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湖北團省委書記冒死自甬赴漢接任，未滿一月即犧牲

卓愷澤，1905年10月出生于浙江奉化縣松岙村。

兒童時代的卓愷澤，十分聰明，勤奮好學，富于想象。一年除夕，父親叫他拜菩薩，他執意不肯。父親舉手欲打，他干脆跑到離家不遠的姐夫家。后來，父親責問他為何不拜菩薩，他說：“小小一張桌子，坐得下12個菩薩？（祭神時方桌一邊排列12只酒杯）菩薩象手指頭那樣大的東西，我為什么要拜呢？”父親無言以對，只好作罷。

11歲時，卓愷澤到離家20多里的裘村忠義高等小學就讀。學校老師頗有進步傾向，經常向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發動學生開展反對軍閥、抵制日貨、勿忘國恥等活動。卓愷澤，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年紀雖小心中卻充滿著愛國激情。

學校舉行演講會，他作了題為《暗殺以寒軍閥之膽》的演講，盡管帶點幼稚，但他以真摯的愛國心和對軍閥的痛恨，講得聲色俱厲，聽者為之感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卓愷澤投身其中，深受教育。這年暑期，他考入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這所學校有不少進步教師，學生運動相當活躍。卓愷澤學習更加勤奮，經常去學校圖書館，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暑期回家時，他發現圖書管理極不經心，散失了許多，非常痛心，就去質問卓祥賡。卓祥賡平日在鄉間橫行慣了，被人當眾傷其體面，不由惱羞成怒，罵卓愷澤是“田雞學生”。卓愷澤回敬他是“座山烏鴉”。

卓祥賡暴跳如雷，氣勢洶洶地要打卓愷澤。卓愷澤不但沒有嚇倒，反而一腳將他踢倒在地，使其狼狽不堪。周圍群眾紛紛贊譽卓愷澤不畏權勢的剛勇性格。

同年12月，他和陳毅、樂天宇等20多名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用更多的精力從事革命工作。

1924年7月，卓愷澤回家度暑假，在奉東一帶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說服母校忠義高等小學訂閱進步刊物，不再訂《時事新報》之類的反動報刊，并與裘古懷一起重編松溪圖書館的書目。

期間，他去寧波找潘念之等人交談，協助寧波黨組織和團地委搞些宣傳工作，動員卓蘭芳等青年積極投入革命。

10月9日，他離開家鄉前往北京，但仍與裘古懷進行頻繁書信往來，議論國是，交流思想，并把《向導》《政治生活》等刊物寄給裘古懷閱讀。裘古懷在日記中寫道：“松溪諸儒中，吾惟獨愛卓愷澤者，蓋亦以彼乃有希望之人也。”受卓愷澤的影響，裘古懷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11月，中共北京地委改選，卓愷澤被選為地委候補委員。他受地委派遣，深入基層指導工作。

1925年3月，卓愷澤出席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積極參加悼念孫中山逝世活動，并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由于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又見解分明，4月間被北京地委列為宣傳工作最佳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當明了的同志之一。

五卅慘案發生后，北京的黨團組織在李大釗領導下，發動各階層群眾，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卓愷澤被派到學聯中工作，和鄧鶴皋、楊善南一起，在學生中組織滬案雪恥會，發動學生罷課和游行，投入反帝愛國運動。

6月底，他被選為團北京地委青年部負責人。

10月，卓愷澤被選為共青團北方區委委員，先后兼任宣傳部負責人、經委書記和團北京地委書記等職。

這段時間里，他參加中共北方區委舉辦的黨校工作，和肖三（時任團北方區委書記）一起，編寫《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講課稿，帶領青年積極投入要求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反日討張（作霖）、反英討吳（佩孚）等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同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開展激烈的斗爭。

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并糾合英美法等八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借口，向中國的軍閥政府發出最后通牒。同時，各帝國主義軍艦云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脅。

帝國主義的這種蠻橫挑釁，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3月18日，北京人民在李大釗為首的北方區黨委領導下，在天安門前舉行了反對八國最后通牒的示威大會。卓愷澤參與組織這次大會，并參加了2000多人組成的請愿團，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要求駁回最后通牒，驅逐八國公使。

當請愿團進入執政府的東轅門時，段祺瑞派軍警封閉東西兩個出口，進行血腥大屠殺，當場打死47人，打傷200多人。卓愷澤在翻墻轉移時，遭到軍警追打，摔下墻來，腰背部受傷，遂被送到蔣著卿（奉化人，時在北京掛牌行醫）家里養傷。

1926年6月，卓愷澤回家養傷等待分配工作期間，協助卓蘭芳開展農民運動，并介紹農運積極分子卓阿位等人入黨。他在松岙后宅堂前召開農民大會，揭露豪紳地主用“打瞎眼筒”的辦法加重剝削農民的事實，動員農民起來斗爭。

他說：“我們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團結起來才有力量，再不給地主‘打瞎眼筒’。土地原耕原種，秋收后付租金，還要實行減租減息。”農民們拍手叫好，當場有近百人報名加入農民協會。

農民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引起了官僚、豪紳的恐懼和驚慌。卓愷澤的舅父莊世民勸他說：“你年紀輕輕，正是求學深造之時，豈可跟著共黨胡鬧，將來落得性命不保，后悔何及！”并以資助他去日本留學為誘餌，企圖阻止他參加革命活動。

但都被卓愷澤嚴詞拒絕，并斷絕往來。他還在曹村曹王廟發表演說，公開揭露其舅父的反動本質，號召農民起來打倒這些官僚、豪紳。

7月30日，卓愷澤被任命為中共上海閘北部委書記。他到任后，深入基層，做好黨、團的組織工作和群眾的宣傳發動工作。他編著了《青年平民讀本》四冊，送經惲代英等人修改后，由上海書店出版發行，在上海、江蘇、浙江一帶頗有影響，因此引起孫傳芳的忌恨，對此書加以查禁，并通輯卓愷澤。

1927年2月，卓愷澤被選為共青團江浙區委委員，負責宣傳工作。不久，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他受黨的指派，起草《宣言》《告民眾書》以及標語、傳單等，為武裝起義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5月，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卓愷澤參加了這次大會，被選為團中央委員。大會閉幕后，他留在武漢團中央宣傳部工作，和陸定一等一起，經常討論時局和理論問題，編寫宣傳大綱。

黨的八七會議后，團中央派卓愷澤到江浙兩省指導工作。他奔波于上海、杭州等地，宣傳新形勢下黨、團工作的方針和任務，耐心教育那些由于大革命失敗而消極動搖的同志振作精神，堅持革命。9月27日，卓愷澤參加在杭州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被選為中共浙江省委委員。

10月，卓愷澤來寧波指導工作，首先召開寧波市委全體會議，根據黨的指示和寧波具體情況，他在會上就學運、工會、商協、婦運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并布置各地把黨、團基層組織盡快地恢復起來。接著，他帶領幾名骨干到鄞南石橋小學，組織鄞南暴動。

11月，浙江黨、團省委遭到敵人破壞，王家謨、貝介夫、徐瑋等黨團省委領導人相繼被捕。黨中央派夏曦、卓愷澤等人重建浙江黨、團省委。

由于敵人搜捕甚嚴，新省委在杭州無法立足，便轉移到寧波。12月，卓愷澤擔任了團浙江省委書記，為恢復和發展浙江的團組織作了很大努力。

一次，他來到家鄉松岙，適逢卓蘭芳等人在籌劃奉化暴動。因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松岙黨支部的部分同志有些動搖。他教育黨員說：“要頂住逆流，避過風浪，堅持斗爭，即使只剩下一個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會抽芽，革命一定會勝利。”他的一席話，堅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

黨的經費非常困難。為籌募暴動經費，卓愷澤去他姐夫和外婆家募來近千元錢。在此之前，他曾寫信給父親，提出變賣家產，資助革命。他父親回信不同意，認為“這豈不是傾家蕩產了嗎？”

他再次寫信動員父親“毀家成國，不亦宜乎”，父親終于資助了幾百元銀圓。卓愷澤用這些錢在上海購買到20多支槍，支持了武裝暴動。

12月下旬，卓愷澤接到團中央通知，要他帶家眷作掩護去上海工作。他母親擔心他的安全，勸他不要再離開家鄉。

他在全家吃團聚飯時，對母親說：“媽，你一向吃素，今天小菜很好，我看你還是開葷吃點魚肉吧！”他母親聽后卻說：“這怎么可以呢？我已吃素信佛，再開葷是罪過的。”

卓愷澤說：“媽，你講得真對！正像你吃素不能再開葷那樣，我既然參加革命，豈可半途而廢！再說人生遲早難免一死，槍彈穿過只有黃豆大小，頭顱砍下也不過碗口大，這又有什么可怕呢！”母親只得含淚送走了心愛的兒子、兒媳和孫子。

1928年3月，湖北黨、團省委遭敵破壞，團湖北省委書記唐鑒壯烈犧牲。卓愷澤被委任為團中央特派員兼團湖北省委書記。

武漢租房極為困難，出租者招貼上寫著“無眷無保休問”的字樣。卓愷澤和家眷只好暫住在旅館里，他一面布置對敵斗爭，一面設法托人找房子。

由于湖北省委的一個內部交通投敵叛變，使湖北黨、團省委又遭破壞，敵人發現了卓愷澤的行蹤。4月19日下午，卓愷澤去武昌召開一個秘密會議，被敵人當場逮捕。當晚，他的妻子和兒子也被敵人抓去。

在獄中，卓愷澤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對兇神惡煞般的敵人，他堅不吐露黨的機密。一天，他乘獄卒不在眼前，對關在隔壁牢房里的妻子說：“我決心一死，你不要難過，要堅強地生活下去。”

4月22日晚上，他給父母寫下了遺書。26日，卓愷澤坦然自若地跨出牢房，向難友們告別，臨刑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犧牲時，年僅2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