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許世友兒子被抓，可能要重判，許世友：就是槍斃，我也支持

許世友這一輩子，活得像一塊堅硬的石頭，風吹雨打都不怕，但他心里最軟的地方，藏著七個孩子的名字。這七個孩子，三男四女，其中六個是他和田普一手拉扯大的。在那個馬背上打天下的年代，生孩子不像現在這么講究，沒有保溫箱，沒有月子中心，往往是部隊打到哪兒，孩子就生在哪兒。許世友給孩子起名字，從來不翻字典，也不找算命先生，他眼前的戰場、腳下的土地、心里的國家，就是最好的起名書。

先說大女兒。那是解放戰爭最膠著的時候，許世友帶著部隊在經夫山一帶和敵人拉鋸。戰壕里的土還燙手，硝煙還沒散盡，通訊員就跑來報喜，說首長家里添了個千金。許世友剛把槍里的彈殼退出來，滿手都是黑灰和油污，他站在經夫山腳下，抬頭看了看那座并不高的山頭，又低頭看了看剛送來的報喜條，大手一揮：“就在經夫山生的，這地方有紀念意義，叫許經夫！”

這名字聽著確實有點“硬”，不像個姑娘家的名。后來大女兒長大了，上學讀書，同學一聽這名字就覺得像是個男兵，或者是個什么復古的代號。她自己也覺得別扭，那是新社會了，講究文明雅致，就自己做主改成了“許麗”。但在許世友心里，哪怕改了名，那也是經夫山的女兒，骨子里得有山的硬氣。

二兒子來得更是時候。那是部隊正在急行軍，許世友騎在馬上，馬脖子上的鬃毛隨著步伐晃動。突然有人跑過來，氣喘吁吁地喊：“首長，家里又添丁了，是個帶把的！”周圍的戰士們一聽，都樂了，這叫雙喜臨門。許世友在馬上挺直了腰板，看著遠處連綿的隊伍，那種作為軍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把馬鞭在空中甩了個響鞭，大聲說：“人民軍隊永遠不會倒，這孩子是軍隊的兵，就叫建軍！”許建軍，這三個字，后來成了許家老二的代號，也成了他一輩子的緊箍咒。

再往后數，二女兒許桑園、三女兒許華山，這倆名字一聽就是“地理盲盒”。那時候部隊流動性大，田普帶著孩子跟著部隊走，走到桑園村就生了桑園，走到華山縣就生了華山。許世友覺得這法子好記，不用費腦子，還能記住戰斗過的地方。外人聽著覺得這當爹的太隨意，好像孩子是路邊撿來的，隨便按個地名就打發了。但對許世友來說，這不是隨意，這是一種血濃于水的記憶錨點——無論走到哪兒，孩子的根都在部隊，都在這片剛打下來的江山上。

三兒子叫許援朝，這名字不用猜，肯定是抗美援朝那幾年的產物。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家里還沒喘勻氣，美國人就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許世友那時候雖然沒第一批入朝，但心早就飛過去了。兒子出生的時候，他正對著朝鮮地圖發呆，聽到孩子的哭聲，他把鉛筆往地圖上一戳：“叫援朝，讓他記住，他是為了援助朝鮮、保衛國家生的。”這名字在當年的重名率極高，但在許家，這名字沉甸甸的，代表著一種國際主義的血性。

最有意思的是小女兒。她生在國家搞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期，那時候街頭巷尾的大喇叭里天天喊“經濟建設”，許世友覺得這詞兒時髦、實在，就給閨女起名叫“許經建”。可到了六七十年代，形勢變了，外面亂糟糟的，許世友看著小女兒在院子里跑，心里突然泛起一陣無奈。他把田普拉到一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搞什么經建啊，這年頭，平平安安當個小兵最實在。”田普也是個直性子，看著滿街的大字報，心里也堵得慌，順口就說：“那就改個名，別跟你姓許了，隨我姓田，就叫田小兵，咱不圖建設不建設，就當個老百姓的小兵。”

就這么一句話，戶口本上的“許經建”變成了“田小兵”。這一改，家里的氣氛倒是輕松了不少。原本沉重的時代壓力，好像被這一個“小兵”給沖淡了。許世友聽著這名字，嘿嘿一笑：“田小兵好，田小兵不用操心國家大事，只要站好崗就行。”

這一大家子，名字連起來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經夫山、建軍、桑園、華山、援朝、經建、小兵。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硝煙彌漫的歲月，都是許世友這個從大別山走出來的將軍，對這個國家最直白、最樸素的告白。

2、家里的“練兵場”和特殊的“家法”

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局勢稍微穩當了點，許家的日子也算進入了一段“黃金期”。孩子們一個個像雨后春筍一樣往上竄，大的背著書包上學，小的穿著開襠褲滿院跑。家里墻上掛著一排書包，早起吃飯的時候，碗碰碗，筷子碰筷子，叮叮當當像個食堂。

許世友在外面是威風凜凜的軍區司令，回到家就是個說一不二的“總教頭”。他那套帶兵的法子，一點沒糟踐，全搬回了家。在他看來，孩子就是兵，不聽話就得練，練不好就得罰。他的“家法”就一個字：打。這不是那種象征性地拍兩下，是真打，而且男女平等，絕不搞“重男輕女”那一套，也不搞“窮養兒富養女”的講究。

有一回，二女兒許桑園和三女兒許華山趁著大人不注意，逃學跑去外面的野地里抓螞蚱、摘野花。那時候野地里不僅有花，還有水渠，挺危險的。老師發現人不見了，一個電話打到許世友辦公室。許世友正在看地圖，一聽倆閨女跑沒影了，火騰地就上來了。他讓警衛員把倆逃兵押回來。

倆小姑娘一進門，看見父親黑著臉坐在藤椅上，手里還拿著那根平時用來教訓警衛員的樹枝，嚇得腿都軟了。許世友二話不說，指著許華山：“過來！”許華山個子高，以為能躲過去，結果被許世友一把拎過去，按在腿上，那樹枝結結實實地就抽在了屁股上。那是真疼，許華山哇地一聲就哭出來了。

旁邊站著的許桑園一看這架勢，知道自己跑不了，反而不害怕了，一邊抹眼淚一邊還嘴硬：“爸，你還沒打我呢！”按常理，這屬于“求打”，一般家長也就順手給兩下完了。誰知道許世友一聽這話，把樹枝放下了，歪著頭看了看許桑園，又看了看還在哭的許華山，突然樂了：“嘿，你個小不點，還替姐姐操心？你看你姐，長得比你高，還比你先挨打，你這姐姐當的，比妹妹還矮半頭，算了，這頓打先記著，等你長高了再補！”

一屋子的緊張氣氛，被這一句調侃給攪和了。倆閨女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鼻涕泡都笑出來了。這就是許世友的厲害之處，他打你是真打，疼也是真疼，但他不把你當仇人，打完了還能跟你開玩笑，讓你記吃又記打。

還有一次，大女兒許麗（那時候還叫許經夫）因為是老大，在弟弟妹妹面前擺架子，有點“家長作風”，把幾個小的惹急了。那幾個小的也不是省油的燈，一合計，直接跑到許世友那兒去告狀，嘴里還喊著：“姐姐壓迫人！姐姐是法西斯！”

“壓迫”這詞在當年可是個大帽子，許世友一聽，那還了得？這不僅是家庭矛盾，上升到政治高度了。他背著手，虎著臉，大步流星走到大女兒房門前，那架勢像是要去炸碉堡。手舉起來，眼看就要一掌把門板拍碎，屋里的許麗嚇得縮在被子里發抖。

可就在手要碰到門的一瞬間，許世友停住了。他想起孩子大了，有自尊心了，真打壞了也不行。他把手收回來，在半空中畫了個圈，轉身對那幾個告狀的小的說：“去，搬個凳子在門口坐著，喊口號！喊‘反對壓迫’，再唱《團結就是力量》，什么時候唱得你姐出來認錯，什么時候停！”

于是，許家大門口就出現了奇觀：幾個小的坐在板凳上，扯著嗓子吼：“反對壓迫！打倒法西斯！”唱得五音不全，調都跑到太平洋去了。大女兒在屋里聽著又好氣又好笑，最后實在繃不住，推門出來，臉漲得通紅，跟著一起唱。許世友站在旁邊聽著，也跟著打拍子，等唱完了，他背著手說：“以后誰再搞壓迫，就讓他們唱一天，我看誰的嗓門大。”

這就是許家的教育方式，簡單粗暴里透著一種特殊的溫情。許世友不講什么大道理，他信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也信“集體力量大”。他不想讓孩子們變成嬌滴滴的少爺小姐，他要的是那種摔打出來的韌性。所以，等到孩子們長到十幾歲，到了參軍的年紀，他根本沒跟孩子們商量，大手一揮：“都去當兵！部隊是個大熔爐，進去煉一煉，煉成鋼是你們的造化，煉成渣也別回來哭。”

就這樣，許家六個孩子，除了還在上學的，全被他塞進了軍營。大兒子許光在大別山區當兵，一待就是好多年；二兒子許建軍進了南京軍區；三個女兒也都穿上了軍裝。許世友有個死規定：在部隊里，誰也不許提是我許世友的孩子。想提拔？靠本事；想入黨？靠表現。誰要是敢打著他的旗號在外面招搖，回來腿給你打斷。

所以許家的孩子在部隊里，最多干到團職，沒一個能靠著父親的肩膀爬上去的。他們心里都清楚，父親給的是一張入場券，能走多遠，全看自己的兩條腿。

3、那個“膽子大”的二兒子和他的跟頭

在這一群孩子里，許世友最掛心，也最頭疼的，就是二兒子許建軍。

許建軍這孩子，從小就跟別的兄弟姐妹不一樣。他不像老大那么穩重，也不像妹妹們那么文靜，他是真“野”。爬樹能上房，下水能摸魚，打架沖在第一個。許世友看著他，總是半喜半憂，常跟身邊的警衛員說：“這小子，膽子太大，將來是個將才，也可能是個禍根。”

小時候的“膽子大”是淘氣，長大了的“膽子大”就是隱患。許建軍參軍后，起初在南京軍區表現不錯，畢竟是老首長的兒子，又在父親眼皮底下，不敢太造次。那時候他穿著四個兜的軍裝，精神得很，訓練也刻苦，年年都能拿個五好戰士。許世友聽著匯報，嘴上不說，心里還是挺得意的，覺得這小子像自己，有股沖勁。

可是，時代變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風吹到了東南沿海。那時候的南京、福州、廣州，成了風氣的最前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混亂。各種思潮涌進來，各種商品倒進來，當然，各種誘惑也跟著來了。

許建軍這時候已經是團級參謀了，手里有了點小權力，接觸的人也雜了。今天跟這個老板吃飯，明天跟那個“高干子弟”喝酒。在那些推杯換盞中，他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被激活了。他覺得父親那一套老了，現在講究的是“靈活變通”。

那時候，東南沿海的走私活動非常猖獗。從電視機、錄音機到布料、汽車，只要能倒騰進來，就能賺大錢。軍隊和地方有些人勾結在一起，搞起了“官倒”。許建軍一開始可能只是覺得好玩，幫朋友牽個線，或者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著別人數錢。但他忘了，他穿的是軍裝，他姓許。

膽子大的人，往往對危險有一種本能的屏蔽。許建軍覺得，大家都這么干，法不責眾，再說了，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可他沒想到，這次的雷，炸得特別響。

1979年左右，中央下了大決心，要嚴打沿海走私活動。這不是一陣風，而是一場暴風驟雨。那些平時跟他稱兄道弟的“朋友”，有的被抓了，有的跑了。墻倒眾人推，為了爭取寬大處理，有人開始咬人。咬來咬去，就咬到了許建軍頭上。

其實，后來組織上查得很清楚，許建軍并沒有直接去船上接貨，也沒有親手拿大額的回扣。但是，他利用了父親的影響力，或者說是利用了別人對他父親的忌憚，在中間通融、打招呼，甚至參與了分紅。這在軍紀面前，就是大忌。這叫“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叫“嚴重違紀”。

消息傳到許世友耳朵里的時候，老將軍正在北京開會。那是中共中央的一個重要會議，討論國家的大政方針。休息間隙，老戰友聶鳳智把他拉到一邊，臉色很難看。聶鳳智和許世友是過命的交情，從紅軍時期就在一起，說話從來不藏著掖著。

聶鳳智壓低聲音，把許建軍的事原原本本說了一遍：涉嫌走私，已經被控制，正在審查，可能要重判。

許世友聽完，半天沒說話。他坐在休息室的沙發上，手里攥著那個隨身帶了幾十年的搪瓷茶杯，指節都捏白了。周圍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其他老戰友看著他的臉色，都不敢出聲。誰都知道，許世友這輩子最講究個“規矩”，戰場上誰要是犯了紀律，他槍斃起來眼都不眨。可現在犯事的是他親兒子。

過了好一會兒，許世友緩緩站起來，把茶杯重重往桌子上一墩，茶水濺出來，燙到了手背，他連躲都沒躲。他從腰間拔出那把勃朗寧手槍，“啪”地一聲拍在桌子上，震得煙灰缸都跳了一下。

這一聲，把屋里人的心都震顫了。

許世友的聲音沙啞，但每個字都像鐵塊一樣硬：“這小子，我早就知道他要闖禍！要是查實了，真的違反了國法軍紀，不用留情，該怎么辦就怎么辦！就是槍斃，我也支持！”

這話說出來，是真狠。但也只有了解他的人知道，這狠背后，是心在滴血。他是一名黨員，一名高級將領，在“公”與“私”的天平上，他只能選擇前者。如果這時候他護短，他這一輩子的清譽就毀了，他對部下的要求就成了笑話。

后來，經過嚴格的審查，考慮到許建軍并沒有直接參與暴力走私，且有一定的悔過表現，組織上最終沒有槍斃他，也沒有開除軍籍，而是給了他一個處分：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發配到青海西寧進行勞動改造。

青海西寧，那是什么地方？高原，缺氧，條件艱苦。對于一個在南京長大、養尊處優的高干子弟來說，這無異于從天堂掉到了地獄。但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是組織上看在許世友的面子上，也是看在他過去戰功的份上，給留的一條后路。

這件事，成了許家的一個禁忌。很長一段時間，家里沒人敢提“許建軍”這三個字。田普想兒子，想得偷偷抹眼淚，但也不敢在許世友面前提。許世友表面上看著跟沒事人一樣，該工作工作，該吃飯吃飯，但熟悉他的人發現，他那一陣子老得特別快，背也比以前駝了一些。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發泄在了工作上，沒日沒夜地看文件、下部隊，好像只有累到極致，才能不去想那個在青海喂豬、開荒的兒子。

4、最后的凝視與未盡的軍禮

時間走到了1985年。這一年，許世友將軍已經80歲了，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身上的舊傷一到陰雨天就疼，加上年紀大了，各種器官都在衰竭。但他還是堅持在崗位上，他說：“我要死，也要死在崗位上，不能死在床上。”

那年秋天，南京的梧桐葉開始落了。許世友的病情突然惡化，從一般的療養狀態轉到了病危通知。消息傳開，整個南京軍區都震動了。老部下、老戰友，還有那些被他罵過、提拔過的人，都往醫院跑。

病房里總是擠滿了人，但許世友有時候清醒，有時候昏迷。清醒的時候，他會拉著戰友的手問部隊的訓練情況，問南邊的邊境還安不安靜。昏迷的時候，他嘴里總是含糊不清地喊著一些名字。

醫護人員和家屬仔細聽，發現他喊得最多的，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沖啊”，而是幾個孩子的名字，尤其是——“建軍”。

“建軍……建軍回來了嗎？”這是他在彌留之際問得最多的一句話。

那時候的許建軍，還在青海的農場里。雖然組織上已經批準他可以回來探親，但手續繁瑣，加上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有限，等到電報發到青海，再等他坐火車往回趕，需要時間。

所有人都知道老將軍在等誰，但所有人都不敢說破。大家只能騙他：“快了，快了，建軍在路上了，火車跑得慢，馬上就到。”許世友聽了，眼神里會閃過一絲光亮，微微點點頭，然后又陷入昏迷。

那是一種怎樣的煎熬？一個一輩子金戈鐵馬的將軍，臨死前卻被親情和原則撕扯得粉碎。他一方面希望見到那個不爭氣的兒子，哪怕最后罵一頓也好；另一方面，他又怕見到兒子，因為見到兒子就意味著他要面對自己教育失敗的現實，面對軍紀被踐踏的痛苦。

1985年10月22日，許世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就在他去世后不到幾個小時，一身塵土、滿臉憔悴的許建軍沖進了醫院。他是坐了幾天幾夜的硬座火車趕回來的，鞋子上全是泥巴，衣服扣子都扣錯了位。

當他撲到太平間或者靈堂前（不同資料記載有出入，但情感一致），看到的已經是覆蓋著黨旗的遺體，和那張再也不會睜開、再也不會瞪他的臉。

據當時在場的親屬回憶，許建軍沒有哭出聲，他就那樣直愣愣地跪著，頭重重地磕在水泥地上，一下，兩下，三下……額頭磕破了，血流下來，混著淚水滴在地板上。

他嘴里反復念叨著一句話：“爸，我回來了……爸，我再也不敢了……你起來打我啊，你起來槍斃我啊……”

可是，那個會拍桌子、會拿樹枝抽他屁股、會把槍拍在桌上說要槍斃他的父親，再也不會回應了。

許世友這一輩子，給孩子起名用了心，教孩子做人用了情，處理兒子違紀用了鐵腕。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豐碑，也要求孩子們活成一棵棵松樹。他對許建軍的“狠心”，其實是一種更深沉的愛——他寧愿兒子在青海吃苦，也不愿兒子在刑場吃苦；他寧愿兒子恨他一輩子，也不愿兒子成為國家的罪人。

葬禮結束后，許建軍在父親的墓前坐了整整一夜。那是南京的深秋，風很涼，吹透了他的單衣。他看著墓碑上那幾個燙金的大字，仿佛又看到了父親那雙銳利的眼睛。

后來，許建軍回到了青海，繼續他的改造生涯，直到幾年后組織安排他轉業回到地方，進了一家工廠做普通的技術人員。他再也沒有穿過軍裝，也再也沒有提過自己是誰的兒子。他變得沉默寡言，踏實肯干，像變了一個人。

每年清明，許家的兄弟姐妹都會去祭掃。大家都會發現，許建軍總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會帶一瓶父親生前最愛喝的茅臺，倒一半在墓前，自己喝一半。喝著喝著，這個年過半百的男人，還會像個孩子一樣，對著墓碑敬一個不標準的軍禮。

有人說，許世友太狠了，連兒子最后一面都沒見上。也有人說，許建軍太渾了，辜負了父親的一片心。但歷史和生活，哪能用簡單的對錯來評判？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個特殊的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無奈和堅守。

許世友留下的，不是金山銀山，而是一種骨頭里的硬氣。這種硬氣，讓許家的孩子們在后來的風風雨雨中，雖然跌跌撞撞，但終究沒有一個真正倒下的。

當風吹過南京的將軍山，吹過許世友的墓碑，你仿佛還能聽到那個河南口音的老將軍在喊：“建軍！集合！”而那個曾經讓他操心、讓他憤怒、讓他牽掛的二兒子，是否還在夢里，聽見那一聲熟悉的斷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