別人的，我們只是個泥瓦匠。

泥瓦匠當然有價值。可如果整個學界都成了泥瓦匠隊伍，誰來當建筑師？誰來發明新的建筑語言？更嚴重的是，泥瓦匠做久了，會忘記建筑原本是為了什么。我們寫著寫著，就忘記了法學是為了什么。不是為了發文章，不是為了拿項目，不是為了職稱評審。法學是為了理解秩序，解決糾紛，守護公正。這些目標需要銳利的概念，而不是精致的話術。

話術時代已經持續太久。久到我們都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需要標識性概念。也許闡釋工作本身就是一種貢獻？也許服務現實比理論創新更重要？這種自我安慰像麻醉劑，效果立竿見影，副作用是永久性失憶。我們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標識性概念的學科，就沒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語言的學科，就沒有獨立的思想。沒有獨立思想的學科，憑什么稱之為學？

憑發表在C刊上的數量？憑獲批的課題級別？憑獲得的獎項等級？這些硬指標構建了一個平行現實，在這個現實里，我們似乎很強大，很繁榮，很國際化。可這個現實不堪一擊。只要問一句，你們提出了什么讓我們能夠分析新問題的概念，整個大廈就搖晃起來。搖晃歸搖晃，塌不了。因為大家早已達成了默契，不問這個問題。

默契，是學術共同體的墳墓。

偶爾也有幾個試圖突破的。他們提出新概念，遭遇的不是批判，而是沉默。沉默比批判更可怕。批判意味著進入了學術競技場，沉默則意味著你連對手都不算。期刊不給你發，引用率上不去，課題評不上。幾個回合下來，新概念就自然死亡。不是概念不好，是系統不認。系統有系統的邏輯，這邏輯與學術無關，與生存有關。我們都活在系統里，誰也別說誰。

于是最安全的策略，就是繼續我們已經做了三十年的工作。把文件里的概念學術化，把學術的概念文件化，把文件的概念再學術化。形成一個完美的閉環。在這個閉環里，每個人都可以是著名學者，都可以是學科帶頭人，都可以是權威。權威們坐在一起，談論著如何培養下一代學術人才，語重心長。可他們培養的，不過是更高效的翻譯機器。

機器不需要概念，只需要指令。我們正把自己變成機器，一臺臺精密的、高效的、永不疲倦的學術生產機器。有時候，你得先承認餓，才能談得上吃飽。我們現在的狀態，是集體假裝不餓，然后靠吃空氣維生。

唯一遺憾的是，空氣吃得再飽，也長不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