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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某小區同一房間里,335條電信寬帶被違規審批安裝—— 這則聽起來像荒誕劇的新聞,揭開了運營商基層管理中隱藏的病灶。據報道,涉事分公司原總經理明知該業務存在PCDN違規風險、用途造假,仍一路綠燈,最終因違紀被調離崗位。如此匪夷所思的操作,與其說是個人失德,不如說是畸形考核機制催生的怪胎。
類似的“數字游戲”在行業內并非孤例。某省聯通分公司曾為沖刺“5G用戶數”,要求員工給老年機用戶強行開通5G套餐,導致大量投訴;某地移動為完成“云業務指標”,虛構企業云服務訂單,用公司賬戶為“空殼客戶”代付費用。這些案例的共性在于:為了考核表上的數字好看,基層不惜突破規則底線,將“完成指標”凌駕于“合規經營”之上。
深究根源,問題往往出在考核機制的“指揮棒”上。當運營商的業績指標細化到“每月新增寬帶數”“5G滲透率”“云業務簽約額”等硬性數字,且與管理者晉升、團隊績效直接掛鉤時,“唯指標論”便會異化為“唯數字論”。云南這起案例中,335條寬帶對應的是實打實的“業務量增長”,至于這些寬帶是否真的服務用戶、是否擠占網絡資源、是否違反監管規定,在“完成考核”的迫切性面前,都成了可以暫時擱置的次要問題。
這種考核導向,正悄然扭曲著國企的工作生態。有基層員工調侃:“我們10%的時間在干活,40%的時間在證明自己干了活,剩下50%的時間在證明自己不用擔責。”這話雖帶戲謔,卻戳中了痛點:當“留痕管理”異化為“痕跡主義”,當“合規流程”變成“免責工具”,真正創造價值的精力被嚴重稀釋。某央企審計報告曾披露,一個工程項目從立項到驗收,需填報23類報表、簽署17份責任書,光“風險防控說明”就厚達50頁,而實際施工周期僅占總耗時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警惕的是,考核機制的“唯結果論”正在催生“上下合謀”的造假文化。上級部門只看報表數字,基層便在數字上做文章;總部強調“零投訴”,分公司就私下與投訴用戶“簽諒解協議”;集團要求“創新業務占比”,地方就把傳統業務包裝成“數字化轉型項目”。云南的335條寬帶,本質上是基層對“業務增量考核”的極端回應——你要數字,我就給你數字,哪怕這些數字背后是對資源的浪費、對規則的破壞。
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光靠處理幾個責任人遠遠不夠。真正需要重構的,是考核體系的價值導向:從“重數量”轉向“重質量”,從“重結果”轉向“重過程”,從“重短期”轉向“重長期”。例如,將“用戶滿意度”“網絡資源利用率”“合規經營率”等質性指標納入核心考核,與業務量指標形成平衡;對基層管理者實行“容錯清單”與“問責清單”雙軌制,既鼓勵創新突破,也明確紅線底線。
國企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其考核機制理應體現“責任”與“效益”的統一。當一個房間能拉335條寬帶的荒誕事件不再發生,當員工不必為了應付考核而耗費過半精力“自證清白”,當“干實事”比“填報表”更受重視,企業的活力與公信力才能真正生根發芽。畢竟,考核的終極目的是引導創造價值,而非制造數字泡沫——這個簡單的道理,值得每一個制定規則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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