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寧波小洛熙案的發酵,讓醫療糾紛維權模式迎來新啟示。五個月大的女嬰術后離世,家屬通過網絡公開真相、申請權威尸檢,借助輿論力量推動調查,最終促成衛健部門追責與司法立案,這正是私力救濟突圍與公力救濟托底的典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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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二十余年變遷,維權路徑已發生根本轉向。1987年《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下,公力救濟是主導——行政機關主動查處醫療過失,順帶解決賠償問題。2002年《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后,行政機關退出主動維權,患方被推向以民事訴訟為核心的私力救濟,但司法實踐的冗長繁瑣令人卻步:平均審理周期達5到6個月,鑒定程序反復,“重責輕賠”現象突出,讓不少患方望而卻步。
互聯網AI的發展為私力救濟開辟新賽道。小洛熙案中,家屬通過網絡公開病歷疑點與監控矛盾,引發公眾關注,奧運冠軍、公益人士紛紛發聲,形成強大社會監督力,倒逼相關部門快速響應。這種借助公共資源的理性表達,既避開了過激維權的法律風險,又彌補了司法程序的效率短板,成為私力救濟的有效形式。
但私力救濟不能替代公力問責。《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明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需依法查處醫療領域違法犯罪。小洛熙家屬在輿論發聲的同時,同步推進醫療事故違法犯罪的行政問責、向法院提起訴訟、向公安機關報案,正是把握了“私力造勢、公力定案”的節奏。若僅停留在醫療技術過失民事賠償訴求,難以觸及醫療質量安全的核心問題;唯有聚焦故意違法犯罪線索,推動行政追責與刑事調查,才能實現根本維權。
醫療糾紛維權的智慧,在于私力與公力的協同而非對立。患方需以理性為底線,借助網絡工具固定證據、傳遞真相,同時精準啟動公力程序,集中力量推進違法犯罪查處。既不放棄民事訴訟的賠償訴求,更不忽視行政刑事問責的制度力量,方能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推動醫療行業規范化發展,讓每一起糾紛都成為守護生命安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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