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徒前夫殺妻案:嫌犯出具精神病證明，免罪金牌豈能被濫用

2025年8月，山東臨沂34歲的來女士在家中慘遭前夫彭某殺害，28處刀傷、5處致命傷，她拖著滿身鮮血從臥室爬到衛生間的求生場景，讓無數人揪心。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兩人11歲兒子的眼前，孩子掙脫束縛后拔下母親身上兇器的畫面，將成為他一生難以磨滅的創傷。如今案件開庭，嫌疑人彭某卻出具了精神病證明，讓受害者家屬在悲痛之余更添焦慮，也再次戳中了公眾的痛點：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每一起惡性兇殺案中，總有行兇者聲稱自己是精神病，難道精神病真的成了逃避刑罰的“免罪金牌”？

在這起案件中，受害者家屬的疑問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刑事案件的精神病鑒定，不該由檢察院主導嗎？為何要讓嫌疑人一方出具所謂的精神病證明？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精神病鑒定的申請主體包括嫌疑人、被害人、辯護人及辦案機關，但鑒定本身必須由具備法定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進行，而非嫌疑人自行提供“證明”即可。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門聯合發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明確要求，鑒定需結合案件事實和被鑒定人精神狀態，作出科學結論，絕非一紙證明就能生效 。

但現實中，“裝病避刑”的亂象確實存在。浙江諸暨就曾發生過這樣的案例，嫌疑人楊某涉嫌販賣毒品，在得知可能被判實刑后，突然“患上”精神分裂癥，多次通過老家的鑒定機構出具無服刑能力的意見，實則通過駕車出行、正常社交等行為暴露了真相，最終被檢察機關揭穿偽裝并收監執行 。這種情況的出現，暴露出部分鑒定程序的漏洞：一方面，個別鑒定機構缺乏嚴格審查，僅依據單方陳述就作出結論；另一方面，嫌疑人利用鑒定程序拖延案件進程，試圖逃避法律制裁。

更關鍵的是，公眾對“精神病免罪”存在認知誤區。法律明確規定，只有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因嚴重精神障礙導致不能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才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 。如果只是有精神病史但作案時精神正常，或者處于間歇期，仍需承擔全部責任。而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對鑒定程序的監督職責，發現鑒定機構無資質、程序違法或鑒定人作虛假鑒定等情況，應當依法提出糾正意見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也明確，檢察院在審查起訴中發現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應當主動進行鑒定，必要時可自行委托鑒定機構 。

精神病鑒定的初衷，是保護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同時確保司法公正，而不是讓犯罪分子鉆空子。相關部門確實需要反思：如何堵住鑒定程序中的漏洞，避免“假精神病”現象泛濫？如何強化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責，讓鑒定過程更透明、結論更科學？浙江諸暨的案例已經給出了答案，通過檢察機關跟蹤調查、全程監督重新鑒定、指紋采樣防止頂替等措施，就能有效揭穿偽裝 。

每一起惡性案件的受害者，都值得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每一個試圖鉆法律空子的犯罪分子，都不應被“精神病”的幌子庇護。希望山東這起案件的審理中，司法機關能嚴格依法進行精神病鑒定，不讓受害者白白犧牲，不讓“精神病”成為真正的“免罪金牌”。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逝者、撫慰家屬，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