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私軍又一次當街殺人，美國已被拖入“低烈度內戰”

依舊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特朗普私軍再次當街殺人，這標志著美國已經正式進入了“低烈度內戰”狀態。

1月24日早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37歲的重癥監護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在聯邦人員執行移民執法行動現場中彈身亡，國土安全保障部稱其“持槍接近并發生扭打”，執法方以正當防衛為由開槍。

現場公開與目擊敘述則讓事件變得更復雜。多家媒體對逐幀還原后指出，畫面中出現多人壓制，被壓制者在倒地后遭噴霧與擊打，隨后短時間內響起密集槍聲，關于他當時是否“持槍威脅”的關鍵細節仍存在重大爭議。

更具政治爆炸性的是，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1月內第二起在聯邦移民執法相關行動中造成的公民死亡。1月7日，37歲的蕾妮·古德在一次行動中被ICE人員槍殺，引發持續抗議與州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彈。

當兩起事件疊加，問題就不再只是某一次開槍是否“符合程序”，而是聯邦權力如何在城市空間里運作，以及它如何把一座城市變成政治對抗的戰場。

傳統意義上的執法，目標是明確的違法行為，邊界由法律程序和地方司法體系共同劃定。政治戰爭則不同，它追求的是敵我劃線，組織瓦解，敘事壓制，以及對反對力量的長期消耗。明尼蘇達事件之所以被許多人直覺地歸入后者，是因為它呈現出幾條正在成形的鏈條。

其一是執法軍事化與責任去本地化。兩起射殺事件發生后，明尼蘇達州長與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公開指出，死者為美國公民且為合法持槍者，并要求停止聯邦人員在州內的相關行動。

聯邦層面則選擇直接在總統社交媒體上展示武器細節，強調“隨時可射擊”的危險性，用政治語言回收事實解釋權，把地方官員塑造成“縱容混亂”的對象。對外的敘事不再是解釋發生了什么，而是宣告誰站在秩序一邊，誰站在敵人一邊。

一旦聯邦行動在敘事上被定義為“對抗城市叛亂”或“奪回秩序”，地方調查權限、地方警務協作、地方民意約束都會被邊緣化，沖突會越來越像占領與反占領，而不像執法協作。

其二是把政治反對者安全化。白宮曾發布文件，宣稱將“Antifa”指定為“國內恐怖組織”，并在后續政策論述中，把反對ICE行動、批評聯邦執法的動員描繪為有組織的政治暴力威脅。

當一種社會抗議被制度化地貼上“恐怖主義”或“有組織政治暴力”的標簽，執法對象就會從具體違法者擴展到所謂的協助者、訓練者、資助者、宣傳者。

這會天然導向更強的情報化，更寬的牽連面，更低的容錯空間，也更容易出現把普通市民卷入沖突的悲劇。街頭只是入口，真正的終點是社會結構被重新分類，政治立場被重新編碼，任何“不配合”都可能被解釋為“敵對行為”。

其三是資金與信息戰。政治戰爭的關鍵不在抓了多少人，而在能否掐斷資源，能否瓦解組織，能否壓制敘事。針對資金網絡的威懾式點名，以及把媒體標成“人民公敵”，都意味著戰場已經從邊境線、街區巷道，擴展到基金會、NGO、律師網絡、校園組織、媒體機構與社交平臺。

明尼蘇達事件中，聯邦敘事選擇在第一時間強調“槍”“彈匣”“隨時可射擊”，并由總統社交媒體直接下場定性，等于繞開傳統發布會與獨立調查的節奏，把案件變成一次即時的政治傳播戰。

事實不再先進入調查與司法流程，而是先進入陣營媒體與社交平臺的戰時宣傳流程。在那套流程里，真相并非無足輕重，但真相的出場順序會被徹底顛倒，真相也會被拆成可用的碎片，成為情緒動員的燃料。

可以做幾個基于已發生事實的推演，不需要夸張，也不需要陰謀論。

更多“聯邦直插城市”的行動會以移民為入口，但終點會是地方政治結構。當聯邦執法與地方政府公開對立，行動會天然具有選舉與黨爭的外溢效應。明尼蘇達地方官員要求停止行動，聯邦則公開反擊，這種互動本身已經把執法升級成權力競賽。

在這種結構下，執法成效不再只用抓捕數字衡量，還會用是否壓住地方政府，是否壓住街頭抗議，是否打穿庇護城市的治理自主性衡量。抓捕只是手段，服從才是結果，恐懼才是秩序的替代品。

沖突的主戰場會從街頭轉向證據鏈與解釋權。明尼阿波利斯兩起事件都有公開成為關鍵證據來源。聯邦說法與觀感之間存在落差時，社會信任會被進一步撕裂，街頭抗議會頻繁出現，聯邦則會更依賴強硬姿態維持權威。

當每一次沖突都變成“裁判”，平臺審核、記者取證、剪輯傳播就會被各方當作戰爭資產，媒體也就更容易被政治力量直接鎖定為打擊對象。信息空間將越來越像戰場，證據不是為了還原事實，而是為了贏得陣地。

安全化語言會擠壓法治語言。把反對力量描述為恐怖主義或有組織政治暴力是一種典型的安全化，它會把本應由司法解決的分歧轉移到國家安全敘事中。

一旦安全化語言占上風，程序正義會被描繪成拖累，地方自治會被描繪成掩護，媒體質詢會被描繪成通敵。政治戰爭就會越來越像一場對制度自我糾錯能力的圍攻。

國家仍然有法律，但法律開始像戰時口號一樣被調用，像工具箱一樣被抽取，像武器一樣被揮舞。

最危險的后果不是一次開槍，而是每一次開槍都能被陣營化地合理化。明尼阿波利斯的兩起死亡都發生在上午九點左右的日常城市空間里，死者都是普通公民。當這種事件被包裝成“與叛亂對抗”“與敵對城市對抗”，社會會慢慢習慣把非常手段當成常規治理工具。

政治戰爭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天天流血，它只要讓公眾逐漸接受“流血是必要成本”。當死亡不再令人震驚，而只是“立場正確的代價”，國家就已經進入一種自我吞噬的循環。

表面上看，強硬派會把它描述為恢復秩序，把城市描述為庇護犯罪。但從事實鏈條看，真正被侵蝕的是國家的三項底座。

聯邦與地方的合作結構會被消耗。沒有地方協作，任何執法都要靠更高強度的外來力量維持，成本上升，摩擦上升，誤傷概率上升，社會對抗變得持久。城市越被視為敵區，治理就越只能靠沖突維持。

沖突越常態化，治理就越退化為鎮壓。鎮壓越頻繁，反抗就越有正當性。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下坡路。

法治對政治的約束功能會被削弱。政治戰爭追求的是勝利敘事，它會把程序當作障礙。可一旦程序被系統性繞開，下一次被繞開的對象可能就是任何人，包括今天的支持者。

政治戰爭永遠需要新的敵人，因為它靠敵人來解釋失敗，靠敵人來維持動員，靠敵人來掩蓋治理能力的衰竭。敵人越多，國家越難治理，越難治理，越需要敵人。

信息空間的公共性會崩塌。把媒體當成敵人，把記者的追問當成破壞，把平臺上的證據當成陰謀，最后會讓社會失去共同事實，剩下的只能是共同敵人。共同事實消失后，社會無法討論政策，只能交換仇恨。社會無法修補裂縫，只能擴大裂縫。政治不再是妥協機制，而變成清算機制。

明尼蘇達的兩起死亡只是一個窗口。它展示了政治戰爭如何借移民議題進入城市治理，如何用安全化語言擴展打擊面，如何用社交媒體爭奪事實解釋權，如何把地方政府推向對立面。

如果這種模式繼續擴散，未來美國政治將更像低烈度內戰的長期化版本。街頭會更冷，語言會更熱，制度會更脆。所謂勝利，會越來越像一場透支國家信用的短期動員。

更諷刺的是，這種政治戰爭往往以“團結國家”為口號，以“恢復秩序”為名義，以“保護人民”為宣稱，但它實際的推進方式，是把人民拆成兩類，把城市拆成兩類，把媒體拆成兩類，把法律拆成兩套，把真相拆成兩份。

到最后，所謂的秩序并不是秩序，而是服從。所謂的團結并不是團結，而是沉默。所謂的安全也不是安全，而是恐懼的延續。

特朗普曾經是在撕裂美國，如今正在撕碎美國。撕裂意味著還承認對方存在，撕碎意味著不再承認對方是同胞，只承認對方是敵人。撕裂還有縫合的可能，撕碎只剩下清掃與廢墟。

政治戰爭走到這一步，國家就不再是在治理社會，而是在消耗社會，甚至是在消耗自己。

文｜劉慶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