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差萬億美元時刻：中國外貿的再思考

在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2025年前11個月貨物貿易數據中，一個數字格外引人注目：貿易順差達到約1.08萬億美元，相當于荷蘭或沙特一年的GDP總量。這不僅刷新了中國外貿史上的所有紀錄，也超過了日本、韓國、德國等傳統貿易順差國家的年度總和。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它是中國制造競爭力的自然釋放，還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又一次預警？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跳出數字本身，去理解這場貿易格局劇變的深層邏輯。

順差的根本原因：

從勞動密集到技術密集

萬億美元順差的出現，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出口結構正在經歷的深刻轉型。如果將時鐘撥回到2010年，那時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服裝、鞋帽、玩具這些傳統制造業，出口企業賺的是辛苦錢，利潤率常常不到5%。但2025年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在順差貢獻度排名中，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組件這“新三樣”已經躍居前列，它們不僅單價更高，技術含量也遠超傳統產品。

這種轉變標志著中國企業正在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從依賴廉價勞動力轉向依靠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以電動汽車為例，中國車企不僅掌握了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技術，更建立起從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整車制造的完整產業鏈。這種全鏈條掌控能力，使得中國企業能夠以遠低于歐美競爭對手的成本，生產出性能相當甚至更優的產品。

與此同時，進口端的變化也在推動順差擴大。2025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原油價格同比下降12.1%，鐵礦石、銅等工業原料也處于近年低位。這使得中國的進口成本大幅下降，在出口保持強勁的同時，進口金額的相對收縮自然推高了貿易順差。

更深層的變化來自全球需求格局的重構。歐美經濟體在經歷了疫情沖擊、通脹高企、貨幣緊縮之后，消費能力明顯下降，但對物美價廉產品的需求卻在上升。中國制造憑借其穩定的供應鏈和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成為這些國家穩定物價、維持基本消費的重要支撐。從太陽能板到家用電器，從電動車零部件到日用消費品，中國產品正在扮演全球“通脹緩沖器”的角色。

為何貿易順差在此時

出現歷史性突破

要理解順差為何在此時出現歷史性突破，需要將視野往后拉長。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數十年持續投資、技術積累、人才培養的結果。當這種積累達到一定臨界點，遇上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歷史機遇，便會產生爆發性的能量釋放。

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意味著無論多么復雜的產品，中國企業都能在國內找到所有必需的配套供應商。從最基礎的原材料加工，到精密零部件制造，再到系統集成和最終組裝，整個產業鏈可以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閉環。這種能力在全球供應鏈頻繁受到沖擊的今天，顯得尤為珍貴。

以電動汽車產業為例，歐洲車企在面對能源價格飆升、芯片短缺、供應鏈中斷時往往束手無策，而中國企業卻能在一年之內完成從設計到量產的全過程，并迅速將產品推向全球市場。這背后不僅是單個企業的能力，更是整個產業生態系統的協同效率。從寧德時代的電池，到華為的智能駕駛系統，從比亞迪的電機到各類傳感器、芯片的本土化生產，中國企業構建起的是一個高度集成、快速回應的產業網絡。

新興市場的快速增長則為順差擴大提供了另一個重要支撐。當歐美不斷豎起貿易壁壘時，中國出口商迅速調整戰略，將目光投向東南亞、非洲、拉美等地區。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對東盟出口增長13.7%，對非洲增長26.3%，對拉美增長7.1%。這些市場不僅在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進程中對中國產品有巨大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們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順差高企的三點隱憂

然而，巨大的貿易順差往往難以長期持續。首先，容易引發貿易摩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以美中之間存在巨大貿易逆差為由對中國發起“301調查”，自此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根據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數據，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由2018年1月1日的3.1%升至2025年4月的135.4%后，震蕩回落至2025年11月10日的47.5%。但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并沒有出現大幅減少。根據Wind數據，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由2017年的2758.1億美元增至2024年的3610.3億美元，2025年前11個月仍有2571.5億美元。事實證明，很多關鍵零部件和機電設備，美國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方案，不過，從長期來看，美國勢必會逐漸尋找新的替代方案。

其次，不利于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的過程中互通有無，分工合作，通過不斷做大市場分享全球經濟增長果實，從而實現雙贏局面。如果一國貿易順差過大，會導致全球貿易失衡，貿易逆差國家外匯不足，不僅難以償還國際債務，還難以使用外匯購買高科技產品促進本國產業升級。長期來看，長期巨額貿易順差國面臨的外部阻力將會越來越大，不利于全球經貿格局穩定。這也是重商主義被摒棄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國和美國都曾經由貿易順差國轉為貿易平衡國甚至是貿易逆差國。

最后，大量的貿易盈余會使得賺取的外匯流向收益高的全球資產，如果國內投資回報率低，會導致本國民間投資低迷。事實上，美聯儲自2022年5月加息至2024年9月轉為降息至今，中國的民間投資增速持續處于低位，2025年前10個月，中國民間投資增速為-4.5%。貿易盈余資金的外流是導致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長期來看，不利于激發中國經濟的內在活力，也不利于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

中國全球化的下一步

過面對順差高企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中國需要從戰略高度重新思考對外經濟關系。單純依靠出口增長來拉動經濟，既不可持續，也會帶來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從“貨物出口”到“產能出海”、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強國”的轉變。

擴大進口是緩解順差壓力的最直接手段。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但進口潛力遠未充分釋放。通過降低關稅、簡化通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吸引更多優質進口商品進入中國市場。這不僅能緩解外部壓力，更能提升國內消費者福利、倒逼國內企業提升競爭力。

然而，更根本的解決之道在于推動“產能全球化”。這不僅是減少貿易摩擦的權宜之計，更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性大國”的必然選擇。電動汽車行業正在成為產能出海的先鋒，比亞迪在泰國、巴西、匈牙利建廠，寧德時代在德國、美國投資電池工廠。這些投資不僅能規避關稅壁壘，更能深度融入當地市場，創造就業、帶動當地產業發展，將潛在的貿易對手轉化為合作伙伴。

但產能出海絕不是簡單的“搬廠”，而是要實現質的提升。中國企業必須建立全球化的質量管理體系，在環保、勞工、數據保護等方面達到國際最佳實踐。更具戰略意義的是，中國企業應當從“標準接受者”轉向“標準制定者”，在電動汽車、5G通信、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主動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將技術優勢轉化為規則優勢。

與產能全球化相輔相成的是“資本全球化”。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2.3萬億美元，相比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外匯儲備規模，仍有巨大提升空間。通過跨國并購，中國企業可以快速獲得關鍵技術、知名品牌、銷售管道等戰略資產。吉利收購沃爾沃、海爾收購GE家電業務等案例證明了通過資本運作實現產業升級的可行性。同時，資本出海還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減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增強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在推動綠色轉型方面，中國需要從“成本領先”轉向“技術引領”。中國企業必須真正提升綠色生產能力，在碳排放、能源效率等方面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中國在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已經形成全球領先優勢，未來應當將這種優勢轉化為綠色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提升服務貿易能力則是縮小經常賬戶失衡的長遠之計。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已經形成一定優勢，電商平臺、數字支付、云計算等服務正在向海外擴展。未來應當在跨境數字服務、知識產權服務、高端商務服務等領域加大投入，實現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協調發展。當中國企業不僅能輸出產品，更能輸出資本、技術、標準與服務時，貿易順差的結構將更加健康，也更具可持續性。

回顧歷史，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都曾經歷貿易順差快速擴張的階段。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80年代的日本，都曾是全球最大的順差國。但它們的經驗也告訴我們，順差本身不是目的，如何管理順差、如何將貿易優勢轉化為長期競爭力，才是真正的考驗。

未來的競爭不是誰出口更多，而是誰能在全球范圍內更有效地配置資源、更深入地參與產業分工、更主動地塑造游戲規則。當中國企業不僅是“世界工廠”的生產者，更成為全球產業鏈的組織者和價值創造者；當中國不僅向世界輸出產品，更輸出資本、技術、標準與服務；當中國不僅是貿易大國，更成為投資強國、創新強國時，順差數字的起落將不再那么重要。這場從貿易大國到經濟強國的跨越，注定充滿挑戰。但正是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將實現真正的蛻變。

作者：朱兆一

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中東研究所所長

鄒 欣

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研究員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