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3月19日，北京。
這位前軍統北方區區長，在大牢里這一蹲就是整整26年。
面對特赦，工作人員讓他填志愿，這倔老頭把筆一摔，就撂下一句話：“死也不去臺灣，我要定居大陸！”
可在25年前那個寒風刺骨的冬天，當朝鮮半島的炮火聲傳過來時，這老頭可完全是另一副模樣。
那時候，他嘴上喊著“看熱鬧不嫌事大”，心里卻跟明鏡似的，連夜爬起來寫下了五千字的《美朝戰爭的預測》。
你說怪不怪？
究竟是什么，讓這群原本都在等著看笑話的敗軍之將，在大墻之內搖身一變，成了志愿軍的“編外參謀”？
咱們把時鐘撥回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的消息傳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這里關著幾百號國民黨高級將領，起初那空氣里，彌漫著一股子說不清道不明的詭異勁兒。
他在回憶錄里自己都承認：“我身在監內，心在監外，幸災樂禍地唯恐天下不亂。”
可你別被他這層皮給騙了。
他嘴上說得輕巧，心里其實在流血。
他跟美軍打過交道，太清楚人家那是武裝到牙齒的鋼鐵怪獸，他怕剛成立的新中國軍隊吃大虧。
于是，這位性格古怪的“毒舌”，一邊跟同學、老師賭氣拍桌子，一邊卻提起筆，洋洋灑灑寫了五千字。
正如他后來所說，他畢竟是黃埔出來的，做夢都希望看見祖國統一，哪怕這統一不是他那一方完成的。
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糾結勁兒，在杜聿明身上表現得就更直接了。
被俘前，杜聿明是徐州“剿總”副總司令。
作為黃埔一期的大師兄，他在緬甸跟英美聯軍是真刀真槍混過的，對這幫盟友的底細門兒清。
大病初愈的他，是第一個站出來潑冷水的——但這盆冷水，他全潑向了美軍。
杜聿明在材料里寫得極狠：“美國人武器好、火力猛，但不懂戰略戰術。
他們打仗不看地形、不看士氣，步兵戰斗力那就是個渣。
只要指揮得當，中國能贏！”
這份見解，絕不是紙上談兵。
那一刻，杜聿明把自己當成了純粹的中國軍人，而不是那個被打敗的蔣軍將領。
跟他有同樣覺悟的，還有功德林的“學習委員”王耀武。
王耀武是個明白人，家里有兩臺美制拖拉機，跟美軍打交道也是家常便飯。
但他跟老蔣早就恩斷義絕了。
被俘后，他在廣播里喊話勸降，氣得蔣介石當場砸了收音機。
在功德林，王耀武利用自己“學習委員”的身份，專門搞了個辦公室，拉著宋希濂一起，把學員們的意見匯總上報。
在王耀武的組織下，一個名為“美軍戰術研究班”的特殊機構，就在這監獄的高墻里成立了。
誰來當這個班長？
不是資格老的杜聿明，也不是圓滑的王耀武，而是資歷相對較淺的楊伯濤。
楊伯濤是黃埔武漢分校第七期的，原十八軍軍長。
十八軍那是陳誠“土木系”的起家部隊，全套美械裝備。
放牛娃出身的楊伯濤，在十八軍當過美械裝備干部訓練部主任。
論對美式裝備的了解，他敢說是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這個班長，楊伯濤當得心甘情愿。
為啥？
因為他這條命，是解放軍給的。
淮海戰役突圍時，他掉進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眼看就要凍死。
楊伯濤后來回憶說：“沖上來兩個解放軍戰士，把我左右架住，急行軍走了十多里地，到一個指揮部給我燒火烤衣服。”
救命之恩，那得涌泉相報。
楊伯濤不僅當了班長，還把以前那些美軍教官教的壓箱底的東西，全給倒了出來。
在這個研究班里，還有第十軍軍長覃道善，這個本來因為施放毒氣彈要被判死刑的大胖子，因為寬大政策撿回一條命，這會兒也正絞盡腦汁地回憶美軍的布陣習慣。
有意思的是，在這個“智囊團”里，楊伯濤堅決不帶黃維玩。
雖然黃維也是土木系的大佬，但在楊伯濤眼里，黃維就是個只會紙上談兵的書呆子。
楊伯濤一直認為，自己被俘就是讓黃維瞎指揮給坑的。
所以，即便黃維后來轉過彎來想寫點東西，楊伯濤大概率也是翻個白眼看不上的。
王耀武、杜聿明、楊伯濤是1959年的第一批；宋瑞珂是1960年的第二批；覃道善是1961年的第三批。
看著子孫后代在紅旗下自由生活，這位老人感嘆：“這個幸福不僅在我個人身上體現出來，在子孫身上也體現出來了。”
1950年的那場戰爭，打出了中國的國威，也打醒了這群戰犯的軍魂。
在那間特殊的教室內，沒有硝煙，只有沙沙的寫字聲。
他們或許曾是敗軍之將，但在民族大義面前，他們守住了黃埔軍人的底線。
這六位“編外參謀”，各有千秋。
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當年若是真讓他們去朝鮮戰場當個參謀，您覺得誰的戰術素養最高？
誰又能給志愿軍提供最大的幫助？
這恐怕是留給歷史最有趣的一道假設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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