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過草地的女紅軍當農民，朱老總怒斥當地領導：你知道她是誰嗎？

1962年初夏，井岡山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把山路沖得泥濘難行。躲在樹下的護林員看到一支小分隊艱難前行，隊伍最前面是頭戴舊軍帽、拄著手杖的朱德。這一次回山，他掛念的不只是戰地舊址，還想找一名失散多年的女紅軍——王泉媛。

朱德和康克清一路向南，輾轉來到吉安邊陲一個叫王家排的小村。低矮的瓦房，院中晾著粗布衣裳，年近半百的王泉媛正彎腰劈柴。當年西征女團長的英姿，被歲月壓成布滿老繭的雙手。康克清上前握住她，“泉媛，我們來看你。”一句話讓王泉媛噙著淚，雙手還在顫。

時針撥回1930年3月。江西敖城，紅軍連夜入城宣傳，18歲的王泉媛聽得熱血沸騰，趁家人不備跨出家門，加入紅三軍。她識字不多，卻明白“跟著紅軍走，窮苦人有盼頭”。兩年后，她已能帶小分隊做宣傳、辦夜校，腳底磨出血泡也從不叫苦。

1934年下半年，中央蘇區局勢緊迫，婦女工作團急缺敢沖鋒的骨干。王泉媛被臨時抽調，恰在此時認識了王首道。一個做群眾動員，一個管作戰聯絡，兩人常在夜里對接任務。久而久之，那點好感悄悄生根，可她心里清楚自己當過童養媳，不敢輕易表露。

遵義會議后，蔡暢找到王泉媛長談。她一句“革命面前人人平等”擲地有聲。幾天后，統一的紅軍隊伍里多了一對并肩作戰的夫妻。然而婚后第二天，部隊兵分幾路，妻西進、夫北上，連合影都沒來得及留。

長征途中，王泉媛三過草地。缺糧時，她把僅剩的半塊糌粑塞給年紀最小的衛生員；過沼澤時，她用腰帶系住兩名體力不支的女兵。1936年10月，西征部隊在甘肅高臺集結，她被任命為婦女先鋒團團長，麾下千余名女兵，一聲令下，立刻列隊，士氣不輸任何主力團。

可惜風云瞬變。1937年初，西路軍陷入河西走廊，補給斷絕、騎兵短缺，約兩萬人被迫分散突圍。4月，高臺以西的戈壁灘響起馬蹄聲，馬家軍圍堵而來。為掩護指揮機關，王泉媛率女兵阻擊三晝夜，子彈打光就拆機槍腳架當木棍。最終彈盡，人困馬乏，大批將士被俘。

屠刀落下前，她被指給馬進昌當妾。王泉媛咬牙逃跑，連著三次，身上新傷蓋舊疤，仍沒放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北疆局勢混亂，她終于在夜色中翻越秦嶺，摸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遺憾的是，西路軍被俘歸來的人員因各種原因多數無法立刻歸隊，她的請求也被擱置。

走投無路，她只好沿路乞討回吉安。1942年冬天，她瘦得皮包骨，手里只握著一張褪色的入黨介紹信。為了生計，她改嫁一位木匠，懷揣“總有一天能再穿軍裝”的念想，日子卻愈發拮據。

新中國成立后，她被吸收入林場當保管員。1951年，丈夫因“傷害紅軍”的莫須有罪名被判刑，她被連帶撤職，戶口又回到農村。這一跌，王泉媛在田間埋頭十余年，默默種稻、剪棉、養豬，沒有一次向組織開口。

時間回到井岡山雨夜。朱德讓地委負責人立刻安排工作，地方干部卻小聲嘀咕“程序不合”。朱德放下手杖，聲音陡沉：“你知道她是誰嗎？”一句話把屋頂瓦片都震得作響。當天夜里，縣里連夜開會，決定復查舊案。半年后，王泉媛丈夫獲平反，她被聘為鄉敬老院院長。值得一提的是，院里賬簿顯示，她沒領一分錢工資，全用在老人炊煙上。

1982年秋，王泉媛在兒媳陪同下進京。康克清接到電話，一句“老戰友到了”就放下手中文件，將她請到家里。那天晚上，客廳燈光一直亮到凌晨。次日，王首道也趕來，四十多年未見，夫妻對視，無言落淚。王首道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她的功績應當記賬，不能再拖。”

1989年11月，中央有關部門批復：恢復王泉媛黨籍和紅軍軍銜，按老紅軍標準發放津貼。文件送到吉安時，正趕上農戶曬晚稻，她拿著蓋章公文站在曬谷場，一時竟忘了收拾滿地稻穗。

2004年5月21日，媒體記者抵達王家排。采訪完畢，鏡頭里這位白發老太戴著舊軍帽，神情淡定：“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只要國家需要，我這把老骨頭隨時還能上路。”隨后，她俯身去扶一把快要倒的籬笆，動作依舊干練。

有人評論，如果當年能順利歸隊，王泉媛很可能在建國后穿上將星閃耀的軍裝。但歷史沒有如果，她用另一種方式完成了抵達——不向屈辱低頭，不向困苦服軟。終其一生，她守著一件事：哪怕卷入塵埃，旗幟也要高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