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7年6月的那天，羅布泊荒涼的戈壁灘上，大地突然猛烈顫抖。
緊接著，一團巨大的火球翻滾著沖上云霄，那是中國第一顆氫彈成了。
消息傳到海外，西方那邊徹底炸鍋了。
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倒不是中國手里有了這玩意兒，而是這東西搞出來的速度簡直快得離譜。
咱們不妨翻翻日歷算筆賬：
美國人從原子彈跨越到氫彈，足足磨蹭了7年零3個月。
英國人也沒快到哪去，用了4年7個月。
就連那時候工業底子厚得嚇人的蘇聯老大哥，也耗了快4年。
可中國呢？
滿打滿算，才用了2年8個月。
這就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了。
最讓美國情報局那幫人抓破腦袋的是，按照他們的推算，只要手里沒有“T-U構型”的數據，想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弄出氫彈，那就是癡人說夢。
那時候，美國軍方甚至有人撂下狠話：那個幫中國搞出這套家伙什的人，手里捏著的籌碼，能抵得上十個集團軍。
起初，他們都以為是錢學森的手筆。
畢竟當年美國海軍次長金貝爾說過，“一個錢學森頂五個師”。
可后來他們才發現，這個新冒出來的“威脅”，分量比錢學森還要重。
更讓他們跌破眼鏡的是，這個從未喝過洋墨水、土生土長的中國科學家，壓根沒走美國人那條“T-U構型”的老路，硬是自己搗鼓出了一套更牛的理論。
這人名叫于敏。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還得把時間撥回到1961年。
那年1月，北京冷得刺骨。
在原子能研究所的一間辦公室里，錢三強正在等一個年輕人。
來的正是于敏。
他在大學時底子就厚，那些復雜的代數理論能拿滿分，工作后更是把幾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吃得透透的。
按理說，只要順著這條道走下去，將來在國際物理學界揚名立萬是板上釘釘的事。
這次談話直奔主題，沒有任何彎彎繞。
錢三強把一道難如登天的選擇題擺在了桌面上：
愿不愿意改行，加入“輕核理論組”，去搞氫彈？
說實話，這筆買賣對于敏個人來說，虧大了。
頭一個難題，這就叫隔行如隔山。
雖說都屬于物理范疇，可從基礎理論跳到核武器工程，等于把以前的積累全清零，一切從頭學起。
再一個，是從此得“隱身”。
錢三強話說得很透：“這活兒接了，你就得隱姓埋名，做個無名英雄。”
對于一個正處在科研黃金期的年輕人來說，這跟斷送前程沒什么兩樣。
換個旁人，哪怕不拒絕，心里也得打個鼓，琢磨琢磨劃不劃算。
可于敏心里的賬，算得跟別人不一樣。
他小時候經歷過天津淪陷，親眼見過日本兵怎么欺負中國人。
他心里明鏡似的：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道，國家手里要是沒有這種“大家伙”鎮場子，腰桿子就硬不起來，老百姓想過安生日子？
門兒都沒有。
拿自己一個人的前途，換國家的一面核盾牌？
這買賣，值。
于敏盯著錢三強，只回了一句：國家咋安排，我就咋干。
就這么著，那個在學術期刊上風頭正勁的“于敏”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代號，開啟了一段長達28年的“潛伏”歲月。
這條路，走起來比想象中還要難。
那會兒的國際環境，氫彈技術那是各國壓箱底的絕密。
美、蘇、英這幾家，手里握著的其實都是美國那一套“T-U構型”。
美國人防賊一樣防著，蘇聯那邊又跟咱們鬧掰了。
中國想搞氫彈，手里捏著的就是一張白紙。
擺在于敏面前的，其實就兩條道：
一條道，是硬著頭皮去猜、去推導西方那個“T-U構型”。
這也是常規套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追。
另一條道，是把西方的拐杖扔了，自己闖一條新路出來。
咋選？
若是選第一條，看著穩妥，其實是個無底洞。
你連人家核心參數的影兒都摸不著，瞎猜只會把寶貴的時間全搭進去。
而那會兒的中國，最耗不起的就是時間。
于是，于敏選了第二條。
既然沒人教，那就自己算。
1965年9月，上海。
那是著名的“百日會戰”。
身為理論部副主任，于敏領著一幫人，守著那臺J501計算機，開始死磕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那100天里，于敏簡直就是個“瘋子”。
為了弄明白熱核材料怎么才能充分燃燒，他帶著大伙沒日沒夜地算數據。
那年頭計算機金貴，算出來的紙帶堆得滿屋子都是。
于敏經常連軸轉，困極了就在廢紙堆上瞇一會兒，餓了就隨便塞兩口饅頭。
這種要把腦汁榨干的拼命勁頭，總算沒白費。
在一堆亂麻一樣的數據里，于敏眼尖，一下子揪住了那個稍縱即逝的線索。
他意識到，老路走不通，是因為物理機制哪怕有一點不對，路就歪了。
只要換個腦筋，變個結構，這事兒就能成。
到了1967年2月，一套跟美國“T-U構型”完全不沾邊的全新理論，硬是被他搞了出來。
這就是后來讓全世界都傻眼的“于敏構型”。
有了這個理論鋪路，后面的事兒就跟開了掛一樣。
那年4月，空軍基地的試驗，成。
5月，裝置組裝測試完畢，發往羅布泊。
6月17日，那聲巨響，震動寰宇。
美國人哪怕想破腦袋也搞不明白，一個連國門都沒邁出過的中國書生，怎么就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單槍匹馬搞出了跟他們平起平坐、甚至更勝一籌的設計？
其實道理很簡單：正因為咱們沒迷信洋人的權威，沒去抄那個根本抄不到的作業，反倒走出了一條最高效的捷徑。
氫彈響了，可于敏沒停下。
他帶著隊伍鉆進了四川綿陽的大山溝里，又開始了新的長征。
這一干，又是好幾十年。
直到1988年，62歲的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他的名字才算解了禁。
可因為保密條令，這28年里他到底干了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絕大多數老百姓還是一頭霧水。
直到1999年9月18日，國家頒發“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于敏的故事才算真正見了光。
后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改革先鋒稱號，那是實至名歸。
2019年，共和國勛章掛在了他的胸前。
也就那年1月16日，這位親手鑄造了中國核盾牌、讓西方世界不敢小瞧的老人，在北京安詳地走了，享年93歲。
回過頭再看，當年金貝爾說“一個錢學森頂五個師”，那是佩服錢老的本事。
而美國專家說于敏“抵得上十個集團軍”，這話聽著像是吹牛，可你要是算算氫彈對于一個大國意味著什么，這筆賬，還真就一點水分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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