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特務求照顧，陳賡回應提供百元生活費

1954年，北京西長安街的一棟灰磚小樓里，一封信被送到了陳賡大將手上。

信不厚，字跡卻很局促，像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

落款是“鮑君甫”。

身邊的同事看陳賡拿著信，半天沒說話，便好奇地問了一句，“這人是誰？”

陳賡的目光從信紙上移開，沉吟了片刻，只回了六個字，“老朋友，欠他一條命。”

這六個字，讓屋里的空氣都凝了一下。

一個能讓戰功赫赫的開國大將親口說“欠他一條命”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鮑君甫，廣東香山人，早年還有個名字叫楊登瀛。

他的人生起點不低，家境殷實，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過學，還正兒八經地讀過《共產黨宣言》的譯本。

回國后，他就在上海灘混，人脈廣，路子野，日語說得溜，跟租界的日本人都能搭上話。

1927年，大革命的風向突然變了。

鮑君甫因為摻和“討蔣運動”，被抓進了監獄，好在有蔡元培先生出面，才把他保了出來。

出獄后，日子不好過。

就在這時，他的老鄉楊劍虹找到了他，把他引薦給了陳立夫。

當時的陳立夫，正準備在上海搞個情報機構，叫“黨務調查科”，也就是后來中統的前身。

他一看鮑君甫這人能說會道，交際手腕高明，當即拍板，讓他當了駐上海的特派員。

從此，鮑君甫成了國民黨在上海灘的一只“耳朵”，在明面上風光無限。

有意思的是，這只“耳朵”，很快就有了第二個主人。

鮑君甫有個老朋友叫陳養山，是中共地下黨員。

陳養山覺得，鮑君甫雖然身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但骨子里對革命是同情的，是個可以爭取過來的人。

這事兒一層層報上去，到了周恩來那里。

周恩來當即決定，要留住這條“內線”。

負責跟鮑君甫接頭的，是當時中央特科的陳賡。

兩個同樣是黃埔出身的年輕人，在上海一家小酒館里見了面。

幾杯酒下肚，話不用說得太透，彼此心里都有了數。

他們定下了一個局，鮑君甫在明處，繼續當他的國民黨大特務；陳賡在暗處，負責接應和傳遞消息。

為了讓鮑君甫在國民黨那邊站穩腳跟，特科甚至會有意“送”他一些不痛不癢的情報，讓他去“破案立功”，好取得上峰的信任。

就這么著，鮑君甫的人生，被推到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位置上。

他開始用一種誰都沒想到的法子，當起了“雙面人”。

當上國民黨上海特派員后，鮑君甫的官越做越大，能接觸到的機密也越來越多。

他把這個優勢用到了極致，好幾次在關鍵時刻，給共產黨這邊遞來了救命的情報。

1929年，中央軍委的秘書白鑫叛變，導致彭湃、楊殷等重要同志被捕犧牲。

鮑君甫利用職務之便，第一時間就摸清了白鑫的藏身之處和行動規律，悄悄把情報遞給了陳賡。

最終，特科的同志根據這份情報，成功除掉了這個危險的叛徒，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同一年，任弼時在上海被捕。

也是鮑君甫在其中周旋，他假意配合調查，暗中協助組織，最終讓任弼時得以成功脫險。

最兇險的一次，是1930年。

一個叫黃第洪的同志從蘇聯回國，組織上安排周恩來與他接頭。

可誰也沒想到，這人一回國就變了心，偷偷給蔣介石寫了密信，準備在接頭時出賣周恩來。

這在當時，是個足以扭轉乾坤的險局。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鮑君甫截獲了這條要命的情報。

他火速把消息傳給了陳賡的助手劉鼎。

周恩來因此及時改變了行程，躲過了一場大禍。

可以說，鮑君甫的這份情報，直接保全了周恩來的性命。

那幾年，鮑君甫一邊是國民黨特務頭子的信任和獎賞，一邊是共產黨同志的安危和革命的前途。

一步走錯，就是萬丈深淵。

再周密的計劃，也擋不住意外的發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

這個人知道的機密太多，他的叛變，給當時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錢壯飛拼死送出警報后，組織上大部分人員連夜轉移。

陳賡也聯系了鮑君甫，讓他趕緊離開上海躲一躲。

可鮑君甫仗著自己關系網深厚，覺得國民黨那邊沒有他叛變的直接證據，便猶豫了，沒有第一時間撤離。

他失算了。顧順章的供詞里，還是咬出了他。

雖然國民黨沒有抓到他通共的確鑿證據，但還是把他秘密拘留了起來。

在監獄里，他被審了兩年，硬是一口咬死自己和共產黨毫無關系。

1933年，陳賡也在上海被捕，命運弄人，兩人竟被關進了同一個監倉。

一夜無話，直到天亮時，陳賡才輕聲對他說，“將來江山易主，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這句話，鮑君甫記了一輩子。

不久后，陳賡被成功營救出獄。

而鮑君甫，則在牢里繼續煎熬，直到幾年后才被舊友花錢疏通關系保了出來。

出獄后，他的人生徹底變了。

國民黨雖然給了他一個“反省院副院長”的閑職，但實際上已經不再信任他。

他成了一個被兩邊都“遺忘”的人。

時間一晃到了新中國成立后。

1951年，南京市清查國民黨時期的舊職人員，要求統一登記。

鮑君甫心想，自己當年是為共產黨做事的，不算“國民黨舊職”，所以就沒去登記。

結果，他因為“拒不登記”，被當成“故意隱瞞身份”給抓了起來。

在法庭上，他才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情況，并提出讓陳賡將軍為自己作證。

一封電報發到北京，陳賡看到后，立刻回電確認了此事。

鮑君甫當場被釋放，法院改判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滿后，鮑君甫的生活卻陷入了絕境。

他過去的積蓄早已耗盡，只能在南京夫子廟擺個舊書攤，靠著微薄的收入養活一大家子人。

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實在撐不下去了。

于是，在1954年的那個秋天，他鼓起勇氣，給遠在北京的陳賡寫了那封求助信。

信里，他沒有提過去的功勞，只是窘迫地訴說了眼下的困難。

陳賡收到信后，沒有絲毫猶豫。

他拿起筆，當即批示，每月補助鮑君甫生活費一百元，由南京市公安局執行。

過了一段時間，陳賡覺得一百塊可能還是不夠，又主動讓南京那邊把補助加到了每月一百五十元。

這筆錢，在當時，足以讓一個家庭過上溫飽無憂的生活。

它不僅僅是錢，更是一份遲到了二十多年的認可，一份生死之交的情義。

1956年，鮑君甫還被專車接到北京，和陳賡、李克農、陳養山這些當年的老戰友見了面。

大家推杯換盞，不談驚心動魄的往事，只問他衣食冷暖，還張羅著要給他換副好假牙。

此后，陳賡每次路過南京，只要有時間，總會去看望他。

可惜的是，這份平靜并沒能持續太久。

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風暴再起，鮑君甫因為他復雜的歷史，再次受到沖擊。

審查人員反復要他“揭發”陳賡、李克農，他卻始終一言不發。

妻子急得直哭，他反倒很平靜，“老陳在的時候，不讓我說假話；老陳不在了，更不能讓人給他栽贓。”

1969年，鮑君甫在南京病逝，終年七十六歲。

臨終前，他只對守在床邊的子女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叛徒，周總理心里明白。”

他沒有說錯。六年后，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拉著羅青長的手，逐一念出了一批在隱蔽戰線上做出過貢獻卻未被公正對待的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鮑君甫”。

如今，那封泛黃的求助信和陳賡的批示，都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里。