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變革帶來的認知重構與文化霸權

《工程帝國：19世紀英國技術文化史》（Engineering Empir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是當代杰出科技史學家本·馬斯登（Ben Marsden）與克羅斯比·史密斯（Crosbie Smith）攜手合作的學術著作。本書打破了將技術進步視為“純粹客觀發明”或“英雄式天才杰作”的傳統敘事，轉而從文化與權力的交織視角，深度審視了19世紀英國技術與大英帝國霸權之間的共生邏輯——工程師不僅是精密機器的制造者，更是“全球帝國的建筑師”。作者通過對勘探測繪、蒸汽動力、鐵路網絡以及電報通訊等技術發展的剖析，展示了技術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被“建構”，并反過來推動大英帝國的擴張。該書不僅適合科技史研究者和學生參考，也能為對科技史感興趣的大眾讀者補充相關知識。

撰文 | 張恒力、吳圣（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當我們站在科技飛速發展的21世紀，回溯19世紀英國煙囪林立的工業圖景，那些在蒸汽與鋼鐵中沸騰的技術變革，恰似一面棱鏡，既折射出工業文明的璀璨光芒，也映照著技術的暗影。在《工程帝國：19世紀英國技術文化史》一書中，作者將蒸汽動力、鐵路、電報等技術嵌入社會文化語境，從多維視角揭示了這些技術與制度、觀念、權力的復雜互動關系，反思了如何理解和解釋技術的歷史角色，并系統地展現出19世紀英國工程技術發展的全貌。

不同于“輝格史觀”簡化技術進步的線性邏輯是本書的一大特點。176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如同一只振翅的蝴蝶，從英國煤礦深處掀起了改變世界的風暴。這本書告訴我們，蒸汽文明的誕生絕非“天才發明家”的獨角戲——威廉·西蒙金的高壓蒸汽機試驗、羅伯特·富爾頓的蒸汽船探索、亞瑟·伍爾夫的復合式蒸汽機改良……共同構成了技術共同體的協作史詩。當蒸汽動力從煤礦抽水機延伸至紡織機，當煤炭作為“太陽的儲金券”打破生物能的千年桎梏，人類才第一次真正觸摸到自然能量的脈搏，叩開了化石能源主導的文明新紀元。

火車的汽笛則奏響了社會變革的序章。1825年，來自斯托克頓—達靈頓鐵路列車的轟鳴，不僅將人類速度提升至“1小時24公里”，更碾碎了農業文明的時空觀。當布魯內爾的寬軌鐵路因成本讓位于斯蒂芬森的標準軌，技術標準在鐵軌延伸處編織起現代性的秩序之網。

批判性同樣在書中得到體現。在啟蒙運動“理性至上”的光暈下，19世紀的英國將技術奉為文明的圖騰。但本書卻揭開技術理性的面紗，讓我們看見其背后的文化霸權邏輯。

當英國工程師在印度鋪設鐵路時，他們運來的不僅是蒸汽機車，更是格林威治時間的強制推行。在火車汽笛聲中，時間認知得到了重構，這種“時間殖民”實質是以技術之名實施的文化斬首。而馬克思筆下“機器革命”的雙重性也在此盡顯。所幸，當社會沉浸于“技術萬能論”的迷狂時，文化界的反思已如晨鐘敲響。華茲華斯在《序曲》中哀嘆“鐵路切開自然的胸膛”，約翰·羅斯金在《建筑的七盞燈》中痛斥工業美學的貧瘠，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塑造了資本家葛擂硬，將技術理性對人性的異化凝固為文學標本。這些浪漫主義的批判并非反對技術本身，而是警惕“效率至上”對人類精神世界的吞噬。

此外，本書還關注了技術對于某些職業社會文化屬性的重塑。例如，在19世紀初的英國，工程師還只是“拿扳手的匠人”，但鐵路網如同魔法棒，悄然改變著他們的社會坐標。皇家學會向工程師敞開大門，《泰晤士報》為鐵路慶典開辟專欄，工程師的肖像登上郵票與版畫，成為“理性化身”與“進步圖騰”。這種身份重構的背后，是工業資產階級精心策劃的“文化政變”——他們試圖用“工程師精神”取代貴族的騎士精神，將技術精英塑造為新的文化霸權載體。當工程師從車間走向社會舞臺中央，他們既是技術的執行者，也是工業文明的敘事者，用圖紙和扳手書寫著新時代的價值憲章。但工程師這種身份的升維并非單向的榮耀，也被賦予了超越技術的社會責任。書中提到的“禮拜日停運爭議”，暴露了技術進步與傳統信仰的沖突：當鐵路時刻表要求周日正常運行，清教徒的安息日傳統遭遇挑戰，工程師們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現代性與傳統性的撕裂地帶。

《工程帝國：19世紀英國技術文化史》恰似一面歷史魔鏡，既映照著過去，也燭照著未來。本書的價值，在于它讓我們看見：技術從來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文明的量尺——測量著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更標定著我們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文明刻度。當下我們或許更該記住19世紀英國詩人的叩問：在技術編織的時間網格里，我們是否還能聽見夜鶯的歌唱？這既是對歷史的回望，更是對每個技術時代的終極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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