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龍回憶“錄音器事件”：我好心辦了壞事，從此離開毛主席身邊

1961年4月，廣州開往北京的中央首長專列上忽然炸開了鍋。晚飯后不久，一名列車服務員踉蹌跑到15號車廂，壓低嗓門說：“主席，剛才有人拿著個小盒子，說能聽到您和我談話的內容。”車廂里頓時安靜，毛澤東抬頭，只吐出兩個字：“誰干的？”

很快，負責隨行保密的同志找到了那只巴掌大的進口錄音機。按下開關，車頂喇叭里立刻傳出幾分鐘前的閑談。氣氛驟冷。車窗外是一片寂靜的嶺南夜色，車廂內卻仿佛卷進了風暴。

是誰批準把“耳朵”帶上列車？調查順藤摸瓜，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正是跟隨毛主席二十七載的葉子龍。消息傳到葉子龍耳中，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辯解，而是怔住：又一次，好心辦了壞事。

往前倒三十一年。1930年，14歲的湖南少年葉良和跟著鄉間哥哥們報名紅軍。他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子龍”二字，藏著一股子橫沖直撞的勁頭。兩年后，他被調進紅三軍司令部學譯電，從拿槍到握電鍵。

電報線閃著火花，卻也埋下隱患。1934年，在福建沙縣前線，葉子龍把隨身密碼盤搞丟了。保衛局長李克農當場黑臉，周恩來也震怒。處分落地——黨內嚴重警告，調離原崗。這記耳光不疼，卻把年輕人的心敲得生疼。

陰差陽錯，他轉到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跟著鄧發、李克農做保衛。一路奔波，翻雪山、過草地，他負責貼身警衛中央首長。正因如此，長征途中，毛澤東記住了這個嗓門洪亮、說話帶湘音的小伙子。

到達陜北不久，一份加急電報讓葉子龍捧進了窯洞。“把它放這吧。”毛澤東接過電報，端詳他片刻，笑道：“小鬼，口音跟我一樣。”幾句閑話，便把人留在身邊。此后，葉子龍成了主席最年輕的機要助手。

1949年進北京。中央機關文電如潮，靠速記員一支鉛筆記錄，常常捉襟見肘。多次出現“找不到原始談話稿”的尷尬。葉子龍撓頭，琢磨著新法子。正逢北京郵電部引進德國產磁帶機，他心動了。

“要不，錄音？”他把想法寫成報告，遞給楊尚昆，又送周總理過目。幾經討論，批示下來：可以試行，范圍限于重要會議。1956年秋，機要室悄悄購得幾臺Revox機器，挑了三名年輕技術員，關起門來訓練。

第一次“亮相”是1957年2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主席自告奮勇：“錄吧，留個底，比筆頭快。”六個小時的長篇報告，被完整保存。這一仗打漂亮，機要室士氣大振，葉子龍更覺得方向對了。

然而，錄音機畢竟不是鉛筆。它可以縮在公文包里，也可以溜進任何角落。1960年，外賓來訪，毛主席又要錄音核稿，大家忙得團團轉。錄音效果好，傳達準確，似乎一切順風順水。

問題出在日常場合。基層錄音員漸生“隨手錄一段，回頭獻寶”的心理，覺得領導說的每句話都是寶貝。規矩，卻沒有跟科技一起升級。于是，專列上的那臺“多余的耳朵”出現了。

毛澤東的火氣傳到中南海。調查結論：擅錄者違紀，監管者失責。葉子龍難辭其咎。行政警告，調離中辦——這一次，沒有轉圜余地。1962年春，他背起行囊，搬出菊香書屋對面的小樓。

離京后，他先到地方工廠當副廠長，又轉戰湖南攸縣、陜西商洛。每逢紀念電訊響起，他總會沉默良久。朋友問他后悔否，他擺擺手：“記錄主席思想，本是善意；可若無戒尺，難免誤事。”

1966年，他撰文談機要工作，只寥寥一段帶過錄音器風波：“制度不成，良好愿望亦能釀禍。”字數不多，語氣平靜。可熟悉他的人知道，那幾年，他夜夜夢回仍聽見磁帶轉動的沙沙聲。

1976年9月，天安門廣場的燈火徹夜未熄。噩耗傳來，葉子龍身在外地，未能趕回守靈。他讓秘書讀悼詞，“我們是一家人”，聲音有些顫，卻不肯落淚。對面窗外，秋風卷黃葉，一片片打著旋兒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