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多,北京的地面忽然像被巨手扭了一下。李先念從床上驚醒,心臟猛跳,他還未來得及披衣,電話就急促響起——唐山發生強震。
披著大衣沖進國務院值班室時,他發現華國鋒已在聽取匯報。短促的燈光、晃動的吊扇、滿屋的煙味,都在提醒:局勢遠不止一場地震這么簡單。李先念心里很清楚,另一場更大的震動正在逼近。
震后第三天,汪東興把李先念和華國鋒、陳錫聯安排進同一棟招待所,理由是中南海房屋受損。外人看是臨時避險,行家明白,這等于把幾位關鍵人物捆在一起“集中辦公”。有意思的是,四人幫卻毫無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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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若往回推一年,故事要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說起。當時李先念與葉劍英同時接到“去外地療養”的醫生意見書,這兩份紙條由鄧小平轉呈毛澤東,毛也點了頭。可兩位老將一句話沒多說,硬是留了下來。
原因并不復雜。鄧小平被迫第二次下臺后,四人幫加緊清算“老同志”,連政治局會議里都暗箭頻飛。李先念與葉劍英私下通話,只用了不到五分鐘便達成默契:留京、互不探望、無急事不通話。約法三章由此誕生。
他們太熟悉斗爭的嗅覺,任何一次見面都可能被截成照片當作“結黨營私”的證據。于是北京冬夜里,李先念把電話鈴聲關到最低,只靠偶爾傳來的新華社通稿判斷對方是否安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追悼大廳里滿是白花,卻擋不住四人幫的冷笑。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再提“抓生產”,句子不長,卻等于當面反擊。“不得不說,這口氣他們咽不下”——陪同人員后來回憶。
周恩來走后,毛澤東決定讓華國鋒出任代總理。四人幫一時壓不住火,卻找不到借口翻桌。李先念干脆請假養病,但留在北京。華國鋒沒底氣,隔三差五上門匯報,“老李,有事您得幫我拍板。”每回都能換來點子。
春天的北海,柳條剛冒芽。李先念散步撞見釣魚的陳錫聯。“心里窩火,撒撒氣。”陳錫聯把魚桿往水里一扔,低聲嘟囔。李先念拍拍他肩:“辦法總會有,你先釣你的。”短短八字,讓陳錫聯心里有了準星。
唐山地震后,京津交通中斷,救援號角此起彼伏。李先念“順理成章”與華、陳全天待在招待所商量抗震方案,其實更多時間在推演另一份更隱秘的預案:怎樣一舉拿下四人幫。
九月九日凌晨,毛澤東病逝。吊唁人群排到天安門外,江青卻趁間隙連續撂話,“主席的事業要由我們來繼承”。政治局隨即開會,她每一句高調都在試探底線。華國鋒心知不能再拖。
九月十一日下午,華國鋒借“去醫院做檢查”走到李先念的房門口,低聲一句:“現在不能再等,你看何時動手合適?”李先念只回了五個字:“先問問葉帥。”簡單,卻直接把球踢向那位靜居香山的元帥。
十四日清晨,李先念對司機說要到香山植物園散步。抵達山腳才打電話給葉劍英衛士,請求會見。屋門剛關上,葉劍英抬眼就問:“是奉命公事,還是老交情?”李先念笑:“一半一半。”隨后兩人打開收音機,把音量擰到最大,用紙條對話。
“斗爭不可避免。”李先念寫道。葉劍英用力劃線:“這是你死我活。”隨即在紙上打出“陳?”的符號。得到“可靠”兩字后,他點點頭,又寫“時間、方式由華定”。話沒出口,戰術已達成。紙條當場燒成灰。
當晚,李先念搬回中南海。每晚十一點前,他都會用保密電話向華國鋒匯報進展,暗號只有一句:“電影不錯”。實際上是告訴對方:相關人選已表態。汪東興負責調動警衛,陳錫聯盯緊總參、北京衛戍區。
十月六日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知發出,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按時到達中南海,卻發現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已坐定。幾分鐘后,警衛奉命將四人帶走隔離審查,過程干脆利落。北京城燈火通明,群眾卻只看到天色格外晴朗。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報,“四人幫”陰謀徹底破產。那張在香山被燒掉的小紙條,沒有人再提,卻在國家命運的節點上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歷史簿冊能記錄的往往只是結果,至于那份“約法三章”,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文字,而在于關鍵時刻三句樸素的約定幫共和國闖過一道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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