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外國人激增，日本政府重拳出擊

◆2024年6月6日，日本新的外勞政策修正案通過前夕，抗議者聚集在東京國會議事堂前。

文/張小宇（發自日本東京）

編輯/漆菲

反移民與逆全球化浪潮之下，一向自詡“非移民國家”的日本也坐不住了。

1月23日，日本政府決定收緊外國人獲得日本永久居留權和國籍的條件。首相高市早苗當天召開外國人相關政策閣僚會議，并制定了“綜合應對方案”。該方案提出將擴大日語教育，力求在監管與共存之間取得平衡。

剛剛啟動的眾議院選舉中，外國人政策也被寫入各黨的競選承諾，從而成為此次選舉的爭論點之一。

如今，在日居住的外國人數量占日本總人口的3%。其中，中國人占到90萬（很多媒體炒作稱百萬以上），排名第一。這一數字看似不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七國集團（G7）中，除日本外，其他國家的移民都占到總人口的10％以上。

但從社會思潮到政策，日本正試圖減緩乃至扭轉外國人的涌入。只是戰后80年，日本可以說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神奈川沖起的巨浪潮起潮落，卻不會消失。

◆帶有排外民粹性質的參政黨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離不開黨首神谷宗幣的謀劃。

一系列政策調整背后

會在國會內召開黨內會議，就外國人政策與人口戰略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并要求政府在即將出臺的方案中限制外國人接收人數。該黨去年與自民黨組成執政聯盟，雙方達成的聯合執政協議中明確提到要制定新的人口戰略，規范外國人接收政策。

最新政策中大幅增加了對申請永住權（永久居留權）和歸化（入籍）的要求。其中永住權申請增加了日語條件（具體要求未定），歸化的要求從現在的連續居住5年延至10年以上。

維新會此前指出，國籍作為“更重的法律地位”，取得門檻反而低于永住許可，建議將歸化居住年限提高至與永住同等甚至更嚴格的標準。

高市去年10月上臺后，指示法務大臣平口洋就歸化制度展開檢討，尤其強調與永住許可之間的條件差異。同年11月25日，日本政府宣布將“檢討”并計劃收緊歸化條件。

◆2025年11月27日，東京千代田區，以“實現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為主題的專家會議開啟首次討論。

據日本法務省統計，2024年共有12248件歸化申請，有8863件獲批。其中中國人數量居首，有3122人，自1967年有統計以來首次超過韓國。來自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家的歸化人數也在增加，五年內實現了翻倍。

日本政府強調，歸化除了居住要求外，還有“品行良好”“能自主維持生計”“遵守憲法”等多項審查內容，并要求申請者具備不影響日常生活的日語能力。歸化申請者必須親筆撰寫日語版的動機書，而永住申請的理由書允許電腦打印或附上翻譯文件。

最新政策中還包括打擊拖欠稅款和社會保險費的措施。日方將建立一套系統來追蹤未繳款項，并采取諸如拒絕批準居留身份續期等措施。

此外，一項要求個人在購置房產時提供國籍信息的制度將于2026財年正式實施。政府已推遲推出規范土地征用的具體措施。一個新的專家小組將召開會議繼續討論，基本政策預計于今年夏季前確定。

日本政府認為，由于部分外國人出現偏離法律與規則的行為，導致制度被不當利用，造成國民不安及不公平感。日本所追求的，是國民與外國人雙方都能安全、安心生活、共同繁榮的社會。

諸多針對外國人的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莫過于大幅提升了經營管理簽證的門檻。

一直以來，經營管理簽證因為啟動資金較低而被很多人包裝為“25萬人民幣移民日本”。本次調整將資本金從500萬日元（約25萬元人民幣）提升到3000萬日元（約150萬元人民幣），還需雇用至少一名正式員工（限定日本人或永住者及相關配偶等），另對申請人提出了日語能力、學歷和管理經驗等要求。對于已經持有經營管理簽證的在日外國人，也需要注資、雇人等補齊條件，只是給了3年的寬限期。

從數據來看，在日持有經營管理簽證的僅有4萬人，其中約一半是中國人。消息傳出后，“移民日本夢碎”的報道甚囂塵上。

針對經營管理簽證的調整始于上一屆石破茂政權。2025年，日本社會對于外國人（包括所謂過度旅游問題）怨聲載道，導致右翼民粹政黨參政黨的崛起，該政黨打出“日本人優先”的口號，在眾議院選舉中異軍突起拿下15席，震驚海內外。

保守色彩強烈的高市上臺以來，開始在外國人政策上使用“考慮收緊”這種更為強硬的表述。

除收緊歸化和經營管理簽證外，高市宣布，對于不繳納社會保險者將取消其永住資格，拖欠醫療費者將被拒絕入境，且將對外國人購買部分土地采取限制措施。高市內閣要員、新任經濟安保大臣小野田紀美甚至打出“違法外國人為零”的口號。雖有“違法”二字，但針對外國人的信號不可謂不強烈。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紀美以對外國人立場強硬著稱。

“嚴打”的首批受害者包括歷史悠久的大阪“中國朝市”。所謂“中國朝市”，始于早年一些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回國后以販賣中國食品與商品維持生計，后來很多中國移民也加入進來。這里雖有違法經營、臟亂差等爭議，卻因提供價廉物美的食材和中國特色早點而成為大阪一景。但終在2025年被日本警方取締。

◆大阪“中國朝市”于2025年被日本警方取締。

相比于各種硬件條件的變化，更大影響在于對永住資格的審核變得嚴苛。目前，日本的在留資格約有30種。其中永住資格的持有者最多——截至2025年6月底，人數約達93萬人，占所有在日外國人的兩成。未來，日本政府將收緊永住資格的認可條件，并開始探討將日語能力納入申請要求。

鴻富行政書士法人是向日外國人提供簽證、歸化、公司法人設立等相關服務的專業機構。該機構代表富永悠人發現，最近的拒簽案例大幅上升。他的一位客戶被拒僅僅因為四年半前換工作時沒及時向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下稱“入管局”）申報，還有人是因為沒有保存好過去五年繳納的住民稅證明回執。

“以前入管局還會派人去查一下，現在可能直接就給拒了。當然，按規定，對這些條文進行保存是申請人的義務，只是過去管得松，現在則非常嚴。”富永悠人告訴《鳳凰周刊》，“以前申請永住或歸化只需要關注5-6件事，如按時納稅和交社保，沒有大型交通違規等。現在則要關注30件事，讓人非常焦慮。”

為防止非法就業，日本政府還將修改留學生打工許可制度。現行制度下，留學生在入境時在機場提交申請即可獲得打工許可，今后考慮取消這一方式，轉而由入管局根據留學生的就學情況等進行單獨審查。

一系列政策調整的背后，自然有著強烈的民意基礎。日本《讀賣新聞》和早稻田大學于2025年12月2日聯合發布的民調顯示，超六成受訪者反對國家“積極接納外國勞動力”。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另一項民調亦顯示，超七成受訪者支持政府限制外國人取得日本國籍。社交平臺上，同樣呈現出越發強烈的民粹立場。

白領簽證干的藍領工種

無論外界如何解讀日本移民政策的改變，日本的官方見解都是：“我國并不考慮實施所謂移民政策。”

和歐美澳不同，人多地少的日本進入近現代后一直是移民輸出國，例如伴隨侵略政策的“滿蒙開拓團”。日本曾向美國和南美規模化移民，直到今天仍有200萬日裔生活在巴西、120萬日裔生活在美國。而除了在日朝鮮族和巴西日裔，日本從未因為經濟或其他原因規模化引進和接納移民。

◆日本人曾大量移民巴西等南美國家。

但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日本對各國打工人仍有著強大的經濟吸引力。出于擴大國家影響力和滿足企業的用人需求考慮，日本政府不得不吸納留學生和外國勞工。

1981年，被稱為“移民側門”的“外國人研修制度”（“技能實習”制度前身）正式出臺。其初衷旨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培訓，但很快演變成日本中小企業填補勞動力短缺的勞務輸入途徑。1983年，時任中曾根內閣推出“10萬留學生計劃”。1980年代末，也是泡沫經濟的最后階段，大量被稱為新來者（Newcomer）的外國人赴日打工。

無論是巖井俊二知名電影《燕尾蝶》中的“元盜”（影射為賺日元而偷渡日本的外國勞工），還是《上海人在東京》中名為留學、實為打工的上海人，均體現了當年的這股熱潮。

2008年，日本人口首次開始減少，勞動力危機凸顯，接納外國人成為一種不能明言的現實需要。自2010年以來，歷屆日本政府都提倡所謂“共生”。為應對人手短缺，日本2019年在“技能實習”制度的基礎上發布了“特定技能”制度，開始從正面接收外國勞動者。

這一背景下，在日外國人數量穩健增長，從1959年的67萬人增長到1984年的84萬人，1990年超過100萬，2005年超過200萬，2025年預計將達到395萬的歷史新高。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國人（約90萬），第二位是越南人（約50萬）。原本占絕對多數的韓國人降到第三位，前十還有巴西人、菲律賓人、尼泊爾人等。

◆日本經濟的發展一直離不開外國人。

日本政府此前預測，2067年前后在日外國人比例將達到與歐美同等的水平，超過總人口的10%。而今的增速預計將使這一時間提前10年左右。

在日外國人的主流從來不是購買高層塔樓乃至豪宅的富豪，而是多達40萬以“技能實習”為名在日打工的藍領勞動者。它雖然名為實習，其實和學習關系不大，大多數情況是純粹打工。這些人工資低、限制多、勞動時間長，“實習”一詞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他們的職業貢獻。很多勞工組織和媒體因此批評日本將這些人當做“奴工”。

過去有大量中國人從事“技能實習”，現在該群體數量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越南人、印尼人、菲律賓人。日本干凈、方便、高效的背后，是大量外國勞工在所謂“3K產業”（指骯臟、危險、辛苦）幾十年如一日的苦干。

諸多批評下，日本政府對“技能實習”制度進行過多次改革。包括允許勞工在同行業內換工作，限制黑心企業壓榨他們，同時規定其收入原則上不低于日本國籍員工。但無論如何，這些人依然是在日外國人中最底層的一群人。

到2027年4月，“技能實習”制度將被“育成就勞”制度取代。這一新制度旨在培養外國人才，允許在滿足條件時轉換工作，以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并改善外籍勞工的權益。

日本政府提出，希望在2029年3月底之前接納123萬外國人才。具體而言：通過“特定技能”制度，在工業制品制造業、飲食品制造業等19個領域預計接收805700人；通過“育成就勞”制度，在除去包含在以上19個領域中的汽車運輸業及航空業以外的17個領域，預計接收426200人。

總而言之，依靠“技能實習”乃至“特定技能”制度在日工作的勞動者相當于藍領，俗稱的人文簽證（全稱為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相當于白領。目前在日的中國人和越南人中，更多人持有的是后者。

◆越南已成為日本藍領外勞的第一來源國。

富永悠人向《鳳凰周刊》介紹說，當下審查變得嚴格主要體現在人文簽證上。“雖然是白領簽證，但很多人其實從事的是藍領工作。如有人名義上是翻譯，但其實在餐廳做服務員。因此，現在入管局去工作現場突擊檢查的概率比以前要高很多。”

除了上述兩類簽證，還有一種更為高階的高度人才簽證（即高度專門職）。它是日本政府為吸引高技能外籍專業人才而設的積分制簽證。它和經營管理簽證一起，成為近年流行的所謂“移民日本”的主要簽證類型。不過，高度人才簽證門檻更高，申請者需具備高收入、高學歷、相關工作經驗等。更重要的是，想找到一家有資質的日本企業作為雇主并不容易。

正因此，持高度人才簽證的在日外國人同樣不多，目前僅2.8萬人。其中中國人占到1.9萬人，排名第二的印度人只有1400人。

在日外國人命運大不同

近400萬在日外國人也不存在統一畫像。因國籍、經濟條件、學歷、能力、性格等，這些人有著不同命運，對政策也有著不同感受。

◆2025年，在日常住外國人預計將突破400萬。

近年來人數大漲的越南人極易感受到“水溫”的提升。和20多年前的中國人類似，絕大多數越南人是以打工為目的來日本的。如果日本政府吹毛求疵地找這些人日常工作中的漏洞，可能出現“查多少有多少（違規）”的情況。

來自越南的黃先生在東京一家自動販賣機公司工作，日常負責“點檢”自己區域機器的運營情況。他告訴《鳳凰周刊》，很多拿著人文簽證的越南同胞同時會打其他的藍領工種，但這種灰色情況已存在很多年了，日本政府肯定清楚，因此不至于“嚴打”。黃先生說，由于越南經濟發展不錯，自己已經準備回國，并聯系好了工作機會，在日本的多年工作經驗將有用武之地。

中文網絡上一直流傳著“印度人占領日本”的說法，但其實大量所謂“印度人”是來自尼泊爾、孟加拉的技能實習生，印度人的數量還排不進在日外國人的前十。印度那些在IT行業工作的程序員，以及數量激增的餐廳經營者，并無身份上的優勢。以生存狀態來說，在日印度人和中國人是類似的，富裕印度人的處境還不如中國人。

在日外國人中，來自歐美澳等發達國家的人讓人覺得有些特殊乃至“懸浮”。“數字游民”“文化體驗”“喜歡日本或亞洲文化”是這群人身上常見的特征。他們總體對日本持有較為正面的看法，但也會吐槽日語難學，以及當地獨有的排外文化。

“日本人對我總體都很友善，可在租房的時候，很多合適的房子明明沒有寫僅限日本人，但房主一聽我是外國人就不租了。”來自法國的Negi告訴《鳳凰周刊》。他曾在多國旅居，來日本之前曾在韓國住過一段時間。

不過，這些人至少不會為簽證煩惱，他們的護照本就支持免簽進入日本且單次可逗留90天（約3個月）。過去一年，來自新西蘭的程序員Bal拿著旅游簽證在東京和新西蘭各待了半年。一旦超時，他便出境去一趟鄰近國家，再回日本即可。遠程工作的他住在面向外國人的酒店式公寓，閑暇時會去附近社區的免費日語教室學日語或到外地泡溫泉。

雖然在日本常住的歐美人增多，但希望加入日本籍的仍十分有限。至于永住權，如果在日本有穩定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大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真到那一步，歐美人又會抱怨起日本遠低于其家鄉的工資以及不斷上漲的物價。

正如做葡萄酒生意的清先生所言，“我唯一關心的是自己公司的賬目”。出生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清先生來自一個法國外交官家庭，在東京生活多年，已經完美融入當地上層圈子。他在為日本客人介紹葡萄酒時，會蹲下來讓自己的眼睛不高于客人的視線。

另外還有一群很特殊的人——在日庫爾德人。他們往往被視為日本接納的難民，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

日本的難民認定標準極為嚴苛。以2023年為例，有13823人申請，最后只有303人（2.2%）被認定為難民。由于日本和土耳其互相免簽，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來日本相對簡單。來到日本后，一些庫爾德人會以遭受本國迫害為由申請避難，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埼玉縣川口市。

◆居住在埼玉縣川口市的庫爾德人與當地人一起舉辦文化活動。

2013年以來，中東局勢混亂不堪，帶來全球性的難民潮。相比于歐盟國家接收了累計百萬的中東難民，在日庫爾德人其實只增加了1300人，卻引發了不小的風波。2023年，一次發生在庫爾德人之間的交通意外，導致超過100人在川口市立醫療中心附近聚集，醫院因此暫停運營，引發輿論抨擊。

日本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針對庫爾德人的負面信息。一些網民會把零件組裝的破車稱為“庫爾德車”。對遭遇系統性歧視而言，庫爾德人以及其他來自中東、非洲等不發達地區的人士首當其沖。

去年流行的一則謠言“日本大規模接納非洲移民”，起因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宣布將在愛媛縣的今治、千葉縣的木更津、新潟縣的三條和山形縣的長井等四個城市設立“JICA非洲之家”。這原本是地方政府與莫桑比克、尼日利亞、加納和坦桑尼亞等四國的文化交流項目，卻被謠傳為這些城市將接納非洲移民。各種抗議電話淹沒了四個城市的行政部門，導致該計劃被撤回。

90萬中國人組成復雜

中國人不僅是人數最多的在日外國人，也是組成最復雜的群體：有住在港區上億日元一間的高級公寓里的神秘“區塊鏈玩家”；有在一個月3萬日元的“老破小”與人合租的“高馬掛壁人”；有工作7-8年、準備炒了日本老板自己單干的職場精英；有從國內退休過來，60多歲拿著經營管理簽的社長。

◆高田馬場因為離早稻田大學近，聚集了大量語言學校，是東京著名的中國人聚集地。

“我是一個簡單的人，這里的工作環境比較簡單，可以做很多我喜歡做的事。”程序員小李是北方人，閑暇時喜歡徒步登山。雖然他經常吐槽日本IT技術的落后，但對當前的工作總體感到滿意，無論是工作時長還是薪水。如今他的壓力主要是家里催婚。

對于是否要拿到永住權，小李向《鳳凰周刊》坦言，自己沒什么野心，拿得到就拿，拿不到也無所謂。“我暫時沒有（未來）一定要待在日本的打算。”他更看重當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能有很多時間拓展自己的興趣。

周女士則覺得，有永住權就夠了。她生活在東京教育資源優越的文京區，在國內經商多年，到日本后涉足不少生意。在周女士看來，東京教育資源優良，各種興趣培養班質量高花銷也不貴。不過她并沒有讓孩子就讀日本本國學校，而是選擇了國際學校，未來考慮移居去新加坡等國。偶爾她也會抱怨，“在日本很難交到朋友，我經常邀請孩子的同學和家長來我們家做客，但其他日本家長一次也沒有邀請過我們。”

相比于上班白領和經濟條件尚佳的生意人，處于“夾心”地位的是近幾年以經營管理簽證來日的國內中產。其中很多人在經營民宿、物產店、小餐館等不太賺錢的業務。而想要維持經營管理簽證需要一筆不小的開支，發工資、租賃店鋪或辦公室、繳納稅金社保等，一年400萬-500萬日元成本是必需的。

◆2024年9月4日，當地人經過東京一家備受歡迎的中國雜貨店。

如生意不賺錢，為保持盈利狀態以維持簽證，還需要采用一些灰色手段。一年純投入2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大有人在。考慮到日本日益上漲的生活成本，壓力著實不小。其中一些人也考慮過回國，但因為孩子已在日本上了幾年學，擔心回去不習慣，從而陷入兩難。

無論如何，依靠經營管理簽證移居日本的風潮正逐漸消退。富永悠人說，公司目前接到的關于經營管理簽證的“無效咨詢（即不滿足條件的咨詢）”幾乎沒了。雖然短期內拿到永住的可能變得渺茫，但大部分人仍抱有“想留的話怎么都留得下”的看法。

和歐美國家相比，日本獲得工作相關簽證的門檻并不高。即使放棄經營公司，還可以轉人文技術簽去上班。問題在于，是否一定要留下？每個人對此有著不同的答案。相比于政策變化，孤獨感、經濟壓力、發展勢頭、要照顧家人等是選擇離開時更為普遍的原因。

在日中國人組成如此復雜，也反映到他們對其他在日外國人的看法上。談到歐美人時中國人往往有點“羨慕嫉妒恨”，認為白人一向受到優待，甚至戲稱其為“天龍人”；對于越南人、尼泊爾人、緬甸人等則多少有些看不起，嫌棄他們不講衛生、不守規矩；對于非洲人和庫爾德人，不少中國人和日本網民一樣，相信一些謠言及都市傳說，例如嘲弄日本有個“庫爾德爹”。

對90萬在日中國人來說，日本離故鄉似近又遠，讓人一言難盡。回國還是不回，以及要不要轉戰他國，是一個個圍城式而非莎士比亞式的話題。

打造與外國人“共生”社會

對于外國人，日本社會的態度總體是矛盾的。一些人之所以有著強烈反感，也是因為各種謠言過于泛濫，典型的諸如外國人鉆日本免費醫療的空子，消耗了大量醫保資源；還有就是外國人犯罪問題。

對于前者，日本政府專門辟過謠。2023年，外國人負擔了日本醫療保險的4%，但使用的數額僅占總醫療保險支出的1.39%。實際上，外國人在幫日本人填補醫保空缺。

對于后者，《日本移民問題的實態與課題》一書作者佐藤渚通過研究日本警察廳的數據，發現過去10年間，觸犯刑法的在日外國人數量在1萬人左右，并無顯著增加。考慮到外國人總數量的激增，按人均來說其實是減少的。

眼下的排外情緒，讓產業界尤其嚴重依賴外國勞工的中小企業主倍感憂心。特別是新冠疫情之后，日本勞動力缺口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2025年，因為人手不足而閉店的企業預計將超過400家，為史上最高。

“無法想象沒有外國勞工的狀態，我們的廚房全靠他們。”東京一家米其林壽司店的“大將”（主廚）向《鳳凰周刊》如此說道。無論是松屋、吉野家這樣的實惠連鎖餐廳，還是銀座、六本木那種一頓幾萬日元的高級壽司店，大量使用外國員工，尤其是來自南亞、東南亞的藍領勞工，已經是一種普遍狀態。

◆2025年10月21日，日本北海道浦幌市，來自南亞的勞工正在清點白蘿卜，準備裝運。

隨著來日外國人數量激增，他們在日本生活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官方數據顯示，1996年來日本的外國人中，在日本生活三年以上的占28.8％，2006年的這一數字為32.3％，2016年為41.7％，滯留時間不斷延長。這直接帶來新生兒數量的增加——2024年在日本出生的外國人達到2萬人，在新生兒中占比超過3%，這兩個數字均創新高。

《日本經濟新聞》認為，日本社會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出生層面上，外國人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日本的低出生率問題。對日本而言，除了側重于加強管制，包含“共生”措施在內的外國人政策變得愈發重要。

高市政權在收緊在留資格審批的同時，也表示將為外國人打造學習日語和日本社會規則的環境。為此，政府將啟動關于文化和規則的學習項目，并為即將升入小學、初中的外籍兒童提供學習基礎日語的機會。

熟悉外國人政策的三菱UFJ研究咨詢公司的主任研究員加藤真評價稱：“由國家主導推進日語教育，是一大進步。”他指出，課程講師的配備以及相關費用的承擔方式將成為政策落地的關鍵課題。

眼下，已有一些地方政府走在前面。埼玉縣川口市每年會舉辦庫爾德人的文化節，警察會站在現場阻止右翼的干擾。一小部分日本學校也轉變觀念，為穆斯林學生提供專門的餐食。靜岡縣濱松市政府除了英文、中文、韓文窗口外，還增設了葡萄牙語、菲律賓語和越南語等。神奈川縣川崎市則規定，針對種族歧視性語言的最大罰款金額為50萬日元。

◆2025年3月30日，穆斯林在東京大清真寺外排起長隊等待進入，參加開齋節會禮。

在制造業發達的愛知縣西尾市，有來自越南、巴西等50多國的外國人定居。當地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的外國人出生數為149人，占到總出生數的14%。為此，西尾市在2025年8月舉行了多語言的小學入學說明會，并對學前兒童的日語教育加大力度。

隨著越來越多緬甸人、越南人、伊朗人成為便利店和連鎖餐廳店長，日本人早已接受與外國人“共生”的現實。很多年長的日本人說，現在不太會嚴格要求外國員工了，過得去就行。

長期關注移民問題的佐藤渚認為，日本移民政策本質上是一種二重構造：一方面，政府不承認日本有移民政策，甚至連這個詞都不會用；但另一方面，為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接受越來越多外國人移居日本這一現實。

排版 /朱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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