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紅巖》出版后在全國爆火，沈醉卻說：提審江姐內容不真實

文章來源于文史道，作者冰伊

1961年冬，長篇小說《紅巖》正式出版。

封面是一株迎向晨曦的青松，書名以魏碑體鐫刻，仿佛要把“筋骨”也寫進字里行間。

首印不過十萬冊，卻在兩個月內被搶購一空；兩年內加印十余次，總發行量突破四百萬冊，創下當時中國長篇小說的紀錄。

江姐、許云峰、成崗……這些從渣滓洞、白公館血泊里站起來的人物，一夜之間走進車間、田埂和課堂，成為整個民族最滾燙的精神火種。

然而，就在全國為之落淚、為之沸騰的時候，北京一間普通民居里，一位六十歲的老人卻對著書頁連連搖頭。

他直言：“《紅巖》的故事雖然很感人，但提審江姐那段，跟我親眼所見的不一樣。”

那個人，就是沈醉。

《紅巖》，時代的精神燈塔

《紅巖》是我國解放后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由羅廣斌、楊益言根據親身經歷創作完成。

首次出版于1961年12月，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紅色經典。

小說以1948年至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為背景，描繪了G民黨統治最黑暗時期，我組織地下D人在渣滓洞、白公館等集中營內與敵人展開的英勇斗爭。

作品通過三條主線展開：一是獄中斗爭，集中刻畫了許云峰、江姐等人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殘酷P害，始終堅守信仰、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二是城市地下工作，展現了重慶地下D與G民黨特務的周旋與較量，通過編印《挺進報》、組織罷工等方式，揭露黑暗、支持解放戰爭。

三是農村武裝斗爭，描繪了華鎣山等地的G命武裝與敵人的戰斗。

小說成功塑造了許云峰、江姐、成崗、華子良等一批意志堅定、形象高大的共產黨人英雄群像。

同時對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頗具特色，既揭示了他們的反D本質，又不流于臉譜化。

作品結構錯綜復雜又富于變化，善于刻畫人物心理活動和烘托氣氛，語言樸實，筆調悲壯，被譽為“G命的教科書”。

正因如此，《紅巖》自出版以來，累計發行逾千萬冊。

并被譯為多國語言，并衍生出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電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對弘揚G命精神、傳承紅色基因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外，《紅巖》的出版，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正處于百廢待興的階段。人們渴望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尋找前行的方向。

《紅巖》的出現，無疑滿足了這一需求。

它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讓讀者深刻感受到了G命先輩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和無私奉獻。

隨著《紅巖》的廣泛傳播，它迅速超越了文學界，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

話劇、電影、歌劇等多種藝術形式紛紛對其進行改編和演繹，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力。

江姐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成為了無數人心中的英雄偶像。

尤其是，她那句“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的豪言壯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理想和信念而奮斗。

然而，就在《紅巖》如日中天之時，沈醉的一聲質疑如同一盆冷水，澆在了人們熾熱的心頭。

說到沈醉，可能很多讀者比較陌生，但在歷史上，他卻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存在。

他是當時軍統的“四大金剛”之一，特務頭子戴笠的心腹，白公館、渣滓洞許多K刑的策劃者。

1948年江姐被捕期間，他曾親眼目睹了江姐的審訊過程。正因如此，對于《紅巖》小說中關于江姐被審的過程，他表示描寫的不真實。

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加工

《紅巖》出版3年后，1964年，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補充史料，找到了當年的對手沈醉。

在與沈醉的交談中，羅廣斌、楊益言才得知，當時江姐被審訊時，并沒有使用指縫釘竹簽，而是使用的筷子夾手指。

小說中，羅廣斌、楊益言之所以寫到江姐被上了“指縫釘竹簽”，是他們在采訪江姐身邊的一些人說的。

與江姐同在一個監舍幸存的舍友回憶說，當時她看到江姐被審回來，雙手鮮血淋漓，連上鋪都上不去，只能靠舍友們的幫助才能爬上上鋪。

所以他們推斷江姐受刑時是被釘了竹簽，書中寫道：特務嚴醉命人拿竹簽殘忍地釘進了江姐的指甲蓋。

嚴醉現實生活中的原型就是沈醉，他當時在場，所以對當時的場景十分清楚。在他的解答下，大家才知道江姐當時受的罰是筷子夾手指。

除此之外，在與沈醉的交流中，沈醉還透露了一段被《紅巖》省略的關鍵細節：

1948年8月，重慶行轅二處審訊室。江姐被反綁在木椅上，徐遠舉親自提審。

先問組織名單，江姐閉口不言；繼而以死相逼，仍得不到半個字。徐遠舉惱羞成怒，喝令左右“把她衣服扒了，看她還硬不硬！”

特務們哄笑著圍上去。

就在那時，始終沉默的江姐突然抬頭，聲音不高，卻句句如刀：

“徐遠舉，你也有母親、姐妹、女兒！今天你們扒我衣服，就是在扒全天下的女人！你們敢做，就敢當千古罪人！”

一句話，把滿屋笑聲釘死在空氣中。徐遠舉愣住，臉色青一陣白一陣。

沈醉當時正站在門口，見狀低聲勸了一句：“換個辦法吧，別出這下策。”徐遠舉這才揮手讓人退下，改上“竹筷夾指”的K刑。

這段插曲，《紅巖》里沒有寫。也許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根本不知道這個場景，又或者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不能寫。

1961年的出版環境，對“女性受辱”細節極度敏感；為了能讓書走進課堂、走進工廠，作者只能把最尖銳的部分隱去。

但在沈醉看來，跳過江姐與徐遠舉的言語沖突，確實“把江姐寫單薄了”。

她不僅扛住了肉體折磨，更曾在精神層面反擊敵人，用倫理與尊嚴的利刃，讓對手先膽怯一步。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有人怒斥沈醉“反D到底”，也有人悄悄嘀咕：“敵人嘴里吐出來的，就一定是假？”

面對爭議，沈醉只回應了一句話：“我不是否定江姐的偉大，恰恰相反，我看見的她，比你們寫的更偉大。”

今天再讀這段公案，我們或許更能體會“歷史”與“文學”之間那條細若游絲的界線。

歷史要的是細節，文學要的是象征；歷史把傷口全部攤開，文學把傷口最痛的一寸留給讀者想象；歷史讓英雄先成為“人”，文學讓“人”最終成為精神符號。

沈醉提供的，是歷史的那一寸血肉；羅廣斌、楊益言剪裁下的，是文學的那一寸筋骨。

兩者合在一起，才拼出江姐完整的形象：

她會在刑臺上怒斥敵人，也會在牢房里給難友掖好被角；她二十九年的生命，既被竹簽釘得血肉模糊，也被信念照得通體透亮。

1961年的《紅巖》依舊擺在書店最顯眼的位置，封面上的青松依舊挺拔，而她的精神還在鼓舞著新一代的世人，閃耀在新時代的星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