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東海艦隊干8年政委調離，調北海艦隊任副政委，發生什么事？

1975年9月，北京阜成門內大街的海軍機關大樓里，下午三點半臨時召開的黨委擴大會格外安靜。主持人宣布：“康志強同志調任北海艦隊第一副政委。”底下有人輕聲嘀咕：“八年東海政委，怎么去了北海還只是副職？”一句略帶不解的嘆息，道出了不少老海軍軍官的心聲。

康志強1949年隨華東海軍成立即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升任副政委，1955年底接過張愛萍留下的政委袖標，正職一干就是八年。1950年代，東海艦隊任務最重：掃清浙閩沿海殘敵、護送渡海部隊、戒備臺灣海峽，一條戰線攤得極長。康志強的風格是“人盯人”，白天跑碼頭，夜里鉆船艙，船長骨干都被他“磨”得精疲力竭，卻也服氣。到1958年底，艦隊黨團骨干摸底率達百分之九十五，這在剛起步的人民海軍里算是高分。

好景不過三年。1959年12月，東海艦隊出現第一次重大安全事故：魚雷快艇夜訓觸礁，一晝夜折損三艇。緊隨其后的1960年1月，航空兵2師5團飛行員楊德才駕機叛逃臺灣。軍委對海軍下達“零容忍”指示，要求限期整頓。從司令陶勇到政委康志強壓力山大，內部檢查寫了厚厚兩大本。“艇毀人亡是技術問題，飛機叛逃是政治問題”，這是會上最刺耳的一句總結。

緊逼之下，康志強提出“四查”：查組織生活、查干部家屬、查戰士思想、查管理漏洞。轟轟烈烈兩個月，全艦隊自查自糾近兩千余人次，人情、關系網全被翻了個底朝天。事故率的確下降，可陰影并未散去。1962年2月又有飛行員駕機叛逃，蕭勁光拍案：“政治工作不能掛嘴邊，要落到艙面！”檢察團給出的最終意見是“政工第一條執行不到位”。各種壓力匯集到一個點——更換主官。

同年4月，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浩天調任東海艦隊政委，康志強轉赴海軍學院任政委。表面看職級未動，實際上是前線轉后方。有人說這是“冷處理”，亦有人解讀為“蓄力養望”。海軍學院是技術軍種最高學府，政委一職既要穩，又要懂，康志強的經驗恰好補位。1963年至1974年，他在學院推行“艦長副長同步輪訓”制度，把炮兵、潛艇、航空三系的戰術理論揉在一起，給后來全軍聯合作戰打下了底子，院內外評價不低。

然而，軍旅生涯總要回到海上。1975年，中央決定讓康志強北上。北海艦隊1955年底才掛牌，主戰方向是渤海、黃海，實戰任務遠不及東海火熱。那時艦隊政委是張秀川，司令是李繼培，兩人年富力強，卻都缺大區級老政工的壓艙石，于是便有了“第一副政委”這一過渡安排。

北海的冷風和東海的咸潮完全不同，康志強到任第一天跑到碼頭，拉著勤務兵問：“你們最怕什么？”勤務兵答：“怕冬天油路結蠟。”一句看似尋常的問答，直接催生了后來“低溫物資預交儲”制度。半年后，康志強順勢轉正為政委，副職的“帽子”如同彩排道具，悄然摘掉。

事情并未就此結束。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海艦隊承擔渤海灣救援，康志強在軍港用半小時批復“全艦出動”，創下海軍建軍后最大規模應急出港紀錄。救援結束，他向上級遞交的報告只有十六個字：“艦艇沒丟，人民得救，紀律嚴明，干部過硬。”老同事感慨：這人講話還是那么硬邦邦。

1981年7月，海軍黨委決定增設副政委一職，康志強與韓仙芝、劉新華并列，主管學院教育和艦隊政工對接。至此，這位在正兵團崗位上磨了二十余年的老政委，終于升到大軍區副職。當年授銜時僅39歲，到了1981年已是整整六十七歲，仍然沒離開藍水海域。有人打趣：“老康的海魂衫穿到最后都褪色了，人沒褪。”

回溯這段人事波折，原因并不玄乎。一是東海艦隊事故頻發，需要新面孔來重整旗鼓；二是海軍學院正缺實戰型政委；三則北海艦隊年輕班子需要老政委壓陣。每一次調動表面看冷暖升降，實則與部隊建設節奏密切相關。對于常年在甲板與機庫間奔忙的海軍干部來說，職務起伏不僅僅是個人際遇，更是整個海軍發展階段的縮影。

康志強1985年離休，定居北京海軍干休所。晚年常被學員請去講課，他一句老話用到最后：“海上沒有退路，思想要先靠岸。”聽眾笑稱，這就是“康家語錄”。八年東海政委、六載海軍學院、五年北海政委，三段履歷串起新中國海軍從粗壯到成型的關鍵節點，跌宕背后，全是時代留給個人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