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09年3月，重慶的一位老街坊走了。
這老爺子活到了102歲。
送行那天，場面冷清得很，沒見什么大人物，也沒聚光燈在那兒閃。
家里人收拾東西的時候，翻出一本日記。
封皮上草草寫著八個字：“不求洗白，但求不忘。”
就這八個字，把他這輩子撕成了兩半。
從特務變成教書匠，這中間隔了整整六十年。
在這六十年里，他做了三個決定。
就是這三步棋，讓他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也讓他把身上的“鬼氣”洗干凈，重新活成了個人。
第一個決策：把自己徹底抹掉。
1949年冬天，11月20日。
凌晨三點半。
重慶中山四路的一棟小樓里，火盆燒得正旺。
這行動有個代號，叫“焦土”。
他嘴里叼著煙，眼瞅著那些寫滿地下黨名字的紙變成黑灰。
這會兒，擺在他面前的路有兩條。
第一條，也是大伙兒都選的路：飛臺灣。
那天早上六點有一趟專機，那是最后的逃生門票。
第二條：留下來，像釘子一樣潛伏，等著那是沒影兒的“反攻”。
鄭蘊俠一開始選的是第一條。
這人腦子靈，知道大局已定，留下來就是個死。
可偏偏出了岔子。
去機場的半道上，司機猛地一打方向盤，車子失控撞上了路牙子。
后來才知道，那握方向盤的是地下黨。
這一撞，把他的生路給撞斷了。
飛機早就飛沒影了，成都那邊也不安生。
換了別的特務，這會兒估計早就嚇得沒了魂，要么四處亂竄，要么找老上司抱團取暖。
鄭蘊俠沒這么干。
他冷靜得可怕，做了一個決定：哪兒窮、哪兒偏、哪兒沒人待見，就往哪兒跑。
而且，要把過去的自己殺得干干凈凈。
他一路跑到了貴州務川縣。
這是個什么概念？
這意味著，那個黃埔四期的高材生死了，那個蔣介石親自點名為“可用之才”的高級特務死了，那個在臺兒莊戰場上威風凜凜的軍官也死了。
他給自己取了個新名“劉正剛”，在當地扎了根，還娶了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媳婦。
心里的算盤他是這么打的：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睜眼瞎”和“苦力”，才能躲過那張天羅地網。
他在集市上擺個小攤賣雜貨。
扯布的時候，他故意裝作手指頭笨，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全是錯的，就算算錯了也不改，就為了演好這個“笨人”。
要是街坊鄰居聽出他口音不對，起疑心了，他也不辯解，二話不說就往深山老林里鉆，借口說是“想念祖宗，去閉關祈福”。
這一躲，就是八個年頭。
八年里，誰也沒把這個雜貨郎跟那個策劃了“較場口血案”的劊子手聯系在一塊兒。
可百密終有一疏。
戳破他畫皮的，不是誰的舉報信，而是他骨子里那點兒怎么也藏不住的“墨水”。
有天，縣供銷社的布匹少了這么兩匹。
人家叫他去問話，看著空蕩蕩的柜臺，他腦子還沒轉過彎，嘴里那句成語就蹦出來了：“不翼而飛。”
對面辦事員當場愣住了。
一個連算盤都不會打、娶了農婦當老婆的雜貨郎，嘴里怎么能吐出成語來？
就這四個字“不翼而飛”，直接把他的偽裝生涯畫上了句號。
第二個決策：拿實話換條命。
1958年秋天，網收了。
抓人前一天晚上，公安在濯水鎮蹲了一整夜。
第二天他趕集回來，前腳剛進門，后腳手就被拷上了。
這下子，他又站在了生死的十字路口。
那會兒臺灣那邊正想著派人回來聯絡舊部，鄭蘊俠就是名單上的那個“接頭點”。
要是他選擇咬死不說，或者想拿手里的情報跟政府談條件，那等著他的絕對是一顆花生米。
畢竟，他欠下的血債太厚了。
1946年的“較場口血案”，他是現場的總指揮。
就是他，提前一個禮拜安排特務，把警棍和石灰包藏在會場，十分鐘不到，打傷了幾十號人。
1947年的“滄白堂事件”，他裝成圖書管理員坐在那兒鎮場子，把進場的進步學生挨個拍照，當天晚上就抓了五個。
這兩筆賬，槍斃他兩回都夠了。
但他走了第二步關鍵的棋：竹筒倒豆子，全招了，絕不討價還價。
被摁住的時候，他只說了一句：“來得正好，我不想再跑了。”
審訊室里，問什么答什么。
到了1958年底，審判長宣讀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判決在當時炸了鍋。
不少人不服氣，覺得這種滿手是血的特務，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可法院依據的是當時“可殺可不殺”的原則，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邏輯：殺一個死硬的敵人容易，把一個配合的特務改造成新人，這事兒更有價值。
聽到判決那一刻，鄭蘊俠說了一句話，被記在了檔案里：“這一判，讓我覺著自己還能活。”
在貴州南部那個舊礦場改的監獄里，他開始琢磨怎么活下去：認罪那是底線，還得“還債”。
1959年，他主動交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
這材料寫得實在，沒給自己臉上貼金，把當年重慶滄白堂事件的細節抖落個底朝天，還供出了潛伏名單里三個還沒被挖出來的特務。
公安順藤摸瓜一查，這三個名字里，有兩個早就改名換姓躲起來了。
就因為他這一招，其中一個后來被抓了回來。
這在監獄里頭，叫“重大立功”。
打那以后，他成了監獄里的“教書先生”。
手里捏著粉筆，在黑板上教那些大字不識的犯人認字。
頭一回上課，他在黑板上寫了八個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有人好奇問他以前干啥的，他咧嘴一笑：“打仗的。”
又問他咋這么賣力教書，他說：“你們認字，是為了活命；我認字，是在還債。”
這筆賬他心里跟明鏡似的：只有把過去的自己徹底踩死，才能在新時代里求條活路。
第三個決策：去見那些恨他的人。
1975年，特赦令來了。
鄭蘊俠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已經是個快七十歲的老頭子了。
全身上下就一封薄薄的信和一本破字典。
組織上讓他去務川縣二中教書。
這時候，人生最后一道選擇題擺在眼前：是隱姓埋名混完這輩子，還是去面對那些曾經被他坑害過的人？
絕大多數被特赦的人，都會選前一條路。
畢竟，把舊傷疤揭開來，太疼，也太懸。
鄭蘊俠偏偏選了后一條。
1984年冬天，他寫了一封信，寄往重慶。
收信的人叫韓子棟。
看過《紅巖》的人都知道那個裝瘋賣傻的華子良，韓子棟就是原型。
而在當年的較場口血案里，韓子棟的肋骨就是被特務給打斷的。
指揮那場暴行的，正是鄭蘊俠。
信紙只有一頁，沒那些虛頭巴腦的客套，字字都像刀子：
“韓兄，若是當年較場口你肋骨沒斷，今天我就不用寫這信了。
我欠你一次說話的機會，可惜太晚了。
你要是能原諒，回我三個字‘收到信’。
要是不能，我也明白。
——鄭，以前是人，現在是罪人。”
這是一場賭博。
他賭的是對方的大度，也是在給自己找個解脫。
過了兩個禮拜，回信到了。
白紙上孤零零三個字：“收到信”。
沒說原諒，也沒罵娘。
但這三個字，對他來說就夠了。
晚年的鄭蘊俠，活得像個苦行僧。
在縣政協開會的時候，他站起來坦白：“島內對統一誤解挺深，好多謠言是我們當年造出來的。”
別人問他“我們”是誰，他低著頭說：“死掉的那個我。”
在課堂上講《項羽本紀》，講到“生為人杰，死為鬼雄”，他會突然停下來，補上一句：“可也有的人，不值得后人記著。”
學生問他以前是不是當兵的，他說：“我當了很多年的啞巴。”
2005年，他病得不行了。
臨走前，他跟縣里提了個請求：想回重慶較場口站一站。
醫生沒答應，身體也經不起折騰了。
那年臘月，在最后一次昏迷之前，他死死抓著護士的手，沒頭沒尾地冒出一句：“我不該打人。”
護士聽得一頭霧水，以為老人家在說胡話。
可對于鄭蘊俠來說，這是他用了一輩子去懺悔的一個念想。
回頭看看，鄭蘊俠這輩子，就是一部關于“咋選路”的教科書。
在歷史的大浪面前，個人的那點勁兒根本不夠看。
他試過逆著水游，結果撞得頭破血流；后來他順著水漂，靠著把自己毀掉式的偽裝、靠著把心掏出來的坦誠、靠著直面罪惡的膽量，終于在時代的夾縫里，給自己掙了個善終。
那個“西南利刃”早在1949年的冬天就死了。
活下來的，是一個知道“悔”字怎么寫的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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