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是怎樣實現大權獨攬的？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穩定人心的措施，客觀上的確是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但勃列日涅夫更核心的目的是為了鞏固他的權力。

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初期，通過一系列措施，確實是讓蘇聯經濟得到較大發展，國內局勢也趨于穩定。這就意味著，勃列日涅夫開始具備采取措施提高他個人威望的條件了，他選擇先從外交工作入手。

按照國際通用慣例，國家外交權力通常是由國家元首或州政府首腦行使，蘇聯也是如此，蘇聯的外交權力一般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和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柯西金行使。

執政初期，勃列日涅夫忙著鞏固權力，不得不在外交上放手。等到國內局勢趨于穩定之后，勃列日涅夫就騰出手來，先從外交入手，減弱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這一年正是1969年。

而1969年這個年份，對勃列日涅夫來說也是有利的：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國內經濟問題嚴重，由堅決反共的尼克松出任美國總統來收拾殘局。在這一時期，英法兩國也麻煩纏身。

這時，聯邦德國新任總理勃蘭特主動提出改善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外交關系，這剛好吻合了勃列涅夫的需要。此前蘇聯與中國關系惡化，與美國和日本關系也緊張，逼迫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從西面尋求外交突破，以改變蘇聯與西方國家普遍緊張的外交關系。

對勃蘭特總理的眉目傳情，勃列日涅夫立即作出回應，派出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具體負責與聯邦德國進行談判。葛羅米柯少年得志，34歲就擔任蘇聯駐美國大使，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外交經驗。

葛羅米柯曾經深得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賞識，1957年48歲就升任外交部長。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葛羅米柯對勃列日涅夫非常友好，因此，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對外交工作很放心，放手由葛羅米柯去打理。

聯邦德國與蘇聯經過了15輪談判后，1970年8月， 總理勃蘭特親自來蘇聯簽署了《莫斯科條約》，這個條約打破了兩德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此后，西德陸續與多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交，1989年，兩德實現統一。

這個條約也意味著西德結束與蘇聯的對抗，而與蘇聯握手言和，讓蘇聯不用擔心，一個統一的德國崛起會威脅蘇聯。由對德外交的勝利，勃列日涅夫開始確立自己在蘇聯外交上的主導權，以樹立自己說一不二的領袖地位。

這一時期，外部環境也給蘇聯外交勝利提供了有利條件，英法美等西方大國這時候麻煩纏身，不希望繼續加深與蘇聯的對抗。國內因柯西金總理領導的經濟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國防工業也取得空前成果，蘇聯經濟實力和國防能力都呈上升趨勢。

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勃列日涅夫底氣十足地倡導和平，號召裁軍。有意思的是，美國新總統尼克松上臺后，他從思想上推行和平演變，爭取民心。所以，他積極與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搞緩和，拉近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

尼克松毫不掩飾他的目的，是要不斷創造條件讓社會主義國家增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流機會，使得西方國家的政治自由、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向社會主義國家滲透，進而讓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懷疑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

尼克松的這一招果然奏效，進入70年代后，叛逃的蘇聯官員和克格勃特工逐漸增多，其中甚至包括蘇聯籍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1972年，尼克松開辟了對蘇外交的緩和道路，5月訪蘇期間，尼克松與蘇聯先后簽訂了若干條約。

6月，勃列日涅夫回訪美國，又在訪問期間與美國簽訂了11項條約與協定，由此，兩國裁軍工作進程進入實質性階段。從尼克松總統之后，美國的歷任總統仍然把他從思想上推行和平演變的這一招奉為圭臬，對敵對國家頻頻發起顏色革命，這一手段沿用至今。

對勃列日涅夫來說，他以付出對西方國家的一些前所未有的讓步為代價，實現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統治時期沒有實現的外交目標。可以說，這一時期蘇聯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可圈可點，也收獲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上獲得的成功，松動了國內“三駕馬車”并駕齊驅的領導體制——勃列日涅夫和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平起平坐。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繼續壓縮其他兩個人的權力，讓他一家獨大：這就是當時的蘇聯，權力斗爭壓倒一切。

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上的強勢介入和搶權，其實已經引起黨內高層的諸多不滿，其中反對意見最大的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他開始和他的老部下謝列斯特聯手，多次反對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

在1971年3月，蘇共二十四大召開之前，蘇共中央政治局的11名委員中，有4人是1964年十月政變后新增的委員，這4人中就有3人都反對勃列日涅夫大權獨攬，他們是謝列平、謝列斯特和馬祖羅夫。在外交政策上，老是與勃列日涅夫唱反調。

所以，蘇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增選了4名政治局委員，稀釋政治局委員的話語權，以解決自己在政治局話語權不足，反對派力量強大的問題，這4名新增的政治局委員就包括堅決擁護勃列日涅夫的謝爾比茨基。

蘇共二十四大上，謝列斯特竟然和勃列日涅夫當場杠上了，這讓勃列日涅夫頗為難堪。1972年5月，謝列斯特又反對邀請尼克松訪蘇，甚至拒絕迎接已經根據安排要來基輔訪問的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很快就解除了謝列斯特擔任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職務，安排他改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1973年4月，謝列斯特被免去政治局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職務，正式退休。至此，勃列涅夫達到了削弱波德格爾內力量的目的。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也采取了兩個辦法，削弱總理柯西金的力量。一是在外交上樹立自己的權威，削減柯西金作為總理的外交影響力。

二是借助新經濟體制改革的負面效果，來打擊柯西金一手推動的改革。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是通過物質利益刺激來調動企業管理者和生產者的積極性。在宏觀上取得了巨大經濟成果，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就和中國北宋的王安石變法類似，出現了諸多偏差，這些偏差導致了許多負面效果。

這些負面效果最終導致國家、企業、工人和消費者對改革都不滿意的糟糕結果，為勃列日涅夫終結這場改革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勃列日涅夫采取加強建立計劃經濟管理體系的辦法，來取代柯西金總理推行的新經濟體制改革。這一辦法實質是撲滅了蘇聯的市場經濟萌芽，繼續把蘇聯經濟封閉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僵死框架之內。

1973年3月，勃列日涅夫主導的《進一步完善工業管理的若干措施》出臺，終結了柯西金總理推行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在4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勃列日涅夫還解除了柯西金的主要助手之一，時任蘇聯人民監督委員會主席沃羅諾夫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就這樣，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的影響迅速下降，蘇聯“三駕馬車”領導體制被打破，勃列日涅夫開始大權獨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