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援藏干部叛逃者周述武留遺言，死后一定把他骨灰送回老家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清晨，京山南街的車站來了兩位陌生人——一位步履蹣跚的中年婦女與一個黑瘦少年。婦人懷里緊緊抱著一只木盒，像是怕碰碎了什么。問路的人得知，她叫張順嬌，少年名周添元，而盒里裝著周述武的骨灰。消息頃刻間傳開：當年的援藏干部、二十八年前叛逃印度的周述武，終于“回家”了。

縣里臨時決定派車送他們去周家祖墳。路不遠，僅二十多里，卻走得格外沉重。車廂里，張順嬌聲音嘶啞：“他生前求了好幾年，都沒捱到體力恢復，如今只能帶一捧骨灰回來。”少年低著頭沒吭聲，手掌卻覆在木盒上，關節發白。陪同的干部想起檔案中那段塵封往事，不由得嘆氣：“這就是歷史留下的疤。”

時間要撥回到一九五一年夏天。西藏和平解放后，大批內地干部翻山越嶺進藏開展民主改革。那一年，三十七歲的周述武離開湖北老家，只給妻子周德芳留下一句“干完三年就回”，便踏上了雪域高原。誰也不會想到，三年期滿，他卻走上了另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

初到日喀則，周述武火力十足——土改、修路、辦夜校，天天在最偏遠的牧區跑。地方黨委看中他的干勁，提任江孜縣委副書記。可高原上的政治空氣變化快，六十年春節前夕的一次會議成了轉折點。周述武當眾說了句“僧侶也能做朋友”，原本無心之語，卻被同僚認定“立場不穩”。會后，他吃了黨內警告，撤職停工。自尊心受創，他郁郁數月，那股勁頭一夜間沒了。

就在迷茫最深時，一個名叫丹珠的女翻譯闖進了他的生活。丹珠國語流利，笑容熱烈，與周述武多次出入上層貴族的寺院，為他牽線搭橋。一位地位顯赫的活佛送上金表，說是“友情見證”。風口浪尖，金表反成利刃。有人當面質問：“你這是被統戰了？”周述武面紅耳赤，百口莫辯。隨后又接到上級急電，命他立刻赴地委說明情況。惶惶不安之際，丹珠低聲勸他：“走吧，去印度。那里有人接應，金子也替你備下。”她遞來一小包黃金，“留在這兒，早晚出事。”

六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夜，周述武帶著二十份機密文件和三支槍，牽著丹珠越過南迦巴瓦雪嶺。幾天后，印度邊防部隊在阿魯納恰爾邦將他們“保護”起來，各路外媒隨即把他捧成“叛逃英雄”。他曾對著話筒迷茫地說：“我愿意講真話。”可很快發現，記者只要他一句——“中國不自由”。之后的八行字，統統被剪掉。

更扎心的在后頭。丹珠卷走大半黃金，留下一紙分手信。印度政府安排的優待金堅持不到兩年便停止發放；外國情報人員也懶得再理這位“舊聞人物”。謀生的差事，從給華人商店搬貨，到蹬人力車，最后停在一間門臉巴掌大的小飯館。招牌寫的是粵菜，實際上不過面條加咖喱——附近的工人吃得順口，他也就賴以糊口。

轉眼七十年代。與廣東籍寡婦張順嬌結合，是命運給他的第二次家庭。婚后兩人抱養了一女一子，小日子緊巴卻溫暖。可連年操勞讓這個昔日意氣風發的援藏干部積勞成疾，慢性肝病纏了他整整十年。屋子里堆滿空藥瓶，墻角卻蹲著越來越大的孩子。生活的拮據，讓他愈發想起湖北老屋的桂花香，“要是能回去就好了”，這是他常念叨的夢。

一九八六年，契機終于出現。旅印華僑把國內最新政策帶給他：回去認錯，國家照樣接納。那晚，他伏在桌前寫了四頁信紙，字字剜心。信里有一句話很重：“活著回不得，死也要葬在家鄉土。”京山縣很快回信，肯定其認錯態度，歡迎歸來。讀完信，他泣不成聲，反復對妻子說：“還有機會。”

然而病情不給情面。八八年二月，他躺在木床上，握住張順嬌的手：“告訴家鄉，我愿立遺囑，骨灰一定要回去。”話音落下，人已氣若游絲。當夜子時，雨點拍屋檐，印度醫生宣告他心跳停止。華人朋友湊錢辦了火化，張順嬌抱著骨灰盒守了一夜，眼圈通紅。

歸途中波折接連不斷。印度方面手續繁復，機票貴得驚人，若非老朋友們集資，母子倆根本踏不出德里的悶熱機場。飛機在北京降落時，已是初夏。那幾天，首都的雨下得很大，站在艙梯口，張順嬌讓兒子把骨灰盒貼在胸口，說：“這是你爸爸的心，他回家了。”

京山縣對這對歸來母子伸出援手——糧本、公寓、補助、學費全包。這不是破格，而是對政策的兌現：來去自由，改過自新。周添元在鎮小學讀書時，總覺得低人一頭，可每當老師拿出縣里寄來的減免通知，他會抬起頭，感覺老屋后那片竹林在為自己搖葉子。

一晃八年，周添元職高畢業，被分到縣鈣塑廠，成了正式工。張順嬌搬進了福利社旁的半間平房，日子雖清淡，卻再不用擔憂明天柴米。有人好奇問她：“你們回來啥都沒帶，政府為啥還幫？”她笑了笑：“回家的人，家里就得收。”

周添元偶爾翻開父親留下的破舊日記，墨跡斑駁：一頁寫著“新辟十三畝麥田”，一頁寫著“收表事誤己”。最末一頁貼著泛黃的兩寸黑白照，那是周述武三十七歲時在日喀則的合影，眉宇間透著鋒利。再往后，是空白。孩子輕聲說：“爸當年在雪山上走丟了，現在該安心了。”

多年過去，那個墳頭草已長至半人高。清明時節，鄰村老人常見張順嬌帶著小板凳坐在墳前，數著那些年輕歲月的得與失。她沒讀過幾本書，說不出大詞，卻記得丈夫入藏前給鄉親揮手的樣子，也忘不了他夜里自責夢囈里的“對不起”。于是，每到傍晚，她都把隨身鑰匙掛在墳邊樹枝上，像是在告訴逝者：家就在不遠處，想回就回來，門永遠開著。

周述武的故事被地方檔案館整理，標題是《叛逃者的懺悔與歸土》。信件、批示、旅印僑胞的佐證材料，一并封存。偶有研究者來查閱，驚訝于那一摞塵封的電報：六十年代，他被各路敵對電臺吹成“湖北的切·格瓦拉”；八十年代，他在德里開飯館的執照還被拍成照片，貼在不起眼的角落。

有意思的是，昔日戰友聽聞其骨灰歸來，并未多言苛責。有人在祭文上寫了一句：“是非功過，自有春秋。”他們知道，那個年代的山口彎多，走錯一步，再想回頭，常需用半生去償還。若干年后，新一批年輕人到京山采訪，鎮里的老人抬手指向那片墳冢：“記住他，也記住那段路難走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