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電視劇騙了！明朝末年的1億漢人，根本不是輸給十幾萬滿人的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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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東坡志林》里有這樣一句話：“物必先腐，而后蟲生。”，杜牧也在《阿房宮賦》中說：“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這兩句千古名言，正是解開甲申之變的殘酷真相的密鑰。我相信很多人在讀這段歷史，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大明坐擁兩京十三省、戶口過億，為什么會被關外那人口不過百萬、披甲僅十萬的八旗鐵騎，像切豆腐一樣吞噬？仿佛這億萬漢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該把對手淹沒了。

但這僅僅是后人一廂情愿的臆想罷了，史料冰冷地告訴我們：在清軍入關前，大明這臺龐大的機器早已死于內臟衰竭了。

所謂的以多輸少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在崇禎十七年，那億萬子民中的絕大多數，早已在瘟疫與饑荒的折磨下，變成了王朝沉重的負債，而不是資產。

多爾袞與他的八旗鐵騎，不過是那個剛好路過、順手收尸的捕獵者，今天老達子就來帶大家去看看明朝末年到底變成了什么樣子吧～

生物戰級別的降維打擊

在很多影視劇里，李自成進北京時，城墻上的明軍都是畏戰投降，但其實翻開史料，你會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那時候的北京城，幾乎已經是一座死城了。

如果你去讀吳又可的《瘟疫論》，或者查閱崇禎十四年后的地方志，會發現一個高頻詞——疙瘩瘟。

這是一場在人類歷史上都罕見的烈性鼠疫，它起源于萬歷年間的山西，隨著明末驛站系統的崩壞和流民的遷徙，最終在崇禎末年形成了對華北平原的毀滅性打擊。

《崇禎實錄》里記錄了這樣一幕：“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這場瘟疫有多慘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

對于國防而言，最致命的打擊在于，瘟疫是不認人的，它不會因為你是拱衛京師的禁軍就繞道走。原本北京的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賬面上有幾十萬人，但到了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守城的現狀是什么？

“京師兵額雖多，其實這也是虛數……及賊薄京師，守城者止羸卒五六萬，由于大疫，死者過半。”

這不是吃空餉的問題，而是物理層面的人員消失。剩下的士兵，鞭一人起，一人復臥，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被派去守衛城墻的，甚至是從大街上抓來的太監和乞丐。

所以，當李自成的大順軍轟開城門時，他們面對的不是裝備精良的明朝正規軍，而是一群在鼠疫中幸存下來的、奄奄一息的病號。

這不是戰爭，這是收割。

滿清入關時，為什么感覺北方防線如入無人之境？因為在物理意義上，北方的精壯人口已經被鼠疫清洗了一遍。這不是漢人打不過滿人，而是病毒先替滿人清了場。

財政與氣候的死結

除了瘟疫，另一個讓億萬漢人戰斗力歸零的原因，是小冰河期疊加財政崩潰。

在《漢書·食貨志》里，古人早就總結過：“民有七亡”，其中最毒的一條就是無食。

明朝末年，全球氣候異常，中國進入極寒時期，北方連年大旱，蝗災蔽日。按理說，這時候朝廷應該開倉賑災，休養生息。但偏偏這個時候，關外的后金（清）在不斷叩關，朝廷為了維持遼東防線，必須投入巨額軍費。

錢從哪里來？

崇禎皇帝雖然節儉，但他沒有變出銀子的法術。于是，遼餉、剿餉、練餉這三餉如泰山壓頂般砸向了底層百姓。

《明史·食貨志》記載，加派的賦稅總額高達兩千多萬兩，這對于已經顆粒無收的農民來說，是什么概念？在陜西的地方志里，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地獄繪卷：

“斗米千錢，人相食……臭穢不可近，父子、夫婦互哭，且語曰：‘今早死，勝于晚死也’。”

請注意這句“今早死，勝于晚死。”當一個國家的子民認為早死是一種解脫時，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已經徹底崩塌了。

對于當時的陜北、河南農民來說，邏輯非常簡單粗暴：

1. 留在家里種地，交不起稅，被官府逼死，或者餓死。
2. 跟著李自成造反，吃大戶，運氣好能活下來，運氣不好戰死，反正都是死，起碼做個飽死鬼。

李自成能在短時間內拉起百萬大軍，并非他的軍事才華有多么驚世駭俗，而是因為大明朝廷把數以千萬計的農民，硬生生逼成了流寇。

所以，當清軍入關，或者李自成攻城時，你指望這些連樹皮都吃光的老百姓去保衛大明？在生存本能面前，忠君愛國是極其奢侈的。對于那數億漢人中的絕大多數赤貧階層來說，明朝的滅亡，意味著那個不斷逼債的惡霸終于死了。

漢人擊敗了漢人

這是最諷刺，也是最需要厘清的一點是，清朝定鼎中原，主力從來就不是滿洲八旗。

多爾袞入關時，帶了多少人？史學界估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加上漢軍八旗，總兵力不過十幾萬。這點兵力，撒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連水花都砸不出來。

真正為清朝打下江山的，是明朝自己的軍隊，我們看幾個關鍵節點：

• 山海關之戰，吳三桂的關寧鐵騎，這是明朝耗費數十年、傾盡國力打造的精銳，最終成了清軍的前鋒。
• 橫掃中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這三順王全是明軍出身，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兵員，還有明朝最先進的紅衣大炮（紅夷大炮）技術。
• 南下江南，后來滅掉南明永歷政權、擒殺桂王的，又是吳三桂。

在《清實錄》的記載中，清初的綠營兵（漢兵）數量迅速膨脹到六十萬以上，清朝極為聰明地實施了以漢制漢的策略。

明朝的衛所制到了晚期已經徹底爛透，軍戶世襲，地位低下，軍餉被層層盤剝，士兵們名為官軍，實為家奴。而清朝入關初期，對于投降的明軍將領給予了極高的待遇（雖然后來有兔死狗烹，但在當時極具誘惑力）。

對于底層的明軍士兵來說，給朱家皇帝當兵是餓著肚子挨打，給清朝當兵（綠營）起碼能發軍餉，能搶劫（清初軍紀極差，常有屠掠）。

所以，這根本不是什么異族入侵的簡單劇本，而是一個組織嚴密、賞罰分明的軍事利益集團（滿漢合流），擊潰了一個內部派系林立、互相拆臺、發不出工資的腐朽集團。

在南明的史料中，我們經常看到這種荒誕的場景，南明的江北四鎮還在為了爭奪地盤互相火并，清軍（其實多是降清的漢軍）已經渡江了。

大清是當時的版本之子

雖然我們在情感上很難接受，但如果剝離民族情緒，純粹從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入關初期的清廷，其統戰水平遠高于崇禎和南明。

崇禎皇帝極其勤政，但他是一個典型的操作越多，錯得越多的領導，他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殺總督5人（袁崇煥、劉策、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抃），巡撫8人（王應豸、陳祖苞、張其平、顏繼祖、馬成名、孫傳庭、蔡懋德、王繼謨），另有2人系被逮后自殺或瘐死。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袁崇煥之死，無論袁崇煥是否有罪，通過凌遲這種極刑處死一位邊疆統帥，直接導致了遼東將門的寒心。后來祖大壽、洪承疇等人的投降，與崇禎這種刻薄寡恩的性格有直接關系。

反觀清初的攝政王多爾袞，他采納了漢臣范文程的建議，在入關之初打出了一張極具欺騙性的王炸牌，為崇禎帝發喪，剿滅流寇。

這一招簡直是神來之筆。

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看來，逼死皇帝的是李自成，清軍是來幫皇帝報仇的，這極大地消解了漢地知識分子和地主階級的抵抗意志。

《清世祖實錄》記載，多爾袞發布諭令：“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

雖然之后緊接著就是血腥的剃發易服和圈地令，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但在決定勝負的關鍵前幾年，清廷成功地利用了明朝內部的階級矛盾（地主士大夫vs農民軍），將自己偽裝成了秩序的維護者。

當南明的弘光政權還在沉迷于酒色、隆武政權還在受制于權臣鄭芝龍時，清廷已經完成了一個高效的軍事貴族與漢族地主階級的利益捆綁。

老達子說

最后回到標題，明朝末年的那數億漢人，為什么輸給了幾十萬滿人？

答案是：那數億漢人從來就沒有作為一個整體存在過，他們是被瘟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城市貧民，也是被三餉逼得易子而食的西北農民，甚至是拿著斷戟殘劍、幾個月沒發軍餉的衛所老兵以及勾心斗角、只顧私利的廟堂高官。

而滿清，就像是一個拿著手術刀的冷酷的外科醫生，或者說，是一個高效的病毒。它趁著宿主（大明）免疫系統（軍事、財政）徹底崩潰、并在發高燒（流民起義）的時候，精準地切入了要害。

大明不是死于外敵，而是死于系統性的多器官衰竭。

《后漢書》有云：“國恒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到了明朝，或許可以改一改：“明非亡于流寇，亦非亡于滿清，實亡于萬歷之怠、天啟之亂、崇禎之察”，以及那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再眷顧這片土地的天道（氣候與瘟疫）。

歷史從來不相信眼淚，也不相信單純的人數堆疊。它只尊重鐵與血的邏輯，以及那個亙古不變的真理：

能不能讓天下人吃上飯，才是決定誰坐天下的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